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教 下

《易》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谓无不备矣。然诸史皆掌记注，而未尝有撰述之官，祝史命告未尝非撰述，然无撰史之人，如《尚书》誓、诰自出史职，至于帝典诸篇，并无应撰之官。则传世行远之业，不可拘于职司，必待其人而后行，非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不足以与此。此《尚书》之所以无定法也。

《尚书》、《春秋》，皆圣人之典也。《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书》之支裔折入《春秋》，而《书》无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无定法者难继，此人之所知也。然圆神方智，自有载籍以还，二者不偏废也，不能究六艺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遗意者也。史氏继《春秋》而有作，莫如马、班，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

《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纪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盖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

迁书纪、表、书、传，本左氏而略示区分，不甚拘拘于题目也。《伯夷列传》1，乃七十篇之序例，非专为伯夷传也；《屈贾列传》2，所以恶绛、灌3之谗，其叙屈之文，非为屈氏表忠，乃吊贾之赋也。《仓公》4录其医案，《货殖》5兼书物产，《龟策》6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为一人具始末也。《张耳陈馀》7，因此可以见彼耳。《孟子荀卿》8，总括游士著书耳。名姓标题，往往不拘义例，仅取名篇，譬如《关雎》9、《鹿鸣》10，所指乃在嘉宾淑女。而或且讥其位置不伦，如孟子与三邹子¹¹。或又摘其重复失检，如子贡¹²已在《弟子传》，又见于《货殖》。不知古人著书之旨，而转以后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变通，亦知迁书体圆而用神，犹有《尚书》之遗者乎！

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谨守绳墨，待其人而后行，势之不得不然也。然而固《书》本撰述而非记注，则于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以为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传世行远也。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之宗旨，不可复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犹拘守成法，以谓其书固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之失传也久矣！

历法久则必差，推步后而愈密，前人所以论司天也；而史学亦复类此。《尚书》变而为《春秋》，则因事命篇，不为常例者，得从比事属辞为稍密矣。《左》、《国》13变而为纪传，则年经事纬不能旁通者，得从类别区分为益密矣。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圆神，则芜滥浩瀚，不可诵识，盖族史但知求全于纪表志传之成规，而书为体例所拘；但欲方圆求备，不知纪传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书》之初意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

左氏编年，不能曲分类例。《史》、《汉》纪表传志，所以济类例之穷也。族史转为类例所拘，以致书繁而事晦；亦犹训诂注疏所以释经，俗师反溺训诂注疏而晦经旨也。夫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书》未入《春秋》之初意欤！

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解《庄》书者，以谓天地自有变化，人则从而奇腐云耳。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马、班。盖自刘知幾以还，莫不以谓《书》教中绝，史官不得衍其绪矣。又自《隋·经籍志》14著录，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则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悦15、袁宏16，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司马《通鉴》17，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18，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于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类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此《尚书》之所以神明变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传，已不免于以文徇例，理势不得不然也。以上古神圣之制作，而责于晚近之史官，岂不悬绝欤！不知经不可学而能，意固可师而仿也。且《尚书》固有不可尽学者也。即《纪事本末》，不过纂录小书，亦不尽取以为史法，而特以义有所近，不得以辞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质之中，则师《尚书》之意，而以迁史义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纪传之极弊，非好为更张也。

纪传虽创于史迁，然亦有所受也。观于《太古年纪》19、《夏殷春秋》20、《竹书纪年》21，则本纪编年之例，自文字以来即有之矣。《尚书》之史文之别具，如用左氏之例而合于编年，即传也。以《尚书》之义为《春秋》之传，则左氏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尚书》之义，为迁史之传，则八书、三十世家不必分类，皆可仿左氏而统名曰传。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即列传本体。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训诰之类。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纬本纪。则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于年月后先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至于人名事类，合于本末之中，难于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别绘为图以表明之。盖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之流弊，其道莫过于此。至于创立新裁，疏别条目，较古今之述作，定一书之规模，别具《圆通》之篇，此不具言。

1 《伯夷列传》：为《史记》七十列传之首篇。伯夷，西周武王时人。名元，字公信，夷为谥号。商朝孤竹君墨胎氏之长子。父立其弟叔齐，叔齐让位给他，不从，两人先后都逃到周国。周武王伐纣，两人叩马谏阻。武王灭商后，两人耻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饿死在山里。

2 《屈贾列传》：《史记》七十列传之第二十四。由于屈原、贾谊有类似遭遇，故司马迁将两人合传。屈原（约前340—前278），战国时楚国大臣、文学家。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字灵均。楚宗族。楚怀王时任左徒，主张改革政治，遭令尹子兰、大夫靳尚等诬害，徙为三闾大夫。后被贬，流放汉北。顷襄王立，再度被流放江南。因忧伤国事，发愤作《离骚》。楚都郢为秦军攻破，投汨罗江自尽。著作尚有《橘颂》、《九歌》、《九章》、《天问》等，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

3 绛、灌：指周勃与灌婴。周勃（？—前169），西汉沛（今江苏沛县）人。汉初大臣。刘邦起兵后，一直跟随刘邦，西进灭秦时，每战必先锋，封威武侯。汉朝建立后，平定几次叛乱，改封绛侯。刘邦甚重之，临终前遗言，认为此人“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此人。吕后卒，他与陈平合谋，一举尽诛诸吕，迎立文帝，任右丞相。晚年被人告发欲谋反，被捕下狱，得贵戚重臣援救得释，病卒。灌婴（？—前176），西汉开国功臣。睢阳（今河南商丘南）人。秦末追随刘邦，因屡次建功，先封为昌文侯，高祖六年（前201）又封颍阴侯。吕后死后，和周勃配合，诛灭诸吕，拥立代王为文帝，拜为太尉。文帝前元三年（前177）代周勃为丞相。

4 《仓公》：指《史记·仓公列传》。仓公（前216—前150），西汉著名医学家。姓淳于，名意，人称“淳于公”，因曾任齐太仓长之职，故又称为“仓公”，或“太仓公”。齐临菑（今山东临淄）人。当时名医，为人治病，重视脉法，探明病因，疗法多样，针药并用，疗效显著，决死生多验。他是医学史上反对服五石求仙的先驱者。

5 《货殖》：指《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在此传及《平准书》中，论述国家经济和社会财富生产状况。而在该列传中他分析人类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发展情况，指出物质生产有其自身规律可寻，同时又指出社会分工是由生产和交换的需要而去从事工作的结果。并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要求是合理的。谋求个人利益，是人的“天性”。因而得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的光辉结论。

6 《龟策》：指《史记·龟策列传》。该列传讲述自古以来帝王要建立国家，承受天命，大多用卜筮来助成善事。汉武帝也信奉这一套，聚集了很多太卜官，对有些人赏赐甚至达到几千万。各级官吏也都说此灵验。后来太卜官奸谋败露，诛灭三族。

7 《张耳陈馀》：指《史记·张耳陈馀传》。张耳（？—前202），秦汉之际诸侯王。大梁（今河南开封）人。战国末为魏国游士。陈胜起义后，他与陈馀前去投奔，任校尉。项羽入关，被封为常山王。汉王二年（前205），又投汉反楚，被刘邦封为赵王。陈馀（？—前204），秦汉之际诸侯王。大梁（今河南开封）人。与张耳为刎颈交。陈胜起义后，往投之。劝胜莫称王，胜不听。遂自领兵略赵地，自任都尉。项羽大封诸侯，张耳封为常山王，他仅食南皮三县，大怨。于是借兵于齐王田荣袭逐张耳，自立为代王。汉王三年（前204），汉将韩信击赵，他率二十万军迎战，为韩信所破，被杀。

8 《孟子荀卿》：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荀卿（约前313—前238），战国思想家、教育家。通称“荀子”，名况，时人尊而号为卿。后人避汉宣帝刘询讳，称为“孙卿”，或“孙卿子”。赵国人。年五十始游学于齐，在稷下（今山东淄博北）三为祭酒。曾入见秦昭王，与临武君在赵孝成王前议论兵法。赴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今山东苍山兰陵镇）令。因遭诽谤，离楚归赵，赵用为上卿。后复归楚，仍任兰陵令。春申君死后遭免官，因居兰陵，著述而终。韩非、李斯皆其弟子。提倡礼治、德治、法治相结合来治理天下。主张尚贤使能，平政爱民。著有《荀子》一书，其中《赋论》对汉赋兴起有一定影响。

9 《关雎》：《诗经·周南》的首篇，也是《国风》的首篇。这是一首歌咏男女恋爱的诗，全诗共三章。

10 《鹿鸣》：《诗经·小雅》的首篇。这是周朝国君大宴宾客和群臣时所演奏的一首乐歌。全诗分三章。叙述国君对宾客群臣既饮食之，又有币帛相送，以使忠臣嘉宾得尽其心。

11 三邹子：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讲到的邹忌、邹衍和驺奭三人。邹忌（？—约前341），战国时齐国大臣。一作“驺忌”、“驺忌子”。田齐桓公时任大夫。田齐桓公五年（前371），秦、魏攻韩，桓公欲救韩，他献计袭燕并取得燕桑丘（今河北保定北）。威王即位后立志改革，他以鼓琴游说威王而取得信任，并任相，封下邳（今江苏邳县西）称成侯。主张革新政治，选贤任能。曾献计围魏救赵，使齐有桂陵大捷。邹衍（？—前240），战国时学者，阴阳家代表人物。一作“驺衍”，又称“驺子”。齐国人。魏惠王招贤，曾至魏，惠王郊迎，筑碣石宕，待以师礼。齐宣王时，居稷下，为上大夫，因学究天人，雄于口辩，号“谈天衍”。燕昭王即位，自齐往燕，受昭王信任。晚年为齐使赵，平原君接待竟不敢正坐。曾面折公孙龙，名重一时。其学说以“五行相生”为序，开“月令”、“十二纪”之门，借以论述天地的发生和发展；又据当时地理知识，详述九州山川物产，扩大人们的空间观念；并以“五行相胜”为基础，创“五德终始”之说。《汉书·艺文志》著录《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驺，战国时齐国阴阳家。《七略》作“驺赫子”，也称“驺子”。据说他善于用邹衍之思想而修饰其文，若雕镂龙文，故号“雕龙”。曾游学齐之稷下，与淳于髡、慎到、田骈等齐名。约卒于齐襄王时。《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驺子》十二篇。

12 子贡（前520—？）：春秋时卫国人，名端木赐，字子贡。孔子门人，善于辞令，以言语见称。曾于卫、鲁做官，又游说于齐、吴等国。后弃官经商于曹、鲁之间，家累万金。后死于齐国。《弟子传》指《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此传将孔门著名弟子全部列上。

13 《左》、《国》：指《左传》、《国语》。《国语》，是一部国别史，学术界公认成书于战国时代，作者虽有几种说法，实际无考。它的编纂特点，是把周王朝与诸侯国的历史合编在一道，按每个国家顺序，而一国之内再按年代编次。全书二十一卷，按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分国编辑，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并且内容以记言为主，偏重于记述人物的言辞议论。为研究春秋时期历史重要的史料。

14 《隋·经籍志》：指《隋书·经籍志》。

15 荀悦（148—209）：东汉史学家。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灵帝时托疾隐居。献帝时为黄门侍郎，迁秘书监、侍中。因有感于时政，作《申鉴》五篇，主张去除伪、私、放、奢四患。提倡兴农桑、审好恶、宣文教、立武备、明赏罚五政。建议重视史官，随时记载善恶成败。献帝以《汉书》文繁难省，命其按编年删改，历五年而成《汉纪》三十卷。

16 袁宏（328—376）：东晋史学家。字彦伯，陈郡夏阳（今河南太康）人。少孤贫，以文才出众。曾作《咏史诗》为安西将军谢尚赏识，引为参军。后任桓温大司马府记室，掌书记。出为东阳太守。仿荀悦《汉纪》而撰《后汉纪》三十卷。另有《竹林名士传》、《三国名臣颂》等书。

17 《通鉴》：《资治通鉴》，全书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所记史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历史。总共计三百万字，为我国古代编年体巨著。

18 袁枢《纪事本末》：袁枢（1131—1205），南宋史学家。字机仲，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隆兴进士，历官温州判官、严州教授、处州知州、国史院编修官、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子祭酒。被劾罢归。任严州教授期间，“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宋史》本传）。《纪事本末》即《通鉴纪事本末》，它把《通鉴》全书内容区分门类，以类排纂，综括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迹，分隶二百九十三目，另有附录六十六事，总计大小三百零五件重要事情，始自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每事一篇，自为起迄，故名“本末”，从而创立了纪事本末史体。

19 《太古年纪》：《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春秋类》著录有《太古以来年纪》二篇，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云：“当为三代以往之纪年，为《史记》所本。”大约即指此书。

20 《夏殷春秋》：刘知幾在《史通·六家》云：“《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琐记》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

21 《竹书纪年》：本称《纪年》，西晋武帝时在汲郡战国魏襄王墓中发现大批竹简，此为其中之一种，故名。因发现于墓中，又称《汲冢纪年》。原有十三篇，记事起自黄帝，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晋后，专述魏事，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9），故知为魏国史书。其中若干事可纠正《史记》之误。大约两宋时亡佚，其后有人杂采各书，成《今本竹书纪年》。清朱右曾以其不可信，乃广辑群籍所引，辑成《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加以补正，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