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 教 上1

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战国之文，奇衺错出而裂于道，人知之；其源皆出于六艺，人不知也。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于《诗》教，人愈不知也。知文体备于战国，而始可与论后世之文；知诸家本于六艺，而后可与论战国之文；知战国多出于《诗》教，而后可与论六艺之文。可与论六艺之文，而后可与离文而见道；可与离文而见道，而后可与奉道而折诸家之文也。

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于是也。老子2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言天地，关尹3推衍五行，《书》教也；管、商4法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5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他杨、墨、尹文6之言，苏、张、孙、吴7之术，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录》8之所叙论，皆于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战国之文既源于六艺，又谓多出于《诗》教，何谓也？曰：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是则比兴之旨，讽谕之义，固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九流之学，承官曲于六典，虽或原于《书》、《易》、《春秋》，其质多本于《礼》教，为其体之有所该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纵横，所以文其质也。古之文质合于一，至战国而各具之质，当其用也，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战国者，纵横之世也。

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何谓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菹也。详见《文集》篇。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即诸子书也。而文集有论辨；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学者不知，而溯挚虞9所裒之《流别》，挚虞有《文章流别集》。甚且以萧梁《文选》举为辞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别之义矣。今即《文选》诸体，以征战国之赅备：挚虞《流别》，孔逭《文苑》10，今俱不传，故据《文选》。京都诸赋11，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上林》、《羽猎》12，安陵13之从田，龙阳14之同钓也；《客难》15、《解嘲》16，屈原之《渔父》、《卜居》17，庄周之惠施18问难也；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19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为始于傅毅20之徒，傅玄21之言。非其质矣。孟子问齐王之大欲，历举轻暖肥甘，声音采色，《七林》22之所启也，而或以为创之枚乘，忘其祖矣。邹阳辨谤于梁王，江淹23陈辞于建平，苏秦之自解忠信而获罪也。《过秦》24、《王命》25、《六代》26、《辨亡》27诸论，抑扬往复，诗人讽谕之旨，孟、荀所以称述先王、儆时君也。屈原上称帝喾，中述汤、武，下道齐桓，亦是。淮南宾客，梁苑辞人，原、尝、申、陵28之盛举也。东方、司马29侍从于西京，徐、陈、应、刘30征逐于邺下，谈天雕龙之奇观也。遇有升沈，时有得失，畸才汇于末世，利禄萃其性灵，廊庙山林，江湖魏阙，旷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从，文人情深于《诗》、《骚》，古今一也。

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其言信而有征矣。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何谓也？曰：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详见外篇《校雠略》、《著录先明大道论》31。道不行而师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贤尧、舜也。然而“予欲无言”，“无行不与”，六艺存周公之旧典，夫子未尝著述也。《论语》32记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训，至孟子而其文然后闳肆焉，著述至战国而始专之明验也。《论语》记曾子之没，吴起尝师曾子，则曾子没于战国初年，而《论语》成于战国之时明矣。春秋之时，管子尝有书矣。《鬻子》33、《晏子》34，后人所托。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则犹周公之有官礼也。记管子之言行，则习管氏法者所缀辑，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谓管仲之书不当称桓公之谥，阎氏若璩35又谓后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并无私自著书之事，皆是后人缀辑，详《诸子》篇。兵家之有《太公阴符》36，医家之有《黄帝素问》37，农家之《神农》38、《野老》39，先儒以为后人伪撰而依托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则亦有所未尽也。盖末数小技，造端皆始于圣人，苟无微言要旨之授受，则不能以利用千古也。

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焉。中或不能无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战国之人而述黄、农之说，是以先儒辨之文辞而断其伪托也；不知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与孔子所述六艺旧典，皆非著述一类，其说已见于前。实非有所伪托也。然则著述始专于战国，盖亦出于势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为文辞，而文辞不能不生其好尚。后人无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于文辞焉，然犹自命为著述，是以战国为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于战国也。

1 本文写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秋任永平敬胜书院主讲时，作者时年四十六岁。文中主要讲古代文体的演变，认为后世各种文体都大备于战国，战国之文，源于六艺，特别是多出于《诗》教。批评那种将《文章流别传》溯为源头，将萧梁《文选》举为辞章之祖，是“不知古今流别之义”。并且提出，“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又说“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辩”。这些说法确实很有道理。后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所写《文集》篇，则是专门论述文集内容的变化，直到后来内容变得十分庞杂，而目录学家著录时也不得不随之变化。到嘉庆三年（1798）所写《史考释例》中对“文集”的变化讲得就更加明确而令人信服。指出“文集仿于东京，至魏、晋而渐广，至今则浩如烟海矣”。并指出唐朝实为这种变化的分水岭，“自唐以后，子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议，史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亦著述之一大变也”。这个论述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对这样的重要变化，却从来没有人作过专门的论述，如果将此三篇文章同时阅读并作一比较，便可发现在提法上还是有些变化，特别是后者应当说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历史事实。这就说明，到了晚年，他的许多观点和见解显得更加成熟。

2 老子：春秋时道家创始人。楚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姓李，名耳，字聃。一说名聃，字伯阳。曾任周王室守藏史（管理藏书之史官）。后又为柱下史。因见周室衰微而隐退。有《道德经》，主张“无为而治”，幻想退到“小国寡民”社会。今存《老子》二卷，当前学术界认为是这一学派编定，成于战国前期，基本思想是老子的遗说，也有后人附加之文句。书的内容仅五千字，分八十一章，历代注本很多。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帛书《老子》两种写本，编排顺序与通行本不同，通行本是《道篇》在前，《德篇》在后，帛书甲乙本都是《德篇》在前，《道篇》在后，与《韩非子》中《解老》、《喻老》引文次序一致，可见汉初就有两种传本。

3 关尹：指关尹喜，相传为春秋末道家。曾任函谷关尹，一说姓尹名喜，又称“关尹”、“关尹子”。班固注曰：“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基本思想与老聃一致，故《庄子·天下》篇把他与老聃并列。其书早佚，今传《关尹子》九篇，虽与《汉书·艺文志》著录相同，实为后人伪作，刘向《序录》、葛洪序，皆是伪托。

4 管、商：指管仲、商鞅。管仲（？—前645），春秋时齐国名臣。名夷吾，字仲，一字敬仲，颍上（今安徽颍上）人。初事公子纠，襄公乱政，他与公子纠逃奔鲁国，并助纠与公子小白（即齐桓公）争夺君位，遭失败，桓公欲治其罪，经鲍叔牙力荐，任齐相，助桓公进行改革，使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现存《管子》七十六篇，据近人研究，认为系战国、秦汉时人伪托之作。商鞅（约前390—前338），战国政治家。姬姓，公孙氏，名鞅。卫国公族，故又称“卫鞅”。尝事魏相公孙痤，为中庶子。闻秦孝公求贤，入秦。孝公三年（前359）（一说六年）任左庶长，进行变法。十二年第二次变法，使秦强大。二十二年，攻杀魏将公子，以功封于商，号商君。因公子虔诬他谋反，被车裂。有《商君书》二十九篇，系后人整理而成，今存二十四篇。

5 申、韩：指申不害、韩非。申不害（？—前377），战国时学者。亦称申子，郑国京（今河南荥阳东南）人。韩昭侯八年（前355）任韩相。其思想主于“术”，即君主驾驭使用大臣的手腕权术。《史记》本传说：“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是很有道理的。其书《申子》，《史记》本传称二篇，《汉书·艺文志》著录六篇。前人研究，两种本子篇数不同，而内容并无差别。其书南宋已亡佚，清人有多种辑本。韩非（约前280—前233），战国末思想家。原为韩国公室贵族，与李斯同出于荀卿门下。时韩国日趋衰落，他多次上书韩王，倡议变法图强，韩王不纳，乃发愤著书立说。秦王政慕其名，用武力胁韩王遣其入秦。至秦后，遭李斯、姚贾诬害，冤死狱中。他主张“以法为主”，而“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今存。唐以后，因韩愈名气大，称“韩子”，后人为了区分，便将书名改称《韩非子》。

6 杨、墨、尹文：指杨朱、墨翟、尹文子。杨朱，战国时学者。字子居，后于墨子。尝与墨子弟子禽滑厘辩论，认为“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列子·杨朱篇》）其说与墨子的“兼爱”思想相反，时人视为“为我”，孟子斥其为异端。墨翟（约前468—前376），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墨家学派创始人。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出身微贱，当过木匠。宋昭公时任大夫。后迁居鲁国，从事学术活动。主张兼爱、非攻、节用、节丧、尚贤等。亦主张尊天、事鬼。现存《墨子》五十三篇，《汉书·艺文志》载七十一篇，缺十八篇，约亡于隋唐之际。从内容看并非出于一人之手，盖为其弟子或再传弟子作品。尹文子，战国齐国学者。复姓尹文，名未详。《列子》作“尹文先生”，《说苑》作“尹文”。齐宣王时人，曾游说宣王。著有《尹文子》一篇，属名家。

7 苏、张、孙、吴：指苏秦、张仪、孙武、吴起。苏秦（？—前284），战国时纵横家。己姓，苏氏，字季子，东周雒阳（今河南洛阳东）人。曾与张仪同事鬼谷子。以“合纵之说”游说燕、赵、韩、魏、齐、楚等国合纵摈秦，被赵肃侯封为武安君。后至燕，为燕王信任。齐伐燕时，他入齐为燕反间。齐泯王立，他因与齐大夫争宠被杀。一说因反间事发，为齐泯王车裂。《汉书·艺文志》著录《苏子》三十一篇。张仪（？—前310），战国时纵横家。姬姓，张氏，魏公族庶子。曾为楚门客，游说于赵、东周，皆不用，遂入秦，为惠王信任，为相国。以连横之策游说六国服从于秦，助惠王称王。又以虚言割地六百里为饵，骗得楚怀王亲秦绝齐。秦趁机大败楚军，取楚汉中。得封五邑，号武信君。秦武王即位，复入魏为相，次年病卒。《汉书·艺文志》有《张子》十篇，早佚。孙武，春秋时军事家。字长卿，齐国安乐（今山东惠民）人。因族人谋乱，离齐至吴。任吴将，辅助吴王与楚争战。周敬王十四年（前506），佐吴王率兵攻楚，攻下楚都郢。后又协助夫差伐越、攻齐，北上会盟诸侯，与晋争霸。著《孙子兵法》流传至今，享誉海内外。吴起（？—前381），战国时军事家。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初为鲁将，攻齐大破之。后为魏将，率军拔五城，拜为西河守。遭魏相公叔陷害，投奔楚国，任令尹。出兵南平百越，北灭陈、蔡，却三晋，伐西秦。悼王死后，为楚贵族大臣射死。著有《吴起》一书，《汉书·艺文志》著录四十八篇。今传《吴起兵法》乃伪书。

8 《七录》：南朝梁阮孝绪撰。共收图书六千二百八十八种，分为七录五十五部。七录分别为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佛法录、仙道录。它一定程度上总结了前代目录学之成就。原书已失传，序目尚存《广弘明集》。阮孝绪（479—536），南朝梁学者。字士宗，陈留尉氏（在今河南）人。隐居不仕。普通（520—527）中撰成《七录》一书。

9 挚虞：字仲洽，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西晋文学家。惠帝元康中，历秘书监、卫尉卿、光禄勋、太常卿。永嘉之乱中，饿死流亡途中。曾编有《文章流别集》六十卷，为最早的按文体分类的通代文章总集，已亡佚。《文章流别论》初附于《文章流别集》中，后别出单行，原书也亡佚，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中收有辑文。此书把文章区分为诗、颂、赋、箴、铭、哀辞等多种文体，较之前人分类更加精密。还著有《族姓昭穆》、《游思赋》、《太康颂》等。

10 孔逭《文苑》：南朝齐人孔逭编《文苑》一百卷。南宋王应麟《玉海》谓孔逭“集汉以后诸儒文章，今存十九卷”。后全佚，孔逭生平不详。

11 京都诸赋：指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南都赋》、左思《三都赋》，在《文选》中均有选录。

12 《上林》、《羽猎》：指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和扬雄的《羽猎赋》。两赋都是讲帝王田猎活动。前者是讲汉武帝，后者讲汉成帝。

13 安陵：指《战国策·楚策》上讲楚王与安陵君游云梦的情况。

14 龙阳：指《战国策·魏策》上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的事。

15 《客难》：指司马相如《答客难》赋，这是一篇散文赋，是一篇发泄牢骚的作品。

16 《解嘲》：扬雄所作之赋。此赋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模仿《答客难》而作。

17 《渔父》、《卜居》：这两文不仅内容相近，而且都是对问体，借郑詹尹与渔父两人对问对答来表达问题。

18 惠施（约前370—前318）：战国时学者。宋人。为魏惠王相，执政达十五年。有辩才，知识渊博。其“合同异”的哲学思想现保存在《庄子·天下篇》中，《庄子·秋水篇》尚有其与庄子辩论之内容。

19 连珠：《韩非子》有《内储说》和《外储说》篇，其文章辞义连珠，而并不是说《韩非子》中尚有《连珠》篇。《魏书·李先传》有太宗“召先读《韩子连珠》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若是将其理解为篇，则《韩非子》中有《连珠》二十二篇，显然是不妥当的。只能理解为《韩非子》中具有连珠特色的文章二十二篇。而按章氏文章上下文看：“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之所肇也。”意思是说，“比事征偶”，连珠特色的开创乃始于韩非《储说》。因而连珠不该加篇名号。

20 傅毅：东汉官吏。字武仲，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人。建初中章帝广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文雅显于朝廷。后为车骑将军马防军司马，马氏败，免官。和帝永元元年（89），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及宪为大将军，任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毅早卒。著《七激》等文赋二十八篇。

21 傅玄（217—278）：西晋学者。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人。魏元帝时，郡上计吏，再举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州举秀才，除郎中。武帝为晋王时，任散骑常侍。及受禅，进爵为子，加驸马都尉。泰始四年（268）任御史中丞，次年迁太仆，后转司隶校尉。死后追封清泉侯。博学善属文，曾参与撰修《魏书》。著有《傅子》。

22 《七林》：洪迈认为傅玄作。《容斋随笔》卷七《七发》条云：“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旨腴词，上薄《骚》些，盖文章领袖，故可喜。其后继之者，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骃《七依》、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张协《七命》之类，规仿太切，了无新意。傅玄又集之以为《七林》，使人读未终篇，往往弃诸几格。”但《隋书·经籍志》并未著录。该志著录有“《七林》十卷，梁十二卷，录二卷，卞景撰。梁又有《七林》三十卷，音一卷，亡”。并未提及傅玄。

23 江淹（444—505）：南朝文学家。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民权东北）人。少贫孤好学，早有文名。历仕宋、齐、梁三朝。梁时官至紫金光禄大夫，封醴陵侯，弹劾不避权贵。时称“江郎”。晚年才思微退，不如前敏，故又有“江郎才尽”之语。其诗风格清丽，多拟古之作。“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随景素在南兖州。广陵令郭彦文得罪，辞连淹，系狱中。淹狱中上书”，“景素览书，即日出之”（《梁书·江淹传》）。

24 《过秦》：指贾谊所撰《过秦论》。这是一篇以批评秦朝政治得失成败为主题的政论文章。

25 《王命》：指班彪所撰《王命论》。

26 《六代》：指曹冏所撰《六代论》。

27 《辨亡》：指陆机所撰《辨亡论》。

28 原、尝、申、陵：指赵国平原君赵胜、齐国孟尝君田文、楚国春申君黄歇、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号称战国时四大公子，因都大量招有门客而称著。

29 东方、司马：指东方朔、司马相如。东方朔（前154—前93），西汉大臣、文学家。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东北）人。性诙谐滑稽，善辞赋。武帝初即位，征举方正贤良材力之士，他上书自荐，拜为郎。初待诏公车，改待诏金马门，后迁太中大夫。常以滑稽怪异的动作言辞对武帝进行讽谏。帝甚亲近，然终不得重用。后世称之为“仙人”，《神异经》、《海内十渊记》等书都托名为他所作。

30 徐、陈、应、刘：指徐幹、陈琳、应玚、刘桢。都是文学之士，相聚于魏都邺。徐幹（171—218），三国时文学家。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昌乐西）人，“建安七子”之一。擅长诗赋。所作文辞甚得曹丕赞赏。反对流行的训诂章句之学。著有《中论》，另有文集已散佚。陈琳（？—217），三国文学家。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建安七子”之一。初为大将军何进主簿，进谋诛诸宦官，召四方猛将引兵向京城，琳谏而不纳，乃避难冀州，袁绍使典文章。绍败，琳转归曹操，与阮瑀并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后徙门下督。诗歌有《饮马长城窟行》等。原有集十卷，已佚。应玚（？—217），三国文学家。字德琏，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人。“建安七子”之一。被曹操征召为丞相掾属，转平原侯庶子，后为五宫中郎将文学。刘桢（？—217），三国文学家。字公幹，东平（今山东东平）人。“建安七子”之一。与魏文帝友善。后以不敬罪被刑，刑后署吏，所作五言诗，风格遒劲，语言朴质，名重于世，今有《刘公幹集》。

31 外篇《校雠略》：章氏初作《校雠略》时，曾将其定为列入《文史通义》外篇，但后来写作过程中发现其内容太多，又能自成一体，故而独立成书，定名曰《校雠通义》。后来作《繁称》篇自注就云：“已详《校雠通义》。”他在50岁那年写的《上毕抚台书》中便明确说过：“生平著有《校雠通义》、《文史通义》，尚未卒业，然颇有文理，可备采择。”可见当时已经明确把《校雠通义》当作独立的一部著作向毕沅介绍了。流传下来的《校雠通义》共三卷，不是分上、中、下篇，更没有《著录先明大道论》这个篇名。但这一内容已经分散在该书卷一的《原道》篇中，而所谓《汉志诗赋论》一篇，则已经入该书卷三，仍叫《汉志诗赋》。这一卷专论《汉书·艺文志》，故除这篇外，尚有《汉志六艺》、《汉志诸子》、《汉志兵书》、《汉志术数》、《汉志方技》诸篇。因此，我们说他原写之《校雠略》三篇，本欲放在《文史通义》外篇，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扩大而成《校雠通义》一书，这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32 《论语》：是由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记录整理而成，约成书于战国前期。内容记载着孔子及弟子言语行事。此书传到汉代，出现三种本子：即《古论》、《齐论》、《鲁论》。马培棠《国故概要》说：“西汉之末，有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晚讲《齐论》，后合而订之。删《齐论》之《问玉》、《知道》，从《鲁论》二十篇，号《张侯论》，此《论语》第一次改订也。东汉末，郑玄又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而为之注，此《论语》第二次改订也。第二次改订本，即现行《论语》之来源。”书中集中反映孔子的政治主张和教育思想。语言简练，用意深远，富有深刻的社会哲理。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都有深远的影响，是研究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必不可少的著作。汉文帝时设立传记博士，《论语》、《孟子》都是“传记博士”之一，成为士人必读之书。东汉列为“七经”之一。南宋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集为《四书》，作《四书章句集注》。元仁宗起，直至明清，成为科举考试必读之书。

33 《鬻子》：相传为楚始祖鬻熊作。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自注曰：“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前人早已论定为伪书。《吕氏春秋》与贾谊《新语》曾引鬻子言，可见先秦确有其书。今存之本，内容皆为黄老之言。《四库全书》著录一卷十四篇，入杂家类。

34 《晏子》：后人伪托晏婴而作之书，约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后，后人又不断有所增补。《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入儒家类，八篇。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晏子》残简，与今本有关章节内容大体一致，因为书中有些观点与墨家之间有契合之处，也有和《墨子》书里相同文字，故唐柳宗元在《晏子辨》中认为是“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宋代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马端临《文献通考》都列入墨家类，这是不妥的。因为晏婴所处年代远在墨翟以前。尽管其书中编纂除了搜集晏子的遗闻佚事，主要依据《左传》的记载，但编纂者在使用史料时并不忠于原书，有时窜入同时或稍后人的评赞，甚至对原来史料进行扩充，对于佚闻更是创造附会，这已属于创作的范畴，而不是写史。故现在有人提出该书乃是一部富有政治思想性的古典文学作品，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不能把它当作真实史料。《隋书·经籍志》称《晏子春秋》，列在儒家，《四库全书》著录《晏子春秋》八卷，入史部传记类。晏婴（？—前500），春秋齐国大臣，政治家。字仲，谥平，称“晏平仲”，或“晏子”。夷维（今山东高密）人。齐灵公二十六年（前556）其父晏桓子卒，他继任齐卿，执政五十年，以力行俭朴、恭谨下士、诤谏直劝著称于时，后人采其言行编成《晏子春秋》。

35 阎氏若璩：即阎若璩（1636—1704），清朝学者，以考据著称。字百诗，号潜邱，山西太原人，曾侨寓江苏淮安。幼时口吃，苦学多思，研究经史而成名。应徐乾学之邀请，参与《大清一统志》和《资治通鉴后编》编修。长于考据，以三十年精心考证，撰著出《古文尚书疏证》一书，证实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之伪，为学术界所推崇。又著《四书释地》，纠正前人地名附会之错误，在地理研究上，与顾祖禹、胡渭、黄仪齐名。另著有《潜邱札记》、《孟子生卒年月考》、《释地余论》等。

36 《太公阴符》：《汉书·艺文志》道家类，仅著录《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而在该书《张良传》则有《太公兵法》，并无《太公阴符》。到《隋书·经籍志》始有《太公阴谋》、《太公阴符钤录》两书，旧题均为西周吕望著。均早佚，清人严可钧有辑本，载《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37 《黄帝素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黄帝内经》十八卷，战国时人依托黄帝而作，全书以黄帝、岐伯等问答形式写成。皇甫谧《甲乙经序》：“《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王冰《内经素问序》则曰：“《内经》十八卷，《素问》即其经之九卷也，兼《灵枢》九卷，乃其数也。”《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黄帝素问》九卷，《黄帝针经》九卷。可见原为《素问》、《针经》两部分组成。唐人王冰整理时作过变动，《针经》而变为《灵枢》。南宋史崧在《灵枢经序》中已称“昔黄帝作《内经》十八卷，《灵枢》九卷，《素问》九卷，乃其数焉”。该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基础理论性专著，奠定了祖国医学体系。书中以医药理论为主，兼及针灸、方药的治疗。《素问》内容包括人体解剖生理（脏象、经络等）、病因、病理、诊断、辩证、治疗、预防、养生以及人与自然、阴阳、五行学说在医学上的应用等。《灵枢》则详于经络、针灸，许多内容与《素问》互为补充。两者早已单独流传。

38 《神农》：战国时人托神农而作，颜师古引刘向《别录》云，疑李悝及商君所作，早亡佚。《管子》、《吕氏春秋》、《胜之书》及《汉书·食货志》均有征引，其实多为农政方面的议论，很少有农耕技术方法之内容。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中有论述，马国翰有该书辑佚一卷。

39 《野老》：相传为战国时隐士野老著，其姓名不详，因隐于田野，年老，故号野老。曾游历齐、楚、秦，对耕种颇有研究。《汉书·艺文志》著录十七篇，列入农家。因早亡佚，马国翰根据马《绎史》云“盖古农家野老之言而吕子述之”一语，辑录《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以成该书一卷。或谓为战国时齐楚间人所作，十七篇未必出自一二人之手。王毓瑚在《中国农学书录》中指出：“《绎史》所说‘野老’，是泛指农夫而言，并非《汉志》中十七篇作者，马国翰似不无附会之嫌。原书恐已不可能再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