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袁拙农老师
袁拙农老师到香山慈幼院任教的时间，我记得是在1935年9、10月间；离校的时间是1936年春节后不久（可能是2月底3月初），前后总共不到半年。他当时担任五、六年级的史地课任教员（究竟教几个班，我也不太清楚）。
我记得在他到来之前，我们班的史地课没有固定教员，有时是教务主任李子安教，有时是图书馆主任刘梦兰教，我们班级任教员张海门和另一位五、六年级的级任教员蔡松乔也曾教过。
这短短的五、六个月正处在中国历史的大转变时期：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战胜了蒋介石的反复“围剿”，胜利到达陕甘宁地区，对推动和领导全国抗日救亡斗争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则是日本帝国主义迅速加快了侵华的步伐，华北以致全国都已处于其鹰爪的威胁之下。
面对这种局势，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到处奔走呼唤，谴责蒋介石妥协退让、坚持内战的误国行径，宣传全民团结一致抗日的重大意义，并纷纷组建各种抗日救国团体。
袁拙农老师紧跟伟大历史潮流，积极向同学们传播革命思想，宣传抗日救国。我记得他在上课时，经常离开书本教材，向同学们讲述党领导工农红军同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英勇战斗的事情，还有东北抗日联军与朝鲜人民军配合给日寇以严重打击的故事。袁老师还用蒋（介石）冯（玉祥）矛盾中冯玉祥对蒋介石的嘲笑和挖苦，揭露蒋介石阴险、狡诈的反动面目。
我记得他讲的要点有，冯对蒋的评价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有一天，冯白天提灯笼去见蒋，蒋问为什么白天还点灯笼？冯说因为这里太黑暗了；蒋和宋美龄结婚时，冯送去一箱礼品，蒋打开一看都是人民控告他的状纸。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袁老师又系统介绍了从“五四”、“三一八”到“一二·九”的历次革命运动史，使同学们知道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都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
袁拙农老师极擅长用通俗的故事、用与当前现实相结合的语言，向同学们表述重大的革命道理。因此，同学们都以极大的兴趣听课，每次都是全课堂鸦雀无声，专心致志地聆听。
当然，他讲的内容，许多都是群众中传诵的故事，不管真实程度如何，但确实表达了人心的向背。可以丝毫不夸张地说，是袁拙农老师把全校同学带进了时代激流“一二·九”运动，是他使同学们学会初步鉴别什么是顺历史潮流的进步力量、进步思想与逆历史潮流的反动力量、反动思想。
经过袁老师的宣传教育，壮大了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力量的声势；坚定了同学们对革命事业的正义性与必然胜利的信念。
袁老师当时在校内的影响不仅限于他讲课的班级，而且还影响到了他不任课的三、四年级。我在《香慈校友通讯》第七期上看到湖南校友刘致臻写的回忆文章，他也谈到了袁拙农老师。刘致臻校友就是当年三、四年级的学生。
袁拙农老师是被当时得二校主任孙钰解聘的，时间是1936年初（大约是春节后刚开学不久），公布的解聘理由是他喝酒、赌钱、不洗脸、不讲卫生、有失师道。
当然，孙钰是不可能以他宣传抗日救国为理由解聘他，孙钰心里明白，那样做会引起学生更大的气愤。但明眼人一看就能清楚地了解到，他的这一举动是与当时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是分不开的。
我记得，当时为了挽留袁老师，不少同学曾痛哭流涕地聚集在孙钰居住的小楼外，除呼喊“把袁老师请回来”等口号外，还高呼“打倒文化汉奸孙钰”。
这一口号的来源，究竟是袁老师提的，还是在袁老师的教导下同学们提高了觉悟和识别能力自发提出来的，现在已无法做出确切的回忆了。我以为，在当时激烈的斗争中，喊出这一口号是很自然的。
为此，孙钰还在全校大会上作了反驳，他在讲话中念了一条当时报纸上刊登的一条新闻（是什么报我记不清了），内容要点是说，北平市社会局召开一次有教育界人士参加的会议，强调学生要安心读书，不要参加各种影响学习的活动，出席会议的有北平市社会局长雷嗣尚和小学教育专家孙钰等。他强调，他只参加了一次这样的会而已，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文化汉奸。事实上，当时雷嗣尚站在历史潮流的对立面，反对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孙钰在大会上宣扬自己，对袁拙农老师进行了诋毁。
据我的回忆，他那次举动是徒劳的，丝毫没有改变同学们对他的观感，也没有冲淡同学们对袁老师的怀念。
袁拙农老师在这场斗争中并没有驯服屈从，我记得在春节后（就是在他被解聘后不久）他还返校过，曾在我班教室黑板上写过一句“袁拙农返校复课”。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斗争不可能取得胜利，他最终还是被排挤走了。
【一点补充】
李光华忆袁拙农老师的文章写得很好，我很佩服他的记忆力。袁老师虽然在二校时间短暂，但给许多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年他要离开学校时，在同学中引起很大反响，许多人到他的宿舍去告别，一间十米左右的房子，床上、桌上、窗台上挤满了人，同学们满怀忿懑和惜别之情，纷纷诉说，不少人在抽泣。五、六年级高班同学在送别袁老师的当天，还举行了自动罢课。
我当时正在五年二班，教务主任李子安的课上了一半，不知谁一拍书桌，全班的人纷纷跑出课堂，到操场集合。高年级几个班还整队到宫门口汽车站，送袁老师上车。
袁老师走后，有的人围在孙钰校长的小楼高呼口号。在我的记忆中，这像一次自发的行动，是出自同学内心对袁老师的爱戴，对学校辞退他极端不满，从而引发了这次风波。
袁拙农老师对同学进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激发了同学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增强了民族意识，他在课堂上曾通俗地讲过什么是共产主义，我只记得“大家有工作，大家有饭吃”，更深奥的道理我没印象。在课余时，我们到他宿舍去谈，袁老师曾倡议我们到河北农村去看看，去参加当地的农民革命斗争。
李光华同志在文中说：“经过他的宣传教育，壮大了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力量的声势；坚定了同学们对革命事业的正义性与必然胜利的信念。”
我觉得当年的小学生尚不能达到这种高度。我虽然也满怀爱国热情、报国之志，但在政治上是十分幼稚的。那时是在30年代国内革命战争之际，对于我党斗争真实情况一无所知。报纸上都是对共产党的攻击诬蔑，常常报道“朱毛匪军”的骚扰和溃败。当然听了袁老师的讲课，我们明白袁老师是赞同共产党的，也许他就是一个共产党员。同学们也因为袁老师的宣传而对共产党有了一定印象，有了好感。
但李光华同志的回忆是真实的，因为这反映了当时他的认识和理解，他和他的朋友郭启垣（后改名张君）都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俩政治上比较早熟，因为他们都受到革命家庭的教育和影响，李光华的父亲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李大钊同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郭启垣的哥哥是我党二十年代的老党员。李光华和郭启垣是阅报室的常客，还对同学介绍过形势，在去音乐教师的路上，他们也曾低声唱过《国际歌》，而我们大部分同学对国内政治形势还浑然不解，但有一条二校的同学是共有的，既是都有强烈的爱国意识。
李光华和郭启垣在七七事变爆发后，即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李光华参加过冀东大暴动，后去延安；郭启垣一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平西、平北地区工作，不幸的是郭启垣于1985年病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