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之中国儒道释经典西译概览

基督教^注1传教士入华的历史，应以聂斯脱利派（Nestorias）（即唐代“景教”）传入中国为开始。后来在元帝国时期，也里可温教盛行一时。之后，基督教在中国沉寂近二百年，于明末清初复兴。无论从纯宗教角度或是从中西交往的角度来看，唐代的景教以及元代的也里可温教都无法与明清之际天主教以及清中后期基督教新教的发展相比。但就基督教入华传播史，学界一般都接受陈垣的分期法：“第一期是唐朝的景教。第二期是元朝的也里可温教。第三期是明朝的天主教。第四期是清朝以后的耶稣教。”^注2景教在唐代中国的传播，构成了早期中国基督教史的主要内容。陈垣认为，“要讲基督教入华史，还是要从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讲起。”^注3

唐朝时虽有景教在中国传布，但它是经过了叙利亚等西亚国家“转型复合”才经西域传入中国。从现存的史料看，这种“火热的东方教会”^注4的来华传教士来自西亚，并没有史料能证明欧洲人与景教来华有什么瓜葛。到了元帝国时期，欧洲国家的商人、教廷使者以及天主教传教士陆续来华，他们西方基督教的背景、欧洲传教士的身份，才在他们观察中国所留下来的各种文本中逐渐彰显出来。

从元帝国时期到晚清、民国，西方来华传教士体认中国文化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正如陈义海所概述的那样，这些来华传教士有着多重身份：他们首先是宗教传播者，是“上帝的使者”；其次，他们又是西方殖民者的先遣队，在武力扩张或殖民侵略之前先作文化上的征服；第三，他们还是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的“摆渡者”^注5。尤其是传教士的最后一种身份，明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双向影响一直延续到今日。不管是“西学东渐”，抑或是“中学西传”，作为“摆渡者”的传教士在中西文化双向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单就“中学西传”而言，这些来自西方的天主教传教士和新教传教士，他们在华居住数年、十几年或几十年，甚至终老于中土，他们或通过书信、报告，或通过游记作品、汉学著作，以不同的书写方式和多重渠道向西方世界言说着中国，他们是数个世纪以来西方之中国形象的最重要的塑造者。这些传教士留下的文本不仅为中西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而且从广义上说，它们本身也是西方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西方普罗大众认知中国的重要知识来源。数百年来，这些传教士们报道中国历经从物质文化到制度文明、再到精神观念的转变，然而他们最感兴趣的，往往还是迥异于他们基督教文化传统的“他者”中国儒道释宗教文化^注6形象。在元帝国时期，来自欧洲国家的商人、教廷使者以及天主教传教士开始注意到中国的汉传佛教以及民间宗教敬拜，但对中国本土的道教、儒家思想几乎一无所知；在地理大发现时期，越来越多的西方商人、旅行家、天主教修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虽然他们仍是走马观花式地观察中国，但他们在游记或书信报告中首次提到了中国的道教以及文人的宗教——儒家思想。经历了从“西僧”到“西儒”试错过程的晚明来华的耶稣会士，尽管他们对佛教、道教、道家思想都有过接触，可最终他们还是倒向他们所称的“儒教”。他们着手研究和翻译中国儒家经典，先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经典，然后是《诗经》《尚书》《易经》等五经典籍。晚清的新教传教士之中国经典的翻译，也有类似的经历：从马士曼、马礼逊、高大卫分别英译《论语》《大学》和“四书”经典，到理雅各（James Legge）英译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儒家经典以及佛教典籍和道家经典。虽说早在元帝国时期，西方旅行家、教廷使者、天主教传教士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的佛教与道教，晚明时期的耶稣会士也对佛教、道教的思想进行了批判，但一直到晚清时期，方有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开始认真研究中国道教与佛教，并向西方传译中国道教与佛教经典。

这些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是中国典籍西译的最初和最主要的译者，明清之际，以耶稣会士为代表，晚清时期，则以来自英国的新教传教士最为活跃。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他们侧重于翻译介绍中国儒家经典，开启欧洲的早期汉学研究；晚清时期的新教传教士，尤其是以来自英国的伦敦会传教士为代表，他们从最初翻译介绍儒家经典，逐步延伸到对中国佛教、道教的研究与经典传译方面，这样到了清末民初，以传教士为译者主体的中国典籍西译工作几近完成。这里所说的中国典籍，是指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道释经典。基于目前能够收集到的资料及海内外学界的研究，我们已经知道，在明清之际，先后有多位耶稣会士或合作、或独自翻译了“四书”“五经”的片断或全文；而在晚清时期，也先后有数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翻译了儒道释的多种经典。从最初耶稣会士利玛窦、罗明坚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到后来的新教传教士理雅各对“四书”“五经”、《道德经》的英译以及李提摩太、苏慧廉等对中国佛教经典的研究与翻译等，他们对中国儒道释宗教文化的研究与汉语经典的翻译，或是为了区别基督教的“自我”与中国宗教文化的“他者”，以彰显二者之异；或是从佛教等流传中国千百年的历程中汲取有益的启示，认为儒、道、释在不同的层面为基督教入华预备了道，以寻求二者之同。在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以“他者”眼光所构建的中国儒道释的宗教形象，是有着差异性的，所以他们在传译中国儒道释经典时所采取的策略也是各异的。西方传教士翻译中国儒道释经典，译什么，怎么译，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晚清来华的传教士，尤其是英国新教传教士，除对儒家经典进行翻译研究之外，他们还翻译了大量佛教、道家、道教以及民间宗教的汉语典籍，并对其进行了很深入的研究。总之，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或“以耶释儒”，或“以耶释佛”“以耶释道”，他们对中国儒道释典籍之翻译与诠释，不仅与他们所塑造的“他者”中国宗教形象有关，也与他们的传教策略、翻译策略密不可分。尽管这些传教士最初翻译动因是为了宣教，但是，在客观上他们的翻译行动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西传以及西方汉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中西宗教文化的双向对话与交流方面，他们不愧为远见卓识的先驱学人。

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伽达默尔指出：“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语词所进行的解释过程。”^注7同时，他又认为，“翻译者必须克服语言之间的鸿沟，这一例证使得在解释者和文本之间起作用的并与谈话中的相互了解相一致的相互关系显得特别明显，因为所有翻译者都是解释者。”^注8对于中国宗教经典的翻译者主体——明清时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来说，他们又都是中国宗教文化的诠释者，这也就是笔者在本书标题中将“翻译”与“诠释”并置的原因。

当年不少耶稣会士与新教传教士对中国经典学习与研究以及在翻译中国经典上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确实是今日不少汉学家无法企及的。今天我们研究当年身为传教士译者的翻译策略以及他们对中国儒道释文化之“他者”形象，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汲取历史经验与教训，重新认识当年传教士中国经典译本的历史价值，尤其是这些译本在西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西方读者的接受方式，进一步探讨来华传教士在中西跨文化交流的意义、中西宗教交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也是为促进今日之中国典籍西译、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可资参照的历史经验，并为今日世界翻译的理论建构以及中国译学的理论建设提供大量范例，丰富比较文学之跨学科、跨国界、跨语言研究的内涵，进而指导我们中国学者进行典籍西译工作，推动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