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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代表团所采取的第一个手法，是突然要求大幅增加被告人数，这引起英国代表的惊恐，他们预计这是一个有300到400人的庞大的审判。私下里，美国人以极端偏激的抵触情绪回敬他们的批评者。到7月中旬，他们又起草了一个新的协议草案，这个草案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其内容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仍然包含了最初计划的主要指控（战争罪，侵略，共谋等），仍然坚持对犯罪组织的起诉，另外规定每个盟国自行起诉和审判它们关押的战犯，而不是四强盟国联合组成法庭进行审判。

这个方案与最初的计划相比，更没有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它包含着的很多棘手的法律特征，曾经烦恼过法国和苏联代表，而在其他方面也没有作出让步。然而，杰克逊已经对其大陆盟国代表失去信心，不再对联合起诉抱有任何希望。

他的第一想法是，与英、法代表协商一个秘密协议，而后给苏联代表下最后通牒，他们或者接受，或者被逐出盟国队伍。杰克逊经过重新考虑后，把这个疯狂的念头暂时搁置起来，他询问美国国务院，即将在波茨坦召开的三大国会议能否做出决议。在这一阶段，杰克逊试图作出最后努力，与苏联代表达成一致意见，如果失败就采取候补计划，凭此，美国将起诉自己监押下的战犯。对杰克逊面临的难题和打算，国务院强调，总统已经将此任务单独委派给他，国务院不便插手。

最终，战争审判问题没有赶在波茨坦会议召开前，在伦敦谈判桌上解决，它还是在波茨坦的三大国会议上提出来了，并通过三大国的商议，国际审判计划获得支持，并最后决定下来。

利用波茨坦会议，推动伦敦谈判的首先是英国政府。英国代表越来越关注杰克逊的反苏态度，并责备杰克逊，认为是他而不是尼基钦科，造成了伦敦谈判的僵局；他们还得知杰克逊有毁坏伦敦会谈的打算，并想单独撤出谈判，因此急切想利用波茨坦会议的机会，来阻止美国代表的鲁莽倾向。

伦敦会议期间，英国大选所引起的混乱局面牵制了英国谈判团，艾德礼出任英国首相，组成了工党内阁，这一变动正发生在伦敦会议中间，因此削弱了英国对会议的影响力，但这并没有防止艾德礼通过英国战争罪行谈判代表，达到其追求的主要目标。艾德礼从杜鲁门那里得到保证，美国保持采取四国联合审判不变。这迫使杰克逊打消危险念头，对谈判保持更大耐心。英国早就认为，缔结协议的主要障碍是杰克逊的胁迫态度，及其对苏联代表的猜疑。杜鲁门的保证将驯服杰克逊，促使伦敦谈判的事态向前发展。

最终推动谈判的是美国新任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Byrnes），他想帮助杰克逊，因此在波茨坦会议上提起这个话题。斯大林也热切关注战争罪行，也更关注战犯问题。他敦促英、美两个大国发表一个公开宣言，来确定即将受审的纳粹头目。英、美表示不愿通过确定特定被告的名字，来干预伦敦谈判。伯恩斯试图提醒苏联代表，希望他们在伦敦谈判上更合作一些。波茨坦会议期间，他尖锐地告诉斯大林，“我们期盼您能够教导您的代表尽力达成协议。”斯大林不动声色地回答道：“那另当别论”，并继续要求三大国决定被告名单。最后，他终于接受一个折衷的提议，即盟国到9月15日公开首要纳粹被告的名单。由此，同盟国的团结保住了，伦敦的谈判者必须在最后期限（即9月15日）前提出即将审判的被告名单。¹⁰⁰

而在伦敦，杰克逊正考虑用更极端的手段试图激起谈判的破裂，以避免“与俄国人在审判合作中遇到讨厌的麻烦”。然而，苏联代表却出人意料地表示同意签署协议。对事情发生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转机，杰克逊喜出望外：苏联人“吞下我们计划的‘钓钩、钓线和钓锤’”。¹⁰¹这种友好态度其实与杰克逊打算最后摊牌的威胁无关，事实上，苏联代表完全不知道美国谈判团内部发生的这些混乱；波茨坦会谈和最后期限的确定，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它促使伦敦会议上的苏联代表必须迅速签订协议。从中可以看出，苏联代表之所以行动缓慢，一方面是因为美国计划的混淆不清与复杂难解，另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得到苏联政府清楚明白的指示，这些因素都使尼基钦科不得不极为审慎小心。

无论如何，对已经作好准备给苏联代表下最后通牒的杰克逊团队来说，尼基钦科突然积极主动地表示合作近乎一个奇迹。8月2日，在会谈的最后十五分钟，尼基钦科和蔼地宣布，苏联接受美国修订的协定草案控告纳粹实施了“共同计划和共谋”，他也同意审判将在纽伦堡举行，并总结说，苏联非常乐意在三天内签署最终协议。至此，杰克逊辛辛苦苦拼搏六周时间要赢得的结果，就在这一刻钟里意外而仓促地落入他的怀抱。

伦敦谈判随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