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集约型增长与“人力资本世纪”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摩西·阿布拉莫维茨和保罗·戴维在2000年出版的《剑桥美国经济史》第3卷中，对美国在19和20世纪的宏观经济增长进行了比较分析。他们认为，这两个世纪的主要区别就是从19世纪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转变成了20世纪的集约型增长模式。83众所周知，粗放型增长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资本和劳动在数量上的投入，来增加产量和人均产值；而集约型增长依靠的则主要是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即资本和劳动的质量，同时还通过技术进步、组织创新、合理配置和规模经济等来提高生产活动的效率。按照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派学者罗伯特·索洛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所做的增长核算，集约型增长所依靠的这些因素被视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即在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中除去资本和劳动投入以外的余数部分。索洛发现，1909至1949年美国每工时产值几乎翻倍，其中八分之七都要归功于他所说的“技术变化”，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因物质资本增加提高的部分只占八分之一。84显然，全要素生产率在促进20世纪经济增长方面起了主要作用。

阿布拉莫维茨和戴维在论证美国经济从19世纪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20世纪的集约型增长时，采用的就是索洛的增长核算方法。不过，他们将索洛用“技术变化”这一术语指称的全要素生产率视为“概约全要素生产率”（crud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以下均简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并将推动其增长的因素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要素质量的提高，其二是“精准全要素生产率”（refine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增加。要素质量的提高包括资本质量和劳动质量的改善，精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反映的则纯粹是在技术进步、组织创新、合理配置、规模经济等因素影响下生产率的变化。这两位学者以此方法对1800至1989年美国国内私人经济的有关数据进行计算后列出下表（表1），展示了在19和20世纪的不同历史时期导致人均产值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各种因素所做贡献的百分比，使我们对这两个世纪里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及其相对重要性能够一目了然。

表1　1800—1989年美国国内私人经济中增长根源的相对重要性

*资料来源：Abramovitz and David， “American Macroeconomic Growth in the Era of Knowledge-Based Progress，” 38， table 1.8.

从表1关于人均产值增长根源的部分可以看出，1800至1890年，也就是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人均产值增长率的77%是由资本投入（资本密度）和劳动投入（人均工时）的增加造成的，全要素生产率（包括要素质量和精准全要素生产率）对人均产值增长率的贡献仅占23%。因此，19世纪是以粗放型增长为主的世纪。到1890至1929年的世纪之交，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贡献所占的比例都显著下降，两者之和不过20%多一点，而全要素生产率所占的比例则上升到接近80%。在1929至1966年，全要素生产率对人均产值增长的贡献所占比例更是上升到120%，资本投入虽然对人均产值增长仍然具有相当大的正面作用，但是和劳动投入加在一起对人均产值增长所起的作用却是负面的。显然，从1890至1966年，美国人均产值增长主要依靠的已不再是资本和劳动投入在数量上的增加，而是反映两者质量改善以及技术进步、组织创新、合理配置、规模经济等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尽管全要素生产率在推动人均产值增长上所起作用的比例在1966至1989年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但是就美国经济处于无可挑战的领先地位的20世纪大部分时间而言，集约型增长无疑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形式。

另外，由于人均产值的增长率还可以被视为人均劳动投入量（人均工时）和劳动生产率（单位工时产出）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劳动生产率也是考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标准。有学者甚至认为，劳动生产率“在对一个国家进行经济和统计分析时特别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竞争力和生活水平的动态指标”，可以“帮助解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所必须要有的主要经济基础”。85所以阿布拉莫维茨和戴维在考察19和20世纪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时，不光是把目光集中在人均产值上，而且对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及其原因也做了分析。 他们发现，在美国经济从19世纪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20世纪的集约型增长的过程中，决定人均产值的人均劳动投入量（人均工时）所起的作用从长期来看呈下降趋势，而决定人均产值的另一个变量单位工时产出即劳动生产率所起的作用则变得越来越重要（详见表2）。

表2　1800—1989年美国私人经济中劳动投入量和劳动生产率增加所导致的人均产值年增长率（“长期”年平均复合增长率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 Abramovitz and David， “American Macroeconomic Growth in the Era of Knowledge-Based Progress，” 14， table 1.2.

不仅如此，他们还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动因做了增长核算，结果发现这两个世纪的区别在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从19世纪主要依靠资本深化（单位工时资本投入的增加）即机器、设备、厂房等物质资本的投入，转向了20世纪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见表1关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根源部分）。

这就是说，无论是从人均产值还是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看，美国的经济增长都从19世纪的粗放型转向了20世纪的集约型，其最大区别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成了20世纪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由于决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劳动质量（劳动力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资本质量（回报率）、技术进步、组织创新、合理配置、规模经济等几乎均与人口的知识、技能水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与人力资本密切相关联，所以教育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自然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和劳伦斯·卡茨甚至将20世纪称为“人力资本世纪”。他们还采用增长核算方法对教育在推动20世纪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中所起的直接作用进行了计算。结果他们发现，从1915至2005年，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年增长率为2.47%，其中有0.34%是教育方面的进展提高了劳工的效率所致。这就是说，1915至2005年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加之中有接近15%要直接归功于教育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如果将教育在加快技术扩散和推动创新等方面的间接作用也计算在内，那它在促进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所占比例就还要大得多。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