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续译语》中藏文的音变规律及其性质初探注16
提 要 清代《多续译语》中的藏文和注音汉字有语音对应关系,通过与注音汉字的比较，可以推测藏文符号的音变规律。这些音变规律在今藏语康方言中仍有反映，加之历史文化背景方面的辅证，推测《多续译语》中的藏文以藏语康方言读音为基础。藏文符号的音读特征体现了18世纪中期藏语康方言的语音面貌，对藏语语音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多续译语》 藏汉对音 藏文 音变规律 康方言
一 引言
《多续译语》是一份记录清代（乾隆十三年至十五年，1748—1750）多续语的珍贵文献材料，是清代“西番译语”之一种。由汉语词条、藏文符号和注音汉字三部分组成，共740词条，按照“天文门、地理门”等义类依次排列，可视为一部“汉语—多续语”的双语词典。要利用译语进行语言研究，首先要明确其中藏文符号和注音汉字的功能与性质。
译语注音汉字记录了相应词条所对应的多续语读音。乾隆皇帝要求译语采编者“照西番体例，将字音与字义，用汉文注于本字之下”（聂鸿音、孙伯君2010:20），说明“汉文字音”是译语采编时用来记录多续语音的，能够直接反映当时的多续语音面貌。注音汉字和藏文符号存在明显对音关系，说明充当多续语“本字”的藏文也有记音作用。
聂鸿音、孙伯君（2010:2）指出，“西番译语”中有的藏文符号并非规范的藏文词，其“原因尚不清楚”，推测当时可能流传三种文字使用方式：一是写以规范的藏文词，读以某种藏语方言；二是“训读”，写以规范的藏文词，读以其他民族语言；三是“借用”，用藏文字母书写其他民族语言，也读以其他民族语言。显然，《多续译语》中的藏文符号更倾向于第三种，即“借用”藏文字母，并参考规范藏文的结构规则，按照藏文读音与多续语音对应的原则，拼写多续语。
有些学者已经对译语中藏文字母的来源和性质问题作过一些说明。西田龙雄（1973:31）认为，多续本来是没有文字的民族，但是因为现实的需要而借用藏文记录他们的语言，之所以选择藏文，是因藏语是多续人的宗教或“外交”语言，藏文是当时四川仅次于汉字的最为简便有力的文字，普及率较高。龙西江（1991）则进一步认为，“钵教和喇嘛教传入后，多须人在学习藏文经书的同时，用藏文字母拼写了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多须语，创造了文字”，他的这一推测很可能也是基于《多续译语》而言的，因为其文中专门提及西田龙雄所发现的一种用藏文字母拼写的语言就是多续语。但目前未见任何文献记载多续族群用藏文字母创造过自己的文字，除了《多续译语》之外也未见其他流传下来的用藏文字母书写的多续语文献，故多续人是否用藏文字母“创造了文字”，译语中记录多续语的藏文是否属于龙西江（1991）所谓多续“文字”，尚难断定。
不过，无论译语中藏文符号如何定位，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译语按照多续语音，用藏文字母转写多续语，其中的每个藏文字母或字母组合都有特定的读音，每个藏文音节都有一个注音汉字与之对音。换言之，译语中藏文符号的读音代表了一个客观存在的音系，我们讨论藏文符号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就是讨论其所代表的音系的归属问题（为行文方便，后文将《多续译语》中藏文符号所代表的音系称为“藏文音系”），这正是前人研究中涉及较少的问题。
另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虽然各本“西番译语”中均有藏文符号，但不同译语中藏文的性质、功能及其与注音汉字的关系不尽相同，不能一概而论，本文仅讨论清代《多续译语》中藏文符号的性质问题。第二，《多续译语》有不同版本，已有相关研究所用均为日本今西春秋藏本，另有故宫藏本因尚未刊布，学界参看甚少。我们专门至故宫博物院抄录了《多续译语》，并对今西本和故宫本译语做了详细校勘，发现两个版本有诸多不同，且均有抄录错误。本文研究所用材料综合了两个版本的译语，以尽量确保研究材料的确切性，避免因原始材料抄录不当而影响研究结论。
二 译语藏汉注音材料反映的藏文音系特征
考察藏文音系特征，必须参考其对应的注音汉字。我们认为，译语中注音汉字的基础方言应该是当时的四川官话，因为译语是交由四川地方政府采编而成的，其记录者和最直接和可能的使用者也是四川地方政府，他们所说的汉语理应是当时通用的四川官话。注17后文藏汉注音对比时，除参考注音汉字的中古音韵地位之外，必要时还会考虑其在四川方言中的读音以及相应词条在现代多续语中的读音。西田龙雄（1973：116）通过藏汉注音材料构拟了清代多续语音系，本文则在其基础上，进行数据和比例的统计，联系注音汉字的中古音韵地位，展开藏汉对音材料的分析，着重探讨其中藏文符号所代表的藏语的音系特点。
2.1 韵尾-m>-ŋ
译语中注音汉字和藏文音节在鼻音韵尾上有明显的对应关系。中古阳声韵字基本对应藏文鼻音尾音节。
表1
中古咸深、山臻、曾梗摄字主要对音藏文-n尾音节，这反映了注音汉字的语音特点，即咸深和曾梗摄均并入山臻摄，今四川方言即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宕江通摄即中古-ŋ尾多数与藏文-m对音。这种汉字-ŋ与藏文-m的对音现象，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汉字音中-m并入-ŋ，二是藏语的-m并入-ŋ。据已有的对汉语语音史和四川方音的研究，基本可以肯定近代汉语官话的-m并入了-n而不是-ŋ，咸深摄字多数与藏文-n对音，也反映了这一点。故前面所说的两种情况中后者的可能性很大，即藏文音系中-m>-ŋ。
2.2 ky-类音腭化为ʨ-类音
藏文“ky/khy/gy+元音”构成的音节，多数用见组二、三、四等字与之相对，而“ts/tsh/dz/s/z+i/e”构成的音节则主要与精组细音字相对。
表2
ky-类音与见组二三四等字、ts（i/e）类音与精组细音字相对，说明注音汉字的声母是分尖团的。汉语语音史上，舌尖前音的腭化一般不会早于舌根音（王力，1980/2004:146），故译语中的精组细音字应该尚未完成腭化，仍读舌尖前音。但注音汉字中见组细音及与之对音的ky-是否已经腭化为ʨ-类舌面音，还需进一步分析。通过统计藏文c-组音的对音情况可以推测，当时的见组细音字应该已经完成腭化。以下是以c-、ch-、j-为基辅音的藏文音节所对汉字声母统计表。注18
表3
表4
表5
上表中藏文c-类音节的对音汉字除了知庄章组字之外注19，主要就是见组细音字，而ky-类音节绝大多数也对应见组细音字。这说明译语中的见组细音同时对应了c-、ky-两类音。甚至同一个语素出现在不同的词语中，也分别使用了c-和ky-两类形式，比如下表中含有语素“一”的词条。注20
表6
“一”用cig、kyi两种藏文符号记录，注音汉字“计”对应了cig、kyi两个藏文音节，足以说明c-、ky-同音。藏语中c-的音值为ʨ-，“一”在现代多续语中也读[ʨi44]（黄布凡、尹蔚彬，2012），故ky-的音值也应该是ʨ-，即ky->ʨ-注21。
2.3 by->ts-，phy->tsh-，dby->j-
西田龙雄（1973:68—70）发现，译语中的by-和phy-两类组合多与ts-和tsh-声母的汉字对音，所以认为藏语中by-与dz-、phy-与tsh-读音一致。这正是译语藏文音系的音变特征。by-和phy-组合在译语中共出现32次，排除6个藏文记音不当的词条注22，共计26次，其中有22次和精组字对音，占总数的85%。比如下表中的前10个词语。注23
表7
前文2.2已经说明，注音汉字精组细音基本未腭化，仍读为ts-类音。藏文by-和phy-音节和ts-类音节一样，主要与精组字对音，这说明藏文音系中by-和phy-与ts-和tsh-在语音上具有一致关系，即存在by->ts-、phy->tsh-的演变注24。译语中还出现了两次含有dby-辅音丛的音节，即上表中第11和12个词条，西田龙雄（1973:70）将其构拟为j-。我们同意这种构拟。“孙”在现代多续语中称为[ʑi44 thu44]（黄布凡、尹蔚彬2012）或[ji44 thu44 ]（Chirkova，2014a），与译语所记录的音一致，故藏文 dbyib 和汉字“裔”所记录的音也应该是[ʑi]或[ji]。可见，dby-的音变和 by-不同，有擦化的特点，即 dby->j-或dby->ʑ-。
2.4 dr/kr/gr->tʂ-，sr->s-
《多续译语》中含有-r-介音的音节，共12个，其中8个音节与中古知庄章组字对音，说明其辅音已经卷舌化。注25
表8
上表的藏文dr/kr/gr-音节与不送气卷舌声母音对应，khr-与送气卷舌声母音对应，说明塞音在-r-的影响下发生了卷舌化的演变。此外，译语中还有一例sr-音节：56海—sram—湘。“湘”是心母字，声母为s-。藏文sr-音节可能并未发生卷舌化的音变，不与知庄章组字对音，而与精组字对音，说明sr->s-。
2.5 与元音相关的变化：-ad>-e，-ud>-i，-as>-e
Chirkova（2014a）指出，现代多续语音和译语中相应词条的藏汉注音之间存在一致关系，比如译语中藏文韵母-ad多与现代多续语中的/e/对应。这种对应体现了藏文字符和多续语之间的语音一致关系，也反映出藏文音系的某些特征。全面统计译语中藏文-ad音节的对音情况，发现这类音节不仅呈现出与现代多续语中/e/的对应关系，与之对应的注音汉字也与其他-a类音节不同。详见下表。注26
表9
上表中与-ad类音节对音的汉字除了“tshad-擦”之外，其余在今四川话中元音一般为[e]或[ai]，其他-a类音节的对音汉字则基本上读[a]元音，由此可见-ad和-a/ag/av/ar的音值不同。Chirkova（2014a）已经发现译语藏文-ad与现代多续语/e/的对音规律，加之译语中对音汉字有不少是[e]元音，而且这些注音汉字除了与-ad音节对应之外，还对应大量含元音-e的藏文音节，这足以证明，藏文音系中-ad的音值应该是[e]。注27
-ud类音节的对音汉字有一些特例，这些特例应该能够反映藏文音系中-ud读音的变化。下表是译语中所有含-ud的藏文音节及其对音汉字情况。
表10
上表中rgyud、phud、vud、wud四个音节的对音情况类似，-ud均与i韵汉字“几、皮、威”对音，且这些汉字还可以对音其他含有-i元音的藏文音节，从而形成这样的对应关系——藏文-ud：i韵汉字“几、皮、威”：藏文-i。这说明藏文音系中可能有-ud>-i的音变。
作为注音汉字的“刻”在译语中共出现 8 次，其中7次与藏文khe对音，另有1次与mkhas对音。“刻”在现代四川话中多读为[khe]。译语中的“15蜺虹—良多乌刻、346线—结刻”（Chirkova，2014a）以及笔者调查到的“129半日—乃刻、130半夜—粉刻”中的“刻”均对音现代多续语中的[khe]。注28可见，“刻”在译语中无疑是用来记录[khe]音节的，mkhas 也用“刻”对音，说明藏文-as与-e读音一致。此外，译语中与mkhas的基字和元音相同的其他音节还有kha/khav/khag等，这类音节的对音汉字均为“卡”。可见，-as的音值和-a/av/ag不同，而与-ad类似，变读为e，即-as>-e。
三 译语藏文音系与藏语康方言音系的一致性
上述藏文音系的音变特征，在现代藏语康方言中均有所反映。只是这些特征不再集中于某一康方言区，而是散布在不同地区的康方言中。现将译语中藏文音系的音变特征在现代藏语三大方言中的分布情况列表如下。注29藏语方言分区据格桑居冕、格桑央京（2002）。
表11
鼻音韵尾-m>-ŋ的演变应该是确定藏文音系与康方言音系一致性的重要语音线索。因为卫藏方言中的-ŋ和-n处在弱化消失的过程中，但是-m基本保留（马学良1991:179）；而安多方言中-m保留非常完整，仅少数北部农区话中-m>-n（王双成2012:304）。故-m>-ŋ的音变应是康方言的特色。其他音变如ky->ʨ-、dr/kr>tʂ-、sr->s-、-as>-e等除了在康方言中出现之外，其他藏语方言中也存在。不过从藏文音系音变特征在三大方言区中的整体分布情况看，康方言与之契合度最高，这也说明了藏文音系应该是以康方言为基础的。
by->ts-的音变在藏语中很少见。现代康方言中by-通常演变为舌面擦音ɕ-（格桑居冕1985；格桑居冕、格桑央京2002:74）。我们目前所知的by->ts-的音变仅见于青海玉树某些地方使用的康方言中，比如曲麻莱话（张勉2015:55、67）。曲麻莱是20世纪30年代由操安多方言甘德话的部落与操康方言德格话的部落迁徙而来所形成的社会共同体，曲麻莱藏语是安多方言和康方言融合的产物（王青山1990），就其历史而言有着不容忽视的德格话的基因，而德格话正是最典型的康方言。所以译语藏文音系中by->ts-的音变规律和康方言之间有历史相关性和共时的一致性，也可以视为论证译语藏文音系康方言属性的语言线索。
此外，译语中还有一个对音现象值得关注，即韵母为 a 的汉字多与含-ag的藏文音节对音。比如：45地—大—stag，54山—巴—vpag，567来—拉—lag，等等。我们统计了译语前三个门类——天文门、地理门、时令门——中 a 韵母注音汉字的对音情况，此类汉字共出现 73 次，有55次与藏文-ag对音，占75%。这种对音现象也反映了康方言的语音特点。现代康方言中[a]和[ɐ]存在音位对立，藏文-ag读为[a]，无韵尾的-a则变读为[ɐ]。译语中用藏文-ag记录[a]的倾向恰恰符合康方言的这一音变规律，也说明康方言在当时可能已经出现-ag[a]和-a[ɐ]的对立。注30
四 译语基于藏文的康方言读音转写多续语的外部条件
多续族群历史上深受藏文化尤其是康巴语言和文化的影响注31，“康巴藏族在历史上是多续人对外交际的主要对象”（韩正康、袁晓文2014）。
康巴藏区和多续人所在的安宁河上游流域地理位置上较为接近，为两个族群的沟通提供了便捷。“多续地区部分本教徒返回康巴地区学法”，学成后带回来了佛教化的本教，而且“这种到康巴地区学习本教的传统一直存在”（韩正康2015）。可见多续人和康巴藏族有着密切的文化往来。
就语言文字而言，多续族群同样深受藏族影响。藏语是多续人的宗教语言。当地有三类本教，其中两类在举行宗教活动的时候使用藏语，而且有藏文经书传承（韩正康2015）。藏语康巴话曾是多续人对外交际时使用的语言，后由于清末彝族占领牦牛山，阻断了多续人和西部康区的联系，加之汉文化强势介入，康巴话被汉语取代（韩正康、袁晓文2014）。总之，从历史上看，多续人和康巴藏族联系密切，多续话是多续人的日常交际语言，而康巴话则是对外交际语言，藏文是多续人的文化载体，三者共同构成了多续文化的核心（韩正康2012）。
直至咸丰年间，多续土司仍然以藏文化为主，只是“在与官府打交道和行文时才使用汉语和汉文”（袁晓文、韩正康2015）。虽然现代多续人普遍使用汉语，已经很难找到会说多续话和康巴话的多续人，但是在译语采编的清乾隆时期，多续族群的语言文化应该具有深刻的康巴藏族的烙印。译语中藏文书写者也生活在康巴文化和康方言的大背景之下，用藏文字母记录多续语音也应该是基于当时多续人所掌握的康方言的读音。
五 结语
《多续译语》中藏文符号的读音代表了一个客观存在的共时的藏语音系。通过藏汉注音材料的比较可以推得译语中某些藏文字母的读音，从藏文的书面形式与其在译语中读音的比较可以推得该共时音系的某些历时音变特征。根据语言内部的音变规律和外部的历史文化背景推测，《多续译语》中藏文符号的读音应该是以当时藏语康方言音系为基础的。译语藏文音系具有-m>-ŋ，ky->ʨ-，by->ts-，dby->j-，dr/kr>tʂ-，-ad>-e，-ud>i等音变特征，这些特征至今仍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康方言中，能够反映出18世纪中期的藏语康方言的语音面貌，为藏语尤其是康方言历史语音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参考文献
邓 戈 2012 《藏语北路康方言元音变迁——以德格话元音变迁为例》，《西藏大学学报》第2期。
邓 戈 2013 《康方言昌都话的元音变迁》，《西藏研究》第2期。
格桑居冕 1985 《藏语巴塘话的语音分析》，《民族语文》第2期。
格桑居冕、格桑央京 2002 《藏语方言概论》，北京：民族出版社。
韩正康 2012 《多续藏族文化保护的可行性研究》，《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
韩正康 2015 《多续藏族传统信仰文化的调查与研究》，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韩正康、袁晓文 2014 《藏彝走廊：族群互动背景下的多续藏族认同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
黄布凡、尹蔚彬 2012 《多续语概况》，《汉藏语学报》第6期，北京：商务印书馆。
江 荻 2002 《藏语语音史》，北京：民族出版社。
龙西江 1991 《凉山州境内的“西番”及渊源探讨（上）》，《西藏研究》第1期。
马学良主编 1991 《汉藏语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聂鸿音、孙伯君 2010 《〈西番译语〉校录及汇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王 力 2004 《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
王青山 1990 《藏语曲麻莱话与藏族部落迁徙》，《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
王双成 2012 《藏语安多方言语音研究》，上海：中西书局。
杨时逢 1984 《四川方言调查报告》，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袁晓文、韩正康 2015 《多续藏族土司研究》，《中国藏学》第2期。
张 勉 2015 《玉树地区藏语复辅音研究》，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西田龙雄 1973 《多續譯語の研究》，京都：松香堂。
Chirkova,Katia 2014a The Duoxu language and the Ersu-Lizu-Duoxu relationship.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37（1）: 104-146.
Chirkova, Katia 2014b Phonological Profile of Kami. Jackson T-S Sun. Phonological Profile of Little-Studied Tibetic Varieties,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Taippei.
（王 振 南开大学文学院 3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