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慈校友在延边建党
我们“香慈”党员同学分别到延边各县任教，积极开展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有力促进了延边区党委的建立和延边党组织的发展。
1928年夏，周东郊将龙井村党支部和从北京“香慈”来到延边的党员情况，报告给满洲省临委，并建议以此为基础，建立延边地区党的组织。后来，周东郊又派我去延吉、汪清、和龙、珲春等县联系，并将我去各县联系的情况报告满洲省临委。
经过省临委研究，同意在延边地区建党。1928年8月，中共延边区委（后改特委）在龙井成立，周东郊同志任区委书记，我任组织委员，赵志刚任宣传委员，区委驻地设在龙井村《民声报》社，隶属满洲省临委。
不久，我从龙稽查处村小学调到三道沟（即现在的和龙市）六校任教。8月，我与郝全、贺锡光同志一起，组建了和龙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和龙县三道沟支部，我担任党支部书记，还在学校建立起童子军组织，由我担任童子军教练，以合法名义领导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和龙县立六校童子军从诞生那一天起，即在中共三道沟党支部的影响与带领下，改变学校旧面貌，向校外宣传革命和反日思想，逐渐成长为一支反帝、反封建的学生骨干组织。
“香慈”同学赵启刚分配到延吉县小学任教时间不长，即因急病来不及抢救病逝在那里。回想赵启刚在香山慈幼院读书时，为党的工作不辞辛劳，刻钢板，搞宣传，积极主动，是一位合格的好党员。对他过早地去世，我们大家都很悲痛与惋惜。
这段时间，周东郊到三道沟来巡视工作，常给学生们演讲，传播革命真理。校长周玑璋当时虽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思想进步，常去听周东郊演讲，还随学生一起上街游行。
周校长是个瘸子，是由山东闯关东来的，他爱听我的课，常叫我“光蛋”，因为我只有一床被子和一个书箱，别无他物，故而，他送我一个外号叫“刘光蛋”，就是穷的意思。他常一拐一瘸地说，“光公”又讲课了，我去听一听。我在课堂上给学生讲反动统治阶级如何压榨、剥削贫苦农民，欺负朝鲜族劳苦大众，称朝鲜族为“小国人”等情况。周玑璋听了，说我讲得有道理（“九一八”后周玑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戏校校长）。
延边区委建立后，为加强党的工作力量，我们请省委派党员到东满工作。很快，部分曾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海陆丰革命斗争的朝鲜族中共党员被派回延边。同年9月，延边先后建立起10个党支部，共有党员22名：八道河子党支部书记赵志刚、局子街党支部书记李德保、铜佛寺党支部书记程贵珍（女）、老头沟党支部书记伊福海、光霁峪党支部书记贺锡光、瓮声拉子党支部书记姚茂才、和龙党支部书记谢采屏、珲春党支部书记曹振家，三道沟党支部书记由我兼任，龙井党支部书记由周东郊兼任。从“香慈”来的10名党员分别担任了10个党支部的书记。
在延边区委领导下，我们利用合法身份，在师生中传播马列主义，开办群众夜校，走街串巷，深入农村和工厂演讲，散发传单，举行秘密集会，唤起群众觉醒；同时，利用《民声报》进行宣传鼓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和国民党政府及军阀的黑暗与腐败。
《民声报》是20年代后期延边地区唯一的一份进步报纸，它以代表民意、为民喉舌为己任，并成为后来建立龙井村党支部的摇篮。《民声报》第一任总编为安怀音，是国民党的中间派人物，在龙井工作了不长时间，便辞职回了奉天。龙井村党支部书记周东郊抓住这个时机，请满洲省委派人来龙井。9月，省委派党员孙绂生（又名孙佐民，解放后曾任大连市民政局长）和李别天到龙井，担任《民声报》的编辑和校对工作，又经周东郊举荐，由党员苏子元接任《民声报》第二任总编辑。
由于我和赵志刚同志不在龙井工作，不能经常参加区委活动，在孙绂生和李别天到来后，延边区委作出调整，由孙绂生同志担任区委组织委员，李别天同志担任宣传委员，我和赵志刚则专职做党支部书记工作，不再担任区委委员。
由于《民声报》从总编辑到各版编辑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因此，报纸也就真正成为民众的喉舌和党的喉舌了。后来，延边区委创办了党内秘密刊物——《东满通讯》，专门刊登党的工作指示，转载省委有关文件和学习材料，对加强延边地区党的思想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龙井村党支部之所以能够利用《民声报》开展工作，一方面是由于报社内党员同志的作用，另一方面则由于这张报纸是当地工商界、教育界的爱国人士创办和领导的，这些人有反日爱国思想，有的人思想上接近共产党。因此，《民声报》诞生不久，即以大量篇幅刊登社论、社会调查、通讯、杂文等，号召群众行动起来，向压迫者和侵略者展开斗争；报纸还开辟了“文艺”、“＿工人园地”、“妇女”、“儿童”等栏目，用格调清新的白话文介绍新俄农村，转载苏联革命文学《铁流》等作品，提倡新文化，传播妇女解放的新思想，主张男女同校，妇女剪发，婚姻自由。
在党的影响下，当地知识分子在龙井建立起党的外围群众组织——荒原学会，以联络、团结知识界为宗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大量宣传鼓动工作。
参加“荒原学会”的，除了党员苏子元、赵志刚、谢采屏、李别天和我以外，还有许多当地党外知名人士，如成城中学校长张捷三、三道沟小学校长周玑璋、《民声报》朝鲜文翻译郑快儿以及爱国知识分子周东阳、周晨光、王丕成等，也都参加了荒原学会。
龙井村党支部控制的《民声报》在这段时间里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它犹如一把尖刀，插在敌人的心脏。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对此又怕又恨，当时日本人创办的《间岛新报》曾惊呼《民声报》和由北京来的教师是延边地区的两大“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