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史回顾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掀起一股基督教研究热，但许多课题研究“比较集中”，“比较泛泛，缺乏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对于西学东渐介绍多，对于东学西渐的介绍则几乎付之阙如”注9。在《另一种形象——从世界汉学看传教士在沟通中西文化上的作用》一文中谈到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作用时，卓新平也指出：从总体上看，中国内地更多关注基督教“传入”中国这一动向，人们在拒斥其“传来”的内容时，却往往忘记或忽略了传教士从中国“传出”的东西及其意义，使之湮没在历史的迷茫之中。“迄今中国学术界系统论述传教士‘中学西传’的专著仍凤毛麟角，人们在触及其积极意义时亦会有谈虎色变之顾忌。”注10而同样在最近20多年里，国外的相关研究也发生了重大范式的转换，过去是从传教学和欧洲中心论的范式出发，现在转到了汉学和中国中心论的范式。注11学界有关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日趋多元化，海内外学者分别从跨学科、跨档案、跨视角等层面进行了不同的研究。
然而，如何将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与传教士的汉学研究结合起来，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多将传教士的西方语言著作及影响和传教士在华活动及影响分开，从而使很多人忽视了传教士们的汉学研究。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来看，对传教士西方语言汉学著作的研究恰恰是我们学术研究上的不足。事实上，任何一位汉学家，他从事汉学研究的基本条件就是要阅读中国文化的典籍，无论是中文原典或是翻译文本。国内学者张西平指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搞清中文文献在西方的流传史，这直接影响我们对西方汉学史的研究。”注12西方汉学家获得的有关中国经典的翻译文本各不相同，这些不同的中国典籍文本决定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而这不同的翻译文本在过去若干个世纪影响了中国在西方的文化形象与国际定位。传教士汉学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其史的梳理方面已经有成果问世，而以文本为中心的个案研究尚不多见。在很大程度上，国内外学者忽略了当年传教士之中国儒道释经典西文翻译文本，对传教士的评价也往往受到过多外在因素的影响。
（一） 西方传教士之中国形象研究
本书虽是研究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儒道释经典的翻译与诠释，但如其大标题所示，它不仅涉及狭义上的传教士之中国儒道释经典文本翻译之研究，而且涉及更为宽泛意义上的翻译研究，西方传教士之中国形象、中国儒道释等宗教形象的研究以及他们传译中国经典时的翻译策略。本书是在西方之中国形象、中国宗教文化形象大背景下，对西方传教士之中国儒道释经典翻译的研究。
自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来，有关西方人笔下中国形象的研究，逐渐为海内外学界所关注。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劳端纳（Donald F.Lach）的《十六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注13，科林（Colin Mackerras）的《西人的中国印象》注14，罗伯茨（J.A.G.Roberts）的《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China through western eyes the nineteenth century）注15，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的《中国变色龙》注16，马森（Mary Gertrude Mason）的《西方的中华帝国观》注17，孟德卫（D.E.Mungello）的《神奇的土地》注18，忻剑飞的《世界的中国观：近二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注19，周宁编著的《2000年西方看中国》注20《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注21《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注22，张国刚的《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注23，张国刚、吴莉苇的《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巡礼与反思》注24，吴孟雪的《明清时期欧洲人眼中的中国》注25等。上述成果除科林的《西人的中国印象》、周宁的《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是有意识地运用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知识”（pouvoir-savoir）话语理论和赛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理论来考察西方人从古到今之中国形象的变迁外，其他著述并无明显的研究方法论，基本上都是对史料的梳理与诠释，注重考察西方人对中国地理、人文、历史等总体认识。周宁在《天朝遥远》一书《前言》中称：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有两种知识立场，一是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二是后现代的、批判的立场；作者很显然采取的是后一种立场。周宁以1250年前后为起点，以1750年前后为转折点，将西方的中国形象分成两个不同时期、六种不同类型。它们分别是“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不断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以及“停滞的中华帝国”“专制的中华帝国”“野蛮的中华帝国”系统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周宁称：“我们从形象学角度提出问题，又进一步在西方现代文化或现代性精神的深度上分析问题。”他进一步指出：“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是研究中国的历史，而是从一个侧面一个角度研究西方的文化史或观念史，在不同文化的跨文化空间中研究现代性的生成过程与意义。”注26事实上，周宁的书中多次提到诸如“他者”与“自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两极性以及许多后现代后殖民的批评话语。作为学理上的探究，周氏的著作可被看作一种有益的尝试，但将西方的中国形象如此归类，未免有些简单化。我们承认西方之中国形象塑造者的集体意识，但也不可否认作为中国形象塑造者个体之间的差异。张隆溪是较早有意识地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去研究西方人之中国观的学者。在《他者的神话——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注27一文中，他使用了福柯与维柯的理论。张隆溪认为，对西方人来说，中国是终极的他者。他探讨了当年耶稣会士对中国的描述以及他们刻画的中国形象对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文学家的影响。张隆溪指出：蒙田、高尔斯密等谈论中国的目的，很明显并非关注中国自身，而是更好地认知西方自我。
美国学者柯文（Paul A.Cohen）在《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一书中认为，现代学者往往注重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反应，而很少去关注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以及西方的反应注28；劳瑞纳也评论说，很少有欧洲学者关注地理大发现对欧洲文明进程本身的重大影响。注29中外学者很早就关注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但很少有学者关注西方人尤其是作为媒介者的传教士如何表现和传递中国文化形象的。还有，在以上研究西方人笔下之中国形象的论著中，作者虽然对西人中国宗教的印象有所涉及，但绝少有对传教士之中国宗教观念体认的深究。
综上所述，在西方之中国形象研究中，最为中外学界忽视的要算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儒道释宗教形象的研究，而运用形象学的原理与方法，通过对传教士当年留下的中西文文本的考辨分析，来探讨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笔下中国儒道释宗教形象的研究还相当薄弱，目前尚未见系统的成果问世。
（二） 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儒道释宗教关系的研究
明清时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大多有着多年在华宣教、生活的经历，他们对中国儒道释宗教文化的观察和记录视角独特，他们的作品对西方大众和思想界影响深远。
目前，国内外学界有关明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与儒道释关系的研究，主要成果集中在对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晚清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与儒家思想的关系研究上；而对西方传教士与中国道教、佛教之间的关系研究较为薄弱。在基督教与中国儒家思想关系的研究方面，学术专著如孟德卫的《莱布尼茨和儒学》注30《神奇的土地：耶稣会士的适应策略与汉学的兴起》注31、柯毅霖的《晚明基督论》注32、邓恩的《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士》注33、魏若望的《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注34、柯兰霓的《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注35、龙伯格的《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注36、高华士的《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注37、张西平的《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注38、孙尚扬的《基督教与明末儒学》注39、王晓朝的《基督教与帝国文化》注40、张国刚的《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注41与《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黄一农的《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注42、刘耘华的《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本土回应》注43以及陈义海的《明清之际：异质文化交流的一种范式》。注44而新加坡学者龚道运的《近世基督教和儒教的接触》注45和姚兴富的《耶儒对话与融合：〈教会新报〉（1868—1874）研究》注46是为数不多的研究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与中国儒家思想关系的专著。
目前国内外有关基督教与中国佛教关系的研究，主要成果还是集中在佛耶或耶佛相遇（冲突、融合）以及现当代基督教与佛教对话交流等领域。注47这方面的专著主要有：柯饶福（Ralph R.Covell）的《孔子、佛陀与耶稣：福音流传中华史》注48、郑安德的《明末清初天主教和佛教的护教辩论》注49、金秉洙的《冲突与融合——佛教与天主教的中国本地化》注50、赖品超编著的《近代中国佛教与基督宗教的相遇》注51等。另外，在《景风》（Ching Feng）杂志第11卷第3期（1968年）上有一组研究佛耶相遇的文章注52，论文作者分别就唐景教、元时天主教、明清之际天主教以及晚清新教与中国佛教的相遇方面的史料进行了梳理与勾勒，涉及部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佛教的研究。《景风》杂志新刊第10卷第1—2期（2010—2011年）又刊登了一组现当代佛耶对话的论文，是2009年10月在杭州举行的“文明对话和对话文明——21世纪佛耶相遇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的选辑，并没有涉及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佛教的研究。
至于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笔下的中国佛教形象研究，学界尚缺乏专门系统的研究，只是在个别期刊与论文集中有所论及。在《早期耶稣会士对于佛教的观点：中国与西藏的比较》注53一文中，作者范克雷（Edwin J.Van Kley）认为，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只看到佛教的表象，他们的佛教观深受中国文人的影响；而在西藏传教的安夺德（Antonio de Andrade）能够较深入地了解佛教的教义教理，与喇嘛关系融洽。范克雷的文章主要材料来源是利玛窦的《中国传教史》、曾德昭的《大中国志》以及安夺德神父的记述，缺少对耶稣会士的中文基督教文本分析，其结论囿于上述资料的观点，且不能全面反映出早期耶稣会士的佛教观；范克雷考察的重点是早期入华耶稣会士与在西藏的耶稣会士之佛教观的比较。另外，黄文江的《利玛窦向中国佛教徒的传教活动》注54一文，是以利玛窦的《天主实义》第五篇为例，着重分析了利玛窦在“补儒易佛”传教策略确定后对中国佛教的误解与批评。至于新教传教士笔下的中国佛教形象研究，黄文江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对中国佛教的印象》注55一文，主要是以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艾约瑟、艾德和理雅各三位传教士作为个案研究，以现代观点对当年他们对中国佛教研究的得失进行了评述，同时指出，在中西文化双向交流与发展的历史中，最为中外史学界忽视的要算基督教传教士眼中的中国佛教了。另外，香港中文大学的李智浩的硕士学位论文《基督教与佛教的相遇与对话：李提摩太的个案研究》注56，对以往被学人忽视的李提摩太关于早期中国耶佛间的对话所做的贡献进行了研究。李智浩认为，李提摩太并非选择“耶稣加孔子”的策略，而是选择了“耶稣加释迦”的策略，去探索融通基督教与大乘佛教的可能性。宣教并不是李提摩太研究中国佛教的唯一动机，他是希望通过诸宗教的彼此合作，来对抗、消除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因此，无论对于耶佛对话的研究或是基督教本色化的研究，李提摩太的贡献均值得注意。注57在此基础上，李智浩的博士学位论文《清末民初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对佛教的诠释：李提摩太、苏慧廉和艾香德个案研究》又以李提摩太、苏慧廉和艾香德为研究个案，重点研究了清末民初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对佛教的诠释。作者以“宗教互融空间”的视角，去审视李提摩太、苏慧廉和艾香德三位传教士的佛教研究，指出他们既是“以耶释佛”，又是“以佛释耶”，并分析了其内涵的多元性。注58
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西方有关佛教、佛学研究史的论著，很少提及甚至根本不提明清时期传教士出身的汉学家对中国佛教研究的贡献。如狄雍（J.W. de Jong）著的《欧美佛学研究小史》注59，虽分成前期（公元前300—1877年）、中期（1878—1942年）、近期（1943—1973年）和将来的展望等四章来论述欧美学界千百年来研究佛教的历史，作者除在早期提及元帝国时期教廷派往蒙古的使者、马可·波罗以及晚明时期在日本传教的耶稣会士沙勿略和十七、十八世纪在中国西藏传教的几位天主教传教士外，对明清时期中国汉传佛教的研究以及对汉语佛教经典进行翻译的诸多欧美传教士汉学家却只字未提。而中国学者李四龙新近出版的《欧美佛教学术史：西方的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注60是西方汉学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该书全面系统地研究介绍欧美地区佛教学术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同时深入梳理了佛教在欧美社会中的形象变化和佛教对原有信仰的影响。在该书的第三章，作者重点梳理了西方汉学界对汉学传统的佛教研究，涉及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佛教的研究与佛典的翻译，指出像理雅各、卫礼贤等这样的汉学家，非常热心于对中国古典文化与宗教的研究，他们眼中的中国佛教，主要理解其中的中国文化元素，形成了传统汉学框架内的中国佛教研究。注61在《欧美佛教学术史：西方的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一书中，作者仅从历史方面，对佛教在西方的传播进行了梳理，而对传教士之中国佛教形象以及对佛典的翻译并未作深入的研究。
在西方传教士与中国道家思想、道教关系之研究方面，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尤其是索隐派耶稣会士之道教文化诠释与研究上，如法国学者荣振华的《入华耶稣会士中的道教史学家》注62、德国学者弥维礼的《傅圣泽对〈道德经〉及其他中国古代经典的解读》注63、张西平的《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一书部分内容注64以及康志杰的《明清来华耶稣会士与中国道教文化》注65一文。而对晚清时期新教传教士道教观的研究成果尚少，王美秀的《丁韪良的中国宗教观》注66可说是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宗教关系研究方面不可多得的一篇论文。作者集中讨论了丁韪良对中国宗教的看法，并试图分析他是如何分别将中国的每一种宗教与基督教进行比附的。另外，王文兵的专著《丁韪良与中国》也有一节介绍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丁韪良之中国宗教与民间文化观。注67
总之，学界已经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玛窦、艾约瑟、丁韪良、李提摩太等少数传教士的中国宗教观上，缺少对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笔下中国宗教形象的整体性考察。以佛教形象研究为例，黄文江所选取的都是伦敦传道会的传教士，考察十九世纪以降新教传教士笔下的中国佛教形象并不具代表性；李智浩对李提摩太的研究也只主要突出李提摩太在佛耶对话方面所做的贡献。学界对罗明坚、艾儒略、李明等耶稣会士，马礼逊、郭实腊、麦都思等早期新教传教士以及晚清时期毕尔、湛约翰、理雅各、苏慧廉等新教传教士的佛教观的研究尚未见有系统的成果。还有，以上学者的研究文章虽涉及传教士对中国佛教的印象，但更多的还是从单一的史学、宗教学立场进行评析，缺少跨学科的研究视角，缺乏对传教士当年留下的原始中西文文本的研读与深究。
（三） 西方传教士之中国儒道释经典的翻译研究
在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儒道释经典的翻译研究方面，尤其是综述方面的研究，最早的是天主教史学家方豪的《十七八世纪来华西人对我国经籍之研究》注68一文及古伟瀛的《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对中国经典的诠释和演变》注69。国内学界对汉籍外译的梳理相关的著作已经问世，如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注70、马祖毅与任荣珍的《汉籍外译史》注71以及杨焕英的《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注72，尤其是后两部著作编写结构基本上都是分国别列举中国典籍或孔子的作品在海外传播的情况，但这些著述也仅限于资料的罗列，缺少一手文献资料的支撑，并且没有相关的文本分析。已有的个案研究中，国内学者主要还是集中于对《论语》《道德经》等英译本的评论，尤其是对理雅各英译儒家经典的翻译研究上，如刘重德注73、段怀清注74、岳峰注75、王辉注76和金学勤注77；还有，台湾学者潘凤娟近年来对耶稣会士韩国英、卫方济等耶稣会士之中国经典的翻译个案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借鉴注78。国外主要有美国学者孟德卫注79与丹麦学者龙伯格（Knud Lundbaek）注80对耶稣会士翻译儒家经典“四书”的研究以及美国学者吉瑞德（Norman J.Girardot）注81、费乐仁（Lauren Pfister）注82对新教传教士理雅各英译中国经典的研究上。杜润德（Stephen W.Durrant）的《论〈论语〉翻译》注83虽然对西方《论语》翻译史有简短的回顾，其重点还是评论华裔学者刘殿爵（D.C.Lau）的《论语》英译。而对别的传教士译本的研究以及对汉语佛、道经典的西译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较为忽视。他们着眼于译者以及翻译史的梳理，可以弥补国内学者研究的不足，但缺少对中文文本的研读与分析。以儒家经典翻译为例，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多运用纯语言学的研究范式，而未能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深入分析译者、译作的历史背景或哲学理念对翻译的具体影响；至于从翻译的主体即传教士的角度入手，对传教士的翻译策略以及他们在中西宗教文化交往中的双向作用尚没有系统的研究。从2004年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传教士与翻译：近现代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看，学者所提交的论文也主要集中在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方面。注84另外，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的深入，典籍英译研究近年来在国内学界也渐成为热点，“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也先后举行了八届会议（2002，河北师范大学；2003，苏州大学；2005，大连理工大学；2007，广东金融学院；2008，大连大学；2010，河南大学；2011，湖南大学；2013，河北师范大学）注85，但从每届会议的议题以及所提交的论文看，目前研究者基本上还是关注中国文学经典的英译以及对中国译者与典籍英译技术层面的研讨上，而对典籍英译研究方法论的探讨以及对于过往传教士译者的研究则较为忽视。从宗教学、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层面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
但正如上文所述，中国典籍西译并不是当代才发生的事情。从十六世纪晚期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初译 “四书”迄今，中国典籍西译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遗憾的是，我们对明清时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之中国宗教文化观缺少系统的考察，对中国典籍西译的历史以及作为译者主体的当年西方传教士之翻译经验与教训，包括他们的翻译体例、翻译策略等问题，并未进行过系统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