香山慈幼院党支部的活动
我是香山慈幼院的学生。1926年8月的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
这一天，天高气爽，阳光灿烂，慈幼院师范中二班教员预备室内寂静而庄严，在支部书记夏基鸿和党员鲍双印参加下，我举手向党宣誓：自愿加入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这个入党仪式是秘密进行的，也很简单，但是，它是我政治生命的开始，是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革命事业献身的出发点，是我几十年革命生涯的源头。
介绍我入党的是我们班学生党支部书记夏基鸿和党员鲍双印。夏基鸿是来自湖南的一个孤儿，在我班成绩很好，善于演讲，在同学中有威信。后来，听说他离开慈幼院，在南京参加地下活动，不幸被捕，不知下落。鲍双印就是慈幼院附近碧云寺下面的北辛村人，他与胞妹鲍淑华都是慈幼院的学生。1927年鲍双印在北京牺牲。对这两位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同志，我至今铭记在心。
我入党之前，慈幼院已经有了一些党团员，男校单独建立了一个党支部，胡荣庆和夏基鸿都担任过支部书记。鲍双印是西郊团委书记，负责院内的工作。那时，党团员的界限不是划分得很明显，大家经常在一起学习、开会。
我入党后不久，夏基鸿离开慈幼院，由我接替他担任了党支部书记，这时，我刚满16岁。除我之外，还有支委二人，一是宣传委员贺成章，他是中级五班的学生；一是组织委员梁一鸣。
梁一鸣，原名梁伯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当时是中级四班学生，1926年4月清明节时入党。中学时，梁一鸣数学成绩不好，上课时，表面上很用功，在课本上认真列算式，记了不少数学符号，实际是用数学符号代表支部各个党员的名字、分组等情况，因他是组织委员，管理党员名单。他记录的这些内容，只有他自己知道，别人看不懂，连我也不明白。有一次，因闹学潮，警察到慈幼院来搜查，在梁一鸣的作业本上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符号加以追查，他以作算题草稿为由来应付，警察看不出问题，只得作罢。1928年12月，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第二集团军（驻河南洛阳）曾派人来慈幼院聘请学生，去当助教和练习军医，梁一鸣也是应聘学生之一。
我们党支部主要是受中共西郊区委的领导，区委书记姓陈，名字已忘记（1927年牺牲）；但中共北京地委有时也派人和我们直接联系，当时地委委员、工人部部长吴可同志就是与我联系的一个，我也常在他的领导下进行工作。除了慈幼院外，他还常去清华、燕大、碧云寺、香山一带活动。他和地委、区委的其他同志来西郊时，常以养病为由，在碧云寺的偏殿内居住，以掩护身份。吴可和我们接头开会时，常在碧云寺偏殿内，或在慈幼院的图书馆等地。
语文老师郭乃岑也是我们支部的一个成员，但他不常同我们一起开会，也很少参加我们的活动，似乎另有其他的任务。同学中间对他有一种神秘的感觉，觉得这位老师为人很机警。他平常一个人单独居住在院内一所楼房下面的房间内，房子在楼房的犄角，房门在楼房走廊的一端，窗户向着楼房的后院山坡，窗门却是常常关闭着的。但他又对打扫房屋的青年校役关照说，不要把窗子关严，关严了开起来不便。我们猜测他这样做是有用意的，常常关着窗子是为了避免旁人窥视他在房内的活动；不把窗子关严则是一旦发生意外，他可以迅速从窗口出走。他与学生接触时，还常常装着听觉不灵敏，有时同学向他提出有关时事之类的问题，向他请教时，他只“嗯”一声，好像不曾听清，不予答理。我们想他一定是与上级党组织是单线联系，怕暴露自己，才十分谨慎。1927年4月，李大钊同志牺牲之前，北京曾有一段时间发生白色恐怖，那时就见不到郭老师的踪迹，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以后才知道去了东北，在吉林市毓文中学任教，曾以“郭桐轩”的名字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
我担任党支部书记后，活动比以前有较多增加，主要是根据中共西郊区委的指示和布置，结合北京的形势和革命斗争的需要，开展各种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各项政治性活动，进行反对封建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提高党团员和群众的政治觉悟，并在活动中发展和壮大党团组织，扩大进步学生队伍。工作的内容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培养新的党员，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支部要经常传达文件，组织学习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书刊。
如《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也就是有关第一次国共合作内容的文件，我虽然早在1925年上半年就曾见到过，但那时知识少，觉悟低，对宣言的意义印象很浅。这次，又在支部内作了传达和学习，认识就深入了一层，懂得孙中山在我们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将他所倡导的旧三民主义，改变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我们党的政策是要联合国民党，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使我了解到当前的任务是要打倒列强，打倒军阀，使国家得到统一。
这时，国民政府已经开始进行北伐战争。7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通告》第一号，要求“在北方各地应当号召民众积极的起来，响应北伐”。不久，我在支部内传达了通告的内容和中共北京地委的指示，使大家懂得当前北京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拥护北伐；同时，发动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在院内外张贴和散发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拥护北伐之类的标语传单，推荐阅读报纸上揭露军阀张作霖罪行和英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章。
通过这些宣传学习，我和支部的同志大体了解了一些当前的斗争形势，懂得了一些党的政策，政治觉悟都得到了提高。当时为了保密，我们把一批学习和宣传的资料，包括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藏在了风雨操场的房梁上。
除随时传达和学习党的文件外，还有日常的读书学习，主要是组织党员阅读和学习《共产主义ABC》等比较浅显的马列主义启蒙读物，有时，组织少数同志阅读和学习《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等较深一点的马列主义书籍。许多人都很用功，梁一鸣学习就比我好，他还在他的班上作过讲解。
此外，通过学生会在图书馆内成立读书会，派党员负责组织。除党团员外，还吸收一些积极分子参加，组织阅读《新青年》、《中国青年》、《响导》和“创造社”、“南国社”的刊物，鲁迅的作品，郭沫若、茅盾的作品，蒋光慈的小说等进步书刊，增进大家的知识，启发进步思想，提高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
我们还利用学生自治会，组织工人夜校，地点在镇芳楼上，每班约10多名校工参加学习，给他们讲工人、农民受地主、资本家剥削压迫的原因和反抗的道理。
我们党支部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配合革命形势和斗争需要，开展对外宣传。慈幼院的图书馆成了我们党支部的活动阵地。
同志们在这里抄写稿件，写标语，印传单，内容结合当时北京发生的重大事件，抗议军阀政府镇压人民的暴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军阀混战等等。
慈幼院的四周建有较高的围墙，要把这些传单标语拿到围墙外面，到街道村镇上张贴散发不容易，我们想了一个办法，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派身体强壮又胆量较大的同志从围墙下面的流水沟里钻出去，将传单标语贴在院外附近的街道和较远的小镇上，有些还塞进居民住房的门缝里。第二天天亮时，如听到外面人声嘈杂，议论纷纷，我们就知道发生了作用。
当时，我们这些党团员不过是些10多岁到20来岁的青少年，缺乏斗争经验，没有把标语传单上的笔体字迹仿造改写。警察局发现标语传单后，很快就认出是出自青少年学生之手，便派人到慈幼院来追查，并且根据各人的笔迹查出了书写者姓名，准备加以拘捕。幸得院长熊希龄出面交涉，说这些学生还是小孩子，不懂事，以后我们严加管束就行了。警察局慑于熊希龄的名望地位，也不便过分与我们为难，只得作罢。
当时，我们党支部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广泛联系和团结群众。进行这项工作时，主要是利用各种文化艺术活动和体育活动，在我们的周围能够团结一批同学，从中发现和培养思想进步有革命要求的积极分子，不断发展和扩大党团员队伍。进行活动时，完全是通过公开合法的团体或由行政方面出面，我们党团员只在其中起骨干作用。
那时，院里成立有学生自治会，各班有班会。我们有意识地选派在学生中有较好影响的党团员去担任学生会委员和各班的学委，如党员于志厚就担任过学生会的主席。
这样既便于把党的意图贯彻到群众中去，能够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又有利于隐蔽党团员的身份。如在学生会中就由分管学习的委员（党员）去管理图书馆，使他能利用工作的方便，采购和引进一些进步书刊。由于管理图书馆的是我们的党员，在图书馆内集会和开展活动也有了便利条件。各班的学委也常常举行有倾向性的讲演会、辩论会，用进步思想影响群众。至于学生会的主席、委员活动的规模就更大，影响更广，他们时常向熊希龄等院方的领导提出建议，邀请外界名流学者到院内演说，讲述时事问题或学术问题。
分管体育的委员协助体育老师，动员同学踊跃参加课外的体育活动，举行各种球类和田径比赛。如班级的足球比赛，除动员同学参加外，我也上场，担任二门守门员（即后卫）。有时还派出以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为骨干的篮球代表队到北京市参加中学生篮球比赛。
我院球队打得顽强活泼，成绩出色，颇受赞扬，扩大了慈幼院在市里面的影响，与此同时，也使我们同其他学校的学生有了接触的机会，加强了联系。
那时，国术（武术）很盛行，我们也提倡练习武术。学生会和班会便协助武术教练赵国祥，动员同学练武，由教练上武术课，练形意拳、太极拳，练习剑枪棍等，并让武术成绩出色的同学在运动会上表演技艺。当时，我也喜爱武术，能打拳，会耍春秋大刀，在会上表演时，常常得到师生的称赞，也扩大了我在群众中的影响。
我们还组织了一些业余的文化戏曲团体，参加院内的各种集会。如话剧团演出的同学自编自排的活报剧《爆炸》，用爆竹作道具，表示出枪击敌人消灭反动派的剧情。
每当运动会结束后，照例表演文艺节目，作为余兴。我们剧团通过演双簧，讽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言行，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引起同学的浓厚兴趣，启发了他们的政治觉悟。
我们的歌咏队、音乐队除在会场演唱外，还在同学中教唱革命歌曲，“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经常响遍校园。在高年级学生中的党团员中，还教唱了《国际歌》，有些非党学生也偷偷地学会了这首歌曲。1927年“4·12”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我们修改了国民党党歌的歌词，把原来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利民国……”改为“杀民主义，狗党所宗，以害民国，以祸吾民”。通过歌唱改动后的新词来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罪行。
我们除在院内开展文艺活动外，有时还去院外演出。
有一次，北京各界人士在北海公园举行长江水灾救济会的义演募捐，搭戏棚舞台演出各种戏曲文艺节目，梅兰芳与杨小楼在北海的五龙亭上演京剧《霸王别姬》。
这是名角名剧，自然吸引了众多喜爱京剧的观众，场内外人山人海，十分热闹。我们慈幼院的业余文艺武术组织也参加了那次义演，在北海琼岛的北侧偏院，面对五龙亭，同梅兰芳等唱“对台戏”，演出汪（笑侬）派名剧《马前泼水》，饰演朱买臣、崔氏的同学演得有声有色。还有一些舞刀弄剑的同学，表演了几套武术，也很精彩。这些青少年学生的业余技艺，竟然也有上百人来观看，博得了阵阵掌声。
在这些活动中，我们的党团员多数都成了骨干力量，周围团结了一批活动分子，经过一定的教育培养，政治觉悟有了明显提高，其中不少人参加了党或团的组织。
1926年冬到1928年初，在我一年多党支部书记任期内，支部的党员由原来的30多名发展到70多名，其中有些同志以后还成了我党的中高级干部。在党团员中，除汉族外，还有金析润、刘光志、李炳国等朝鲜族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