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抗战，保卫冀南抗日根据地
1942至1943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
从1941年起，日伪敌人对冀南根据地实行连续扫荡，在根据地内侵占大的村镇，建碉堡，修公路，实行“格子网”战术，并大肆发展伪军，加紧对根据地的清剿。
面对敌人分割、封锁我根据地的严重情况，冀南军区下达命令，各分区以基干团三分之二的兵力，新四、七、八旅各以三分之一兵力挺进敌占区，分散活动，以班排组成小部队，逐步深入敌“格子网”内，辗转游击，打击敌人。
冀南行署根据冀南区党委“关于冀南严重形势与反扫荡准备”的指示，首先从思想上整顿党的作风，更加深入地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同群众一起讨论政治形势，充分认识冀南面临的严重局势，坚定抗日胜利的信心，忍受暂时的困难；同时，下大力气，抓好民兵工作。在冀南，35岁以下的男女青年几乎都编入了基干民兵，还建立了妇女武装和儿童团。冀南这个全民皆兵的汪洋大海，长时期地、有力地抗击困扰着敌人，消耗着敌人的有生力量。
我们也都换了便装，行署机关只留少数几位领导带领精干武装，经常出现在各区县群众面前，其他领导则隐蔽在群众当中，实行分片领导。
对敌斗争的策略和形式也有很大的变化，我们采取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相结合，政治攻势与武装袭击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群众性的除奸反特活动和瓦解敌伪军的工作；同时，组建武工队，实行“黑红点”功罪簿的宣传控制。
所谓“红黑点”，就是把日伪人员的名单用大字报写出来，贴在村头和乡镇街道旁，凡做一件好事的就划上一个红点，做一件坏事的就划上一个黑点。日伪汉奸就怕点他的黑点，他们也要给自己留条后路，所以这种办法对分化汉奸队伍，惩治坏人起到很大作用。这是一种很好的斗争方法，便于我们集中力量，打击死心塌地的“铁杆”汉奸。
在斗争中，武工队还创造了很多打击敌人的方法。如在距离敌人控制较远的老区各村，挖了地洞或地道，地面上有四通八达的交通沟，改变了村形，堵街口，开暗门，户户相通。这既利于平原游击，又便于群众安全转移。
总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冀南人民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反清剿、反封锁、反奸特的生死斗争，在严峻的战争锻炼和考验面前，涌现出无数的动人事迹。那些机智勇敢杀敌立功的民族英雄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
这一时期，偏偏祸不单行，冀南又遭受了自然灾害的袭击。1941年至1942年6月间，冀南一带雨水很少，旱情严重，不少地区种不上庄稼，尔后又闹水灾，还有蝗灾，人民生活异常困难。
我们一面带领群众夜以继日地同日本侵略者斗争，一面发动党政军民一齐动手，从事生产劳动，大力组织互助，开展度荒运动。那时候，一切为了抗战胜利，党群之间、军民之间形成须臾不可分离的血肉联系和鱼水关系。
正当冀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敌救灾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对我华北根据地作了合围扫荡的部署，他们首先拿冀南根据地开刀。1942年他们在冀南连续制造了“四·二九”、“六·一一”、“九·一二”和“十一·七”四起铁壁合围大扫荡。
但是，我们最终都胜利地突出重围，敌人并没有达到聚歼我首脑机关和主力部队的目的。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我们如何生存呢？当时只有两个办法：即上靠党的领导，下靠人民群众的支持。
我们利用“灯下黑”这个浅显的道理，将冀南银行的金库隐蔽在敌占区敌人眼皮底下的村庄里，保证金库安然无恙。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战争，尽管日寇一再强化治安，但中国老百姓的心是相通的，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医院的伤病员和抗日小学的学生，遇到敌人前来扫荡，便分散在老乡家里，学生们装扮成老乡的子女，伤病员隐蔽在人民群众汪洋大海之中，干部和工作人员则跳到敌占区，由老百姓掩护。尤其是伤病员转移和医治完全靠人民群众的保护，我们专署有个医院，只有院长和医生，没有病房和医疗室，伤病员都是安放在各村各户，医生骑着自行车或毛驴到各村各户给伤病员治病，病房也是移动的，今天在这个村，明天就搬到那个村，今天在李家，明天可能转到张家。完全靠群众来掩护。我治伤8个月，就转移4个县，数十个村庄。群众像亲人一样把我掩护起来，真正体现了鱼水关系。
就是在敌人据点里，兴办的小学也是上三种课本，一是千字文，百家姓之类；二是日伪课本；三是抗日课本。敌人督课，就上一二种课本，敌人不在，就上抗日课本。抗日课本是油印的，敌人两眼一摸黑，根本无法发现我们。冀南行署有一所干部学校，校长是任仲夷同志，他负责培训行署管辖内的县级干部。办学方式也是游击式，学员每人一杆枪、两枚手榴弹。敌人来了能躲就躲，躲不开就打。宣传队平时为老百姓演戏唱歌，文艺宣传，敌人来了就转移到其他地区。总而言之，党领导的民族抗日战争，处处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
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对冀南的严重形势非常关心，对冀南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给予高度赞评，多次给予重要指示。5月初，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指示我们要提高信心和勇气，充分认识形势的严重性和斗争的残酷性、长期性。6月下旬，北方局也指示：冀南正处在严重危险之中，要求我们在困难和危险面前，克服悲观情绪，提高斗争勇气，坚持抗战，与冀南千百万群众共存亡。
冀南区党委认真贯彻这些重要指示。面对艰难的斗争形势，党政军民毫不畏惧，主动出击，开展工作，恢复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1942年6月，冀南区党委和军区检查总结了前一阶段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认为由于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坚持了冀南平原根据地，但部分干部对斗争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存在单纯退守和隐蔽的错误思想，以及执行政策上的缺点，造成被动局面。
根据北方局和刘邓首长的指示，冀南区党委决定紧缩上层领导机关，地、县书记兼部队政委，野战军和地方部队合并；同时，冀南区党委还发出了《关于贯彻党的正确政策，以打开冀南严重局面》的指示，动员冀南军民坚持根据地斗争，克服当前严重局面。
6月11日，日寇又对我六分区枣（强）南地区发动大扫荡；9月12日对枣南公路两侧进行大扫荡。
由于冀南党政军机关较之从前更为精干，思想上有了充分准备，发现情况后，及时转移，使敌人合围扑空。此后，冀南根据地逐步由被动变主动，并节节取得胜利。
军事上粉碎日寇的“扫荡”，主要采取游击战，同时也不放过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敌人采取数路分进合击，我军则集中主力，打敌一路，以求粉碎敌军的围攻；敌人分区“扫荡”，我们则分散兵力，以小部队游击歼敌，取得反“扫荡”战斗一个又一个胜利。
1942年5至10月间，冀南共进行大小战斗540多次，歼敌4000余人，攻克据点、碉堡59处，破坏封锁沟墙130里。到1942年底，我们上半年退出的地区大部分恢复建立了正常工作。
为揭穿国民党反动派诬蔑抗日根据地军民“游而不击”的谎言，1942年冀南行署派党员张芥士和朱介子到重庆，宣传共产党、八路军坚持冀南抗日根据地，发动人民群众挖掘交通沟数万里，改变村形地貌以困扰敌人。重庆大众听说他们是从敌后平原地区来的，纷纷邀请，影响很大。他们的报告，给抗战大后方人民以很大的鼓舞。
在艰苦的反“铁壁合围”斗争中，冀南军民英勇奋战，予敌以沉重打击；但是，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和牺牲，许多党的优秀干部血洒冀南大地，为国家为民族献出了宝贵生命。仅此两年中，便牺牲了旅、分区地委一级干部20多人，他们是肖永智、易良品、赵义京、杨宏明、陈元龙、孙毅民、袁鸿化、夏祖胜、陈耀元、李忠、李力、王泊生、李松霄、解蕴山、高捷成、刘铁之、郭好礼、郑前学、刘诗松、张俊峰、董宁等同志；县、团级干部50多人，他们都是党的好干部。不少同志牺牲时还很年轻，风华正茂。至今缅怀逝者，我的心绪依然久久不能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