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主结构”的提纲和起草
在详细描述眼下这个《强力意志》版本所依据的提纲之前，在描述我们的追问活动着手要探讨的段落之前，让我们先从尼采的书信中引用一些证词。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些证词揭示了尼采对他计划中的主结构所做的准备工作的一些情况，并且能说明这项工作由以产生的基本情调。
1884年4月7日，尼采写信给他在巴塞尔的友人奥维贝克：
“最近几个月里我专心研究了‘世界历史’，为之心醉神迷，虽然也得出了一些可怕的结果。我有没有给你看过雅各布·布克哈特的那封信，那封明确地向我指出了‘世界历史’的信?
如果我夏天去塞尔斯马里亚，[5]我就要着重修正我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观点了。我现在必须逐步逐步地审查全部学科系列，因为我眼下已经决心用最近五年时间来拟定我的‘哲学’，而在此之前，我已经用我的查拉图斯特拉为我的‘哲学’建造了一个前厅”。
在此场合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那个流行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根据这个观点，人们说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要以诗歌形式来表达其哲学，但由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没有产生这样的效果，所以，为了更清楚明白起见，尼采后来改用散文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哲学了。实际上，《强力意志》这部计划中的主要著作同样是诗意的，恰如《查拉图斯特拉》是思想性的一样。两部著作的关系是前厅与主结构的关系。而同时，尼采在1882年至1888年之间还有几个重要的步骤，这几个步骤在迄今为止对遗稿的汇编工作中完完全全被遮蔽了，并且因此使得人们不可能洞察尼采形而上学的本质结构。
1884年6月中旬，尼采致信其妹妹：
“所以，在今年夏季可望搭起我的主结构（Haupt-Bau）的架子；或者换句话说，我将在最近几个月里描出我的哲学的图样和今后六年的工作计划。但愿我的身体能应付得了！”[6]
1884年9月2日，尼采从塞尔斯马里亚写信给他的朋友和助手彼得·加斯特：
“此外，我已经全部完成了这个夏季我向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我已经制定了一个图样，在其中勾勒了我的‘哲学’的轮廓；今后六年我就要致力于详细落实这个图样。情况良好，充满希望。查拉图斯特拉在这当儿只具有完全个人的意义：它乃是我的‘修身读物和激励读物’——另外，对任何人来说，它都是模糊的、隐蔽的和可笑的”。
1885年7月2日，尼采写信给奥维贝克：
“我几乎每天口授二三小时，但我的‘哲学’——如果我有理由这样来称呼那种从我的本质根底处虐待着我的东西的话——是再也不能传达了，至少不能用文字来传达了。”
这里已经透露出尼采对以著作形式表达自己的哲学的可能性的怀疑。但一年之后，他又变得对此满怀信心了。
1886年9月2日，尼采写信给他母亲和妹妹：
“在今后四年内，我准备起草一部四卷本的主要著作；这部著作的标题就令人敬畏，《强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为此我需要一切，健康、孤独、良好的心情，也许还需要一个妻子”。
尼采在这里提到他的主结构时还谈到一个事实：在同年出版的《善恶的彼岸》一书的封面上，已经预告《强力意志》是接着要出版的著作。此外，尼采在其1887年出版的《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篇论文，第27条）中写道：
“对此（对于禁欲理想之意义问题），读者可参阅我正在撰写的一部著作：《强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
尼采本人用特殊的黑体字强调了他计划中的这部著作的标题。
1887年9月15日，尼采致信彼得·加斯特：
“坦率地讲，我在威尼斯与莱比锡之间犹豫不决——去莱比锡是为了学术的目的，因为就我眼下要完成的我一生的主要任务而言，还有许多要学习、探究和阅读。但也许这不是一个‘秋天’就对付得了的，而是需要在德国的整个冬天；而且，衡量一切以后，我的健康状况阻止我在这一年里还紧张地去做这个危险的试验。因此，结果是选择威尼斯和尼斯：[7]——还有，从内心深处来判断，我现在首先更迫切需要的是我自己的深刻孤独，而不是关于五千个具体问题的补充学习和深入探究”。
1887年12月20日，尼采致信卡尔·封·盖斯多夫：
“在一种显著意义上，我的生命现在恰如在壮年时分：一扇门关拢，另一扇门开启出来。光是我在最近几年里所做的事情，就是对过去的一种清算、结算和累积，我简直与人和物断绝了关系，并且一笔勾销了人和物。我这里还留下谁和什么东西，我现在必须从那里转向我的存在真正的主要事情（这种转向是注定了的），这在眼下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不瞒你说，我生活于其中的那种张力，一种巨大的使命和热情的压力，委实是太大了，以至于现在还没有更多的人能够接近我。事实上，包围着我的寂寞是惊人的。我所经受的，真正说来只还有完全陌生的和偶然的东西，另一方面，只还有长期以来和从童年时代就属于我的东西了。别的一切都被打碎了，或者被排斥了（其中有许多暴力性的东西和令人痛苦的东西——）”。
尼采在这里不再谈论一部单纯的“主要著作”。这已经是尼采思想活动的最后一年的预兆。在这一年里，一切都带着一种过分强大的光亮围绕着尼采，因此同时也有某种极端无度的东西从远处逼来。在1888年这一年里，尼采的著作计划完全改变了。1889年1月份，尼采精神病发作；作为最后的征兆，尼采于1月4日给他的朋友和助手彼得·加斯特（一位作曲家）写了一张明信片，内容如下：
尽管尼采在上面几处证词中道出了他的心里话，但对我们来说，这些证词首先只能是一种外部的征兆，标志着尼采对其著作的计划和起草工作所具有的基本情调。另一方面，我们同时也需要说明一下计划本身及其改变；甚至这件事首先也只可能从外部着手。这些计划和草案已经在尼采《全集》第十六卷第413—467页上公之于世了。
按照各个草案的秩序，我们可以区分出尼采的三种基本态度：第一种基本态度在时间上处于1882年至1883年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种基本态度处于1885年至1887年间（《善恶的彼岸》、《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种基本态度包括1887年和1888年（《偶像的黄昏》、《瞧！这个人》、《反基督者》）。但它们并不是一个发展过程的诸阶段。这三种基本态度也不是按它们的范围来划分的。实际上，每一种基本态度都意指哲学之整体，而且在每一种基本态度中总是包含着另外两种基本态度，尽管它们的内在构成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它们的具有赋形作用的中心也处于各不相同的层位上面。而且，只有关于这个中心的问题才是真正“折磨着”尼采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关于一种现成的手稿材料的适当概括的外部问题了；它乃是关于哲学的自我奠基的问题，尽管尼采并没有真正认识和探讨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关涉到那种实情，即哲学是什么以及哲学一向如何是，只有根据哲学本身来规定，而这种自我规定只有在哲学已经获得自我奠基之后才是可能的。哲学的特有本质往往转向它自身，而且，一种哲学越是具有原始性，它就越纯粹地在这种转向中萦绕于自身，而且这样一来，它的这个圆圈的范围也就推向更远处，直抵虚无的边缘。
现在，如果我们擦亮眼睛，我们就会看到，这三种基本态度中的每一种态度，都是由一个风靡一时的标题标示出来的。在其中，每个主标题之下又出现了另外两个当时未作为主标题的标题。这决不是偶然的。
第一种基本态度的特征体现在以下主标题中：《永恒轮回的哲学》，其副标题为《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全集》，第十六卷，第415页）。与此相应的一个计划是登峰造极的最后一章（第5章），其中包含着“作为最强大的人手中的锤子的永恒轮回学说”。由此可见，有关强力的思想，也即有关强力意志的思想，是完完全全贯通着整体的。
第二种基本态度体现于下述标题中：《强力意志》，其副标题是《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与此相应的计划（第424页，第7条）包含有这部著作的第四部分“永恒轮回”。
第三种基本态度使那个在前两种基本态度中仅仅作为副标题出现的标题成了主标题（第435页）：《重估一切价值》。与此相应的几个计划包含着第四部分“永恒轮回的哲学”，以及另一个态度上有所变化的关于“肯定者”的部分。永恒轮回、强力意志、重估，这乃是三个主导词语，计划中的主要著作的整体是受这三个主导词语引导的，层位各不相同而已。
现在，如果我们没有在思想上阐发出一种提问方式，后者能够把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学说、强力意志学说以及这两个处于最内在联系中的学说一体地把握为重估，而且，如果我们没有进而把这种基本的提问方式理解为一种在西方形而上学进程中必然的提问方式，那么，我们就决不能理解尼采哲学，我们因此也就把握不了二十世纪和未来的世纪，把握不了我们自己的形而上学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