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想象到现实：十七世纪前欧洲人对中国宗教文化的诠释

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

——赛义德（Edward Said）

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到来之前，东西方的交通极为不便。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仅有为数不多的商人、传教士和旅行家曾成功地从西欧到达中国。通过其游记、书信报告等文字记述，他们向西方传递着弥足珍贵的信息，增进了中西方人民的相互了解。然而，这些信息既有他们亲身经历的事实，又掺杂着许多道听途说，甚至荒诞不经的传闻。从传说中神秘的Seres，到朦胧的Cathay，再到现实中的China，十七世纪前欧洲人对中国这一“他者”的认识走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当时欧洲人对遥远的东方中国的认识，也逐渐从最初的器物文化层面发展到制度文化、精神观念领域，从对都市文化的兴趣扩展到宗教文化等方面。他们之所以以极大的热情来寻找这一神秘的国度，除了商业目的外，自然有他们的传教愿望——以基督教征服这个“异教徒”的国度。在七世纪到十二世纪之间，有关中国的知识为阿拉伯学者旅行家所专有，“欧西人几无直接传之者”^注141。但是，到了十三世纪的元帝国时期，中西方的交往日渐频繁起来。大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华之前，先后有方济各会（Franciscans）会士柏朗嘉宾（Jean Plano de Carpini）、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k）等出使蒙古。

早期欧洲中国形象的塑造者多为旅行者、商人、教廷使者和传教士。在明清之前，他们笔下的中国尽管富足、神秘，但是充满了幻想，其形象多为异国情调，或是赛义德所称的“东方化的东方”“想象的东方”。^注142游记作者无意再现中国的事实，而要表现出西方集体记忆中的欲望。正是这种经常出现的无稽的虚构，才能更真切地反映出根植在“中国形象”中的西方集体无意识。到了十六世纪，随着来华的欧洲船员、商人、外交官和传教士的不断增多，中国宗教又一次引起了欧洲人的兴趣，并得到广泛的介绍和更加深入的评论。除元朝时欧洲人向自己的同胞所介绍的佛教外，儒家思想、道教也在这个时期逐渐为欧洲人所知。许多西方人对中国的商业及其劳动生活感兴趣，而天主教使者和传教士更多关注的则是中国的哲学与宗教。^注143纵观十七世纪前欧洲人有关中国的游记作品，给欧洲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大都是迥异于他们文化生活的“他者”形象，包括中国的宗教文化形象。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宗教形象之变迁，大体上是与千百年来欧洲人看中国相契合的。尤其是在中世纪中晚期，西方人表现出对东方宗教与财富的关心，正是那个时代西方中国形象的两个核心。

后来，新航路的发现不但为欧洲殖民国家向外开拓提供了条件，也刺激了天主教东来的热情。葡萄牙和西班牙既是当时的海上强国，又是坚决反对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国家。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结合，使得这两个国家向东扩张特别积极。早在十六世纪初，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商人、传教士就来到中国，这样中国形象塑造者的西方传教士身份又一次凸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