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元时天主教使者及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宗教文化形象

欧洲人最早认识并加以介绍的中国宗教，并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儒家思想和道教，而是外来的佛教。欧洲人中最早提到中国佛教和佛教徒的，应是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当蒙古大军西进欧陆的时候，柏朗嘉宾于1245年奉教皇英诺森四世之令出使蒙古，带有教皇致蒙古大汗的信，主要内容是劝蒙古大汗率领臣民信奉天主教，不要与欧洲基督教国家为仇。当时蒙古尚未统一中国，南方仍为南宋王朝，也就是柏朗嘉宾在游记中所谓的“契丹”。据柏朗嘉宾的观察，当时蒙古境内已经有景教徒、佛教徒，还有所谓的异教徒。他在游记中记述当时中国人的宗教时说：

我们上文所提到的契丹人都是异教徒，他们拥有自己的特殊字母，似乎也有《新约》和《旧约》（an Old and New Testament），同时也有圣徒传、隐修士和修建得如同教堂一般的房舍，他们经常在其中进行祈祷。他们也声称拥有自己的圣人，崇拜唯一的一尊神（the one God），敬重我主耶稣——基督，信仰永恒的生命，但从不举行任何洗礼。他们敬拜我们的圣书（our Scriptures），有意做基督徒，做许多施舍。^注144

法国的方济各会修士鲁布鲁克则在柏朗嘉宾来华几年后奉法兰西王路易九世（Louis IX）的秘密使命，于1253年8月从康士坦丁堡出发出使蒙古。在他的游记里，鲁布鲁克详尽记载了蒙古人的政治、宗教等各方面的情况。在其笔下，当时的蒙古帝国有来自欧洲的基督徒和大量的聂斯脱利教徒；那里的真正基督徒“不喝忽迷思（cosmos，即马奶）”；“那些聂斯脱利教徒和亚美尼亚人从不把基督像附在十字架上”^注148。在他远行东方之前，鲁布鲁克已经读过柏朗嘉宾的行纪以及罗马作家有关亚洲的描述。劳端纳评论说，也许是因为他那无偏见的宗教观，比起别的欧洲旅行者来，他能够更多地关注亚洲的经典教义。尽管不喜欢异教的教义，他还是详尽地描述了佛教的寺庙、偶像和礼仪，并与别的宗教的神职人员有过论争。^注149

公元1289年，意大利人、方济各会会士孟高维诺（John Montecorvino）奉教皇尼古拉四世之命来华。他于1293年由海路到达中国的大都，得到元世祖的许可，从事宣教活动。孟高维诺曾任北京第一任总主教，他在元大都建起三座教堂，1305年曾为6 000人施洗。他于1328年在北京去世。其间他曾向西方去信三封，叙述在华传教情况以及中国宗教的发展状况。在1305年写回西方的信中，孟高维诺描述了他如何受聂斯脱利派教徒的虐待和欺侮；在1306年的信中，他则记述了中国宗教包括佛教的信仰：“这里有许多宗派的偶像崇拜者，各有其信仰。每派信徒甚多，礼节习惯，都不相同。他们施行节欲，比起我们拉丁修士更为严格。”^注150这里提到的“施行节欲”生活，很显然是指具有严格戒律的佛教僧侣生活。难能可贵的是，孟高维诺将中国佛教徒的修行与天主教修士的行为进行比较，并对前者称赞有加。此后，元朝和罗马教廷常有使节往还。

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商人马可·波罗、阿拉伯人依宾拔都他（Ibn Batutta）^注151和威尼斯人尼哥罗康梯（Nicolo Conti）一起被称为中世纪西方四大游历家。^注152鄂多立克于1318年左右开始东游，继而来到中国，证实了中国的存在。“经过多日的长途跋涉，过大洋海，我们来到另一个大邦称为蛮子”，“蒙古官员告诉我，蛮子省有2 000个大城市。”^注153鄂多立克对中国各大城市都留有深刻印象，他先后到过扬州、杭州、刺桐（泉州）、福州、广州等地，并在大都（汉八里）居住了三年。鄂多立克写道，在泉州（Zayton）“有许多皈依者的寺院，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偶像崇拜者”，在他参观的一个寺院里“有3 000位僧人、11 000个偶像”。^注154鄂多立克称杭州（Cansay）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并称其修会的四位修士住在该城，归化了当地的一位官员，鄂多立克就住在该地方官家里。他在这位地方官的带领下，乘船参观了西湖边上的一个寺庙。这位官员对其中的一位僧人说：“见过这位法兰克和尚吗？他来自太阳落下去的地方，他现在去往大都为我们的可汗祝福。带他去看些值得看的东西，这样他回国后就能够向人讲述些什么。杭州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我都看遍了！”那位和尚应声遵命，就带鄂多立克来到寺院后面的小山下。和尚打响手中的一面铜锣，立刻从小山上下来一大群各种动物，什么猿、猴及许多面相像人的动物，总共约有3 000多只。这些动物按级别分立在和尚面前，和尚开始喂食，喂食之后，和尚又敲响锣，那些动物又回到山上去了。鄂多立克就问那位和尚这是什么意思？和尚解释说：“这些生灵都是死去君子的灵魂转世，我们为敬神而喂养它们！”鄂多立克回敬说，并没有什么灵魂转世，只是各式各样的畜生罢了。那和尚则回答道：“他们真的是君子的灵魂转世。假如他是高尚的人，他的灵魂就会托生成这些高贵的动物；假如是粗俗的人，死后只能托生为低级的动物。”^注155上述这段文字可看作西方天主教徒与中国僧人之间对话的早期历史记录。事实上这里涉及佛教的僧侣日常生活以及已经世俗化了的轮回转世说，可谓西方传教士记述最为详尽的一次。但由于西洋传教士对佛经及其要义不了解，加之他们的基督教本位观念根深蒂固，他们很难深入理解佛教的轮回学说。

1326年1月，泉州安德鲁主教（Andrew of Perugia）致信欧洲说：

在这个广大的帝国中，确实居住着世界上的各种民族和信仰各种教派的人，所有的人都被允许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自由生活。因为这是他们的看法（而我应该说这是他们的错误）：每一个人在他自己的宗教中都可以得到拯救。我们可以自由地讲道，但是犹太人和撒拉逊人中没有一个人改信基督教。偶像崇拜者^注156中，接受洗礼的极多，但是他们在接受洗礼以后，并不严格遵守基督教的习惯。^注157

在当时，对中国佛教介绍较为详尽的西方人，还有驻波斯孙丹尼亚城（Soltania）的总主教意大利人约翰柯拉（John de Cora）。他在《大可汗国记》（The Book of the Estate of the Great Cann, 1330）中叙述道：

国中各城市，皆有僧庙尼庵，各依教规而居，听大脱鲁修斯（Grand Trucins）之号令。举国之中到处都有庙宇，甚至一城能有八九座至十余座。每寺中至少有200僧人。人极富裕，礼敬天主。生活有序，早起敬神，终日敬神七次。寺内有钟，以铜铁铸成，状类密封之车顶，定时撞之。神职人员（clerks）和僧侣不娶妻。他们是偶像崇拜者，礼拜不同的偶像。偶像之上有四神^注158，四神皆用金银雕塑，立于诸像之外。四神之上据他们说又有大神（a greater God），统管大小诸神。^注159

中国人在理解外来事物时，喜欢拿自己熟悉的事物作类比。如在中西初识之时，中国人习惯将基督教误释为佛教，佛教术语“僧”“大和尚”“庙”常被用来描述教士、主教和教堂；^注160而西洋人初次接触佛教时，除因基于天主教的立场将其称作偶像崇拜外，也常常注意到佛教与天主教在经典、教徒生活、圣礼等方面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如柏朗嘉宾、约翰柯拉等都曾将佛教误释为基督教。但上述这几位天主教使者和宣教士看到的也仅是佛教的礼仪、佛教僧人的行为方式等表象，他们并未能深入到佛教的教义、教理等佛学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