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本书结构

本书考察的文本包括与中西方交通有关的游记（如古代游记、中世纪游记、大发现时代游记、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游记、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英国使团游记、晚清天主教传教士游记、早期新教传教士游记和晚清新教传教士游记），还有耶稣会士、晚清新教传教士的汉语基督教文本与著述，以及他们中译西方经典文本、西译中国儒道释等宗教文化经典的文本。有关游记主要是涉及中国题材的作品，西方来华传教士当年留下的文献资料还包括他们向上司所写的传教报告、私人通信、日记等，笔者都将它们看作扩大了的“文本”（text）和考察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宗教形象所需的原始资料。作为“他者”形象记录的游记文学向来是比较文学的传统研究领域。谢弗雷尔认为，旅行日记这些原始资料，“自古以来就是与异国接触的最好方法”^注140。对异国形象的研究，不同时期、各种语言的游记文学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文本范例。在本书中，西方传教士、商人、外交官以及旅行家等人的著述，不是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史料来考察，而是作为文学文本来研究。作者尽可能使用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尽量不用或少用翻译文本。另外根据现有资料多寡之客观情况，对于早期西方人记述中国或中国题材的游记资料，笔者的做法是尽可能穷尽，而明清时期有大量传教士的著述文本以及晚清新教传教士的汉学著述，笔者将有所甄别选择。中国典籍西译的文本分析方面，笔者尽可能选择学界未曾评论过且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耶稣会士所译的 “四书”、新教传教士马士曼所译的《论语》、马礼逊所译的《大学》、理雅各所译的《诗经》《道德经》、苏慧廉所译的《论语》《妙法莲华经》等。

构成本书框架的是中国宗教文化注视者、观察者或形象制造者（即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历史，而非被观察/注视对象（即中国儒道释宗教）的历史。作者的意图在于对西方传教士所塑造的中国宗教形象进行概述、对他们所留下来的中国儒道释经典西文文本进行评析，论述在多大程度上他们对中国儒道释文化的诠释是出于言说自我的需要。

本书的结构如下：导论部分先是对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之中国儒道释经典西译状况进行概述，然后交代本研究课题的学术史、研究方法论以及论著结构。第一章主要是在十七世纪前欧洲人看中国的历史维度中，考察十七世纪前欧洲人笔下的中国宗教形象。这一部分强调史论结合，以叙述为主。第二章重点探讨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华所经历的从“西僧”到“西儒”的试错过程以及耶稣会士对中国儒道释宗教形象的诠释。笔者分别从早期耶稣会士的身份困境、文化适应策略与“补儒易佛”策略的制定，以利玛窦、艾儒略等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对佛教佛、法、僧“三宝”的体认，还有后来耶稣会士尤其是索隐派耶稣会士对道教的研究进行多维度、多层面论述。这一部分主要论证的方法是：文本资料的考证与辨析，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第三章则集中论述耶稣会士对儒家经典的翻译与诠释，在此基础上研究耶稣会士对孔子形象的重塑，还有礼仪之争、中国经典西传与欧洲的启蒙运动的关系。第四章主要探讨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宗教文化形象的体认，尤其是从鄙视到接纳的嬗变。笔者先就十九世纪初西方之中国形象转变的历史背景进行考察，进而论述早期新教传教士的中国文化观；接下来在十九世纪晚期西方比较宗教学兴起、汉学发展的大背景下，重点探讨对他者宗教持开放心态的晚清新教传教士所开启的中国宗教研究。在梳理大量文本的基础上，重点使用“串释评述”的论证方法。第五章至第七章集中于新教传教士对儒家经典、汉语佛教经典以及道教经典的翻译与诠释。第八章回顾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有关Deus/God的译名之争及其引发的问题对中国典籍西译所产生的影响。第九章是由本研究课题所引发的问题与思考，包括千百年来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嬗变，如何看待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的中国经典译本，中国经典西译之译者的主体性差异对不同译本的传播影响以及中国经典的翻译与当代中国的文化战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