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庆远土司译语》所反映的壮语汉语声调探讨^注32

提  要  关于《广西庆远土司译语》中壮语与音译汉字的声调对音问题有待研究。本文通过对这一对音材料中壮语及其音译汉字声调对应情况的统计、分析，探讨了清代宜州地区壮语方言几个舒声调类的调值；并根据壮语促声调多与非入声音译汉字对应，推测当时作为音译汉字语音基础的当地官话音系里入声调可能基本消失了。

关键词  清代  壮汉对音  音译汉字  声调  调值

一  引言

1.1  已有的相关研究

《广西庆远土司译语》^注33（以下简称《庆远译语》）是清代乾隆年间官方敕纂四十二种七十一册《华夷译语》的一册^注34，是壮语、汉语对译的辞书^注35。全书共162个词条，分为天文、地理、人物等15个门类。每个词条上面是方块壮字，下面是汉字注的壮语读音。《庆远译语》的材料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在广西当地采集（杨玉良1984），是了解当时壮语方言及相关汉语方言的珍贵资料。

闻宥（1936）、冯蒸（1981）、覃晓航（2007）等对《庆远译语》作过介绍，并对其中的古壮文有过一定研究。曾晓渝（2015）通过对相关壮、汉方言的比较研究，推测《庆远译语》主要反映当时的宜州壮语和当地官话方言，并探讨了宜州^注36壮语、官话方言近300年来声母、韵母的演变情况。已有研究尚未关注《庆远译语》中的壮语及其音译汉字的声调问题。

学界对《华夷译语》中其他译语所反映的声调问题已有一些探讨，如日本学者泉井久之助（1951）和西田龙雄（1960）的早期研究。更科慎一（2003）在对《百夷馆译语》的研究中，利用傣语与音译汉字的声调对应情况，指出了百夷语（傣语）各调类和音译汉字的对应倾向及原因，得出了当时的汉语官话仍存在入声的结论。富田爱佳（2015）借鉴了西田龙雄和更科慎一的研究思路，把《车里译语》音译汉字的声调与现代傣语的声调进行对比，利用音译汉字与傣语调类对应的倾向性来思考推测注音者的汉语官话方言声调情况。

1.2  《庆远译语》中的壮语与汉语方言

清代庆远府的辖地在今河池地区的宜州市及其周边，包括宜州（当时的府治所在地，包括今洛东乡、德胜镇等）、环江、河池^注37、南丹、东兰等地。曾晓渝（2015）通过《庆远译语》所收的所有词条，比对宜州德胜镇壮语、洛东乡壮语，发现两者的一致程度极高，推测当时宜州区域内的壮语一致度高，与现代的情况相似；同时，根据音译汉字与现代宜州官话方言、平话方言声母、韵母的一一对比，推测《庆远译语》音译汉字的读音主要以官话方言（西南官话）为基础。

1.3  本文研究的方法及思路

本文学习、借鉴更科慎一（2003）、富田爱佳（2015）等学者的研究方法，将《庆远译语》中壮语与音译汉字的声调对应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看是否能找出壮、汉声调对应的倾向性，由此对200多年前宜州地区的壮语、汉语方言的声调调值进行推测。

《庆远译语》中音译汉字的语音基础主要是当地的西南官话（曾晓渝2015），但当时西南官话的调类调值究竟如何，尚不清楚。我们的想法是：现代西南官话内部的调类相当一致，调值也很相近。那么，200多年前西南官话的调值情况如何呢？远藤光晓（2015：201）根据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著的《上海方言语法》（1868）中关于四川成都华阳话声调的记录符号，研究整理出了当时成都华阳话的调类调值：阴平55/35，阳平11/31，上声53，去声13，入声归阳平，这与现代广西宜州官话的调值（阴平44，阳平31，上声54，去声24）十分接近，由此也可推测200—300年前的西南官话内部的调类调值与现代差别是不大的。因此，本文进行《庆远译语》里壮、汉方言声调对应研究时，主要参考利用现代宜州官话^注38和宜州德胜镇壮语^注39。

二  《庆远译语》壮、汉声调对比

《庆远译语》共有162个词条，除去壮语与其音译汉字在音节上不能对应或存疑的41个以外，共计词条121个。我们将每个词条在今德胜壮语中的声调和其音译汉字在今宜州官话中的声调进行对比。如词条“天”的音译汉字为“门”，在今宜州官话中读为阳平调“mən³¹”，在今德胜壮语中读为第1调“ʔbun⁵²”。这个词条反映的就是壮语第1调对应宜州官话阳平调的情况。121个词条的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表1中有百分比的数据是音译汉字的汉语官话调类在这一壮语调类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大的^注40。如：壮语的第1调用汉语的阴平声对译的最多，其次是上声；壮语的第2调用汉语的阳平声对译的最多，等等。

2.1  调值调类对应分析

表1显示，有一个汉语调类对应多个壮语调类的情况，也有多个汉语调类对应一个壮语调类的情况。分析这种情况的原因：（1）壮、汉两种语言声调数量相差较大，调值不同，很难找到完全对应的声调。如：壮语有41调而汉语无，则只能对应汉语的31调。（2）壮语有的音节汉语未必有，因此，在给壮语注音的时候，如果声母和韵母一致性较强，而找不到声调一致的汉语音节,则只能选用声调近似的。如：“山猪”一词，德胜壮语是ɬa:i⁵²，与其最接近的声调是汉语的上声54，但是宜州官话不存在lai⁵⁴这个音节，只能选用与其调值比较接近的lai³¹“来”来对译（壮语第1调52对应汉语上声31大多数是这个原因）。（3）采编者的对译能力。在采编译语的时代，没有准确的记录调值的手段，采编者仅是凭借个人的语感和音韵知识找汉语对译，因此，采编者的语言背景和音韵水平也会影响到对应的准确性。

尽管对应参差不齐，但是，根据对应比例数据的倾向性，仍可以从中推测某些壮语调类的调值。

2.1.1  对清代宜州壮语调类调值的推测

排除上文提到的原因，如果汉语官话的一个或者多个调类较多地被用来对译壮语的某个调类的话，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一个（或几个）汉语官话调类的调值推测这个壮语调类当时的调值情况。

关于壮语第1调。表1显示，宜州官话的阴平44，上声54，阳平31三个声调对应壮语的第1调。其中阴平最多，占36.8%，上声占31.6%，音译汉字的68.4%是高调（44/54）。也就是说，壮语第1调主要对应高调。由此可以推测，当时的壮语第1调可能是个高调（44/54）。^注41再观察庆远府辖区内今其他地方的壮语第1调调值，分别为：洛东^注4242、河池54、环江53、南丹22、东兰53，其中大多是高降调。平山久雄（2011：86）“关于汉语声调环流说”指出汉语声调的调值存在一个循环的演变路径“55>53>51>31>11>13>35>55”（以下简称“路径A”），高平调很容易变为高降调。高平调55（或44）会经过554（或443）逐渐变为53（或42），然后再变到51（或41）（2005：288）。因此，根据音译汉字的声调主要是高调这一情况，可以推测《庆远译语》中记录的宜州壮语方言的第1调很可能是个高平调或者高降调。

关于壮语第4调。宜州官话的阳平31（占46.2%）和去声24（占38.5%）对应壮语第4调24。其中31调的音译汉字占了较大的比例，而这6个31调的音译汉字都有与之声韵对应的去声字，但采编者却未选用。再观察今德胜周边方言第4调的调值，分别为：宜州洛东24、河池13、环江24、南丹53、东兰13。我们推测，宜州地区壮语第4调早期的调值可能是一个曲折的213或者241调。同时，观察现代壮语方言36个代表点发现，来宾、连山等地的第4调是213或214的凹调，没有发现凸调。平山久雄（2005：220—222/2011：86）提出的汉语声调调值的另一条演变路径“51>412>213>24>35”（以下简称“路径B”^注43）。结合路径A和路径B，我们推测早期宜州地区壮语的第4调应为213，然后发生了路径B中213>24的演变。至于南丹的53调，则有可能是路径A中35>55>53的循环所产生的。因此，我们推测《庆远译语》时期宜州地区壮语的第4调的调值可能为213。

关于壮语第5调。宜州官话的去声24调较集中地（约64%）对应壮语的第5调。今德胜壮语第5调的调值为33，德胜周边壮语方言第5调的调值分别为：宜州洛东33、河池33、环江33、南丹35、东兰35等。根据宜州周边壮语方言及北部壮语代表点武鸣方言第5调为35调值的上升调，我们推测，清代《庆远译语》时期宜州地区壮语的第5调的调型可能是一个上升调，调值或为35，或为24。今宜州壮语德胜、洛东等方言第5调的33调值可能是后来演变的结果。

关于壮语的第2、3、6调。壮语的2、3、6调均较集中地对应宜州官话的阳平31调（壮语第2调的音译汉字声调约有43%是阳平调，壮语第3调的音译汉字声调约有67%是阳平调，壮语第6调的音译汉字声调约有43%是阳平调）。那么当时这三个壮语调类的区别为何？根据宜州官话阳平调的调值，我们只能推测，清代《庆远译语》时期宜州地区这三个壮语调类的调型、调值可能与宜州官话的阳平调比较接近，调型倾向于降调，调值尚不能确定。

2.1.2  对清代宜州官话方言声调的推测

德胜壮语的7至10调是促声调。在《庆远译语》中塞音尾的壮语词共15个（其中-p尾1个，-t尾4个，-k尾10个）。从韵尾上看，这些壮语词的音译汉字中有11个是中古阳声韵字，1个中古阴声韵字，3个中古入声韵字^注44。（即塞音尾的壮语词有80%与汉语中古非入声韵字对应。）且根据曾晓渝（2015）的统计，《庆远译语》中壮语与对音汉字的韵尾形成规律性对应，即：壮语-p尾对应官话-Ø尾，壮语-t尾对应官话-n尾，壮语-k尾对应官话-ŋ/-u尾等。从调值上看，没有哪个官话调类集中对应壮语的促声调。如：宜州官话的阴平（占33.3%）、阳平（占33.3%）、去声（占33.3%）对应壮语的第7调。

基于《庆远译语》中塞音尾的壮语词主要与汉语中古非入声字对应且汉语非入声各调类没有集中对应壮语的各促声调，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的汉语官话可能无独立的入声调。

三  结语

本文通过对《庆远译语》中壮语及其音译汉字声调对应比例和倾向性的统计、分析，推测出以下结论：

（1）壮语第1调的音译汉字声调主要是高调，可以推测《庆远译语》中记录的宜州壮语方言的第1调很可能是个高平调或者高降调。

（2）壮语第4调的音译汉字声调主要是阳平调和去声调，同时参考现代壮语方言36个代表点第4调的调值，可以推测《庆远译语》时期宜州地区壮语的第4调的调值可能为213。

（3）壮语第5调的音译汉字声调主要是去声调，同时根据宜州周边壮语方言及北部壮语代表点武鸣方言第5调为35调值的上升调，我们推测，清代《庆远译语》时期宜州地区壮语的第5调的调型可能是一个上升调，调值不能确定。

（4）汉语的非入声字全部对应塞音尾壮语词，且汉语非入声各调类没有集中对应壮语的各促声调，可以推测《庆远译语》时期宜州官话可能无独立的入声调。

参考文献

富田爱佳  2015  《关于〈车里译语〉音译汉字的声调》，藏缅语·侗台语研讨会会议论文（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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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宥  1936  《广西太平府属土州县司译语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丛刊》第6种，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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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晓渝  2015  《〈广西庆远土司译语〉壮汉对音初探》，藏缅语·侗台语研讨会会议论文（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

张均如、梁敏、欧阳觉亚、郑贻青、李旭练、谢建猷  1999  《壮语方言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张文萱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  3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