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 教1

经礼之学，开端先辨经曲。经曲之义未明，是出入不由户也，而学者往往昧之。

《中庸》2篇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刘向以三百为官礼，所谓经也；三千为《仪礼》，所谓曲也，其说盖得之矣。郑康成乃以三百为《仪礼》，三千为《礼》文。无论三千三百，名数难以强索，且大《礼》与天地同节，惟建官立典，经纬天人，庶足称礼之实，容仪度数，不过一官之长，何足当之！古人所谓仪也，非礼也。

经曲之说，朱子从郑而不从刘，然注《论语》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则礼之不仅于威仪也，亦可见矣。盖非尽人官物曲之精微，岂足以称天理节文之义！孔子曰：“吾学周礼。”韩宣子见《易》象、《春秋》，以为周礼在鲁。礼之所包广矣，官典其大纲也。

或曰：“周公作官礼乎？”答曰：周公何能作也！鉴于夏、殷而折衷于时之所宜，盖有不得不然者也。夏、殷之鉴唐、虞，唐、虞之鉴羲、农、黄帝，亦若是也，亦各有其不得不然者也，故曰“道之大原出于天”也。孔子曰“吾学周礼”，学于天也，非仅尊周制而私周公也。

《帝典》3之命羲和，咨九官，盖六典之权舆，然必别有籍矣。而礼特九官之一耳，而在《周官》，则三礼又五礼之一也。前后详略不同如此，可以想鉴夏鉴殷之所自矣。

《汉·艺文志》，官仪、二礼与礼家诸记合为一种，后世《三礼》所由名也。其实诸记多为仪礼，而传《周官》者，非专门之学即无成书，名为三礼，实二礼也。二礼同传，而儒者拘于威仪之说，遂异经礼三百而归之《仪礼》，反若官典为礼家之赘疣，而先王制作之原，与道出于天之义微矣。今之《三礼》，乃官仪、二礼合《小戴记》耳。此乃学校所颁，其实当合《大戴》为四礼也。正以《内外四传》4三传加《国语》。犹可想见《春秋》之意，而《礼》之不尽官仪、二经也，学者所当知也。

近人致功于《三礼》，约有五端：溯源流也，明类例也，综名数也，考同异也，搜遗逸也。此皆学者应有之事，不可废也。然以此为极则，而不求古人之大体以自广其心，此宋人所讥为玩物丧志，不得谓宋人之苛也。

诸城王君森文，积学士也，治《三礼》多年，视世之所谓五端，致力无不及也。而有见于五端之不足以尽此《礼》也，以书来商其进步，意谓六艺莫精核于《礼》而莫变动于《易》，今质于《礼》而求通于《易》，可乎？噫！王君用心如此，可畏敬也。虽然，未敢决也。

“君子学以致其道”。道者，自然而已。见为卑者扩而高之，见为浅者凿而深之，见为小者恢而大之，皆不可为道也。王君果有见于《礼》之必进于《易》欤？精思奥义，发前人之未发可也。苟疑其然而未见其必然，则姑存其说以待他日参验可耳。有心求之，扩高凿深之弊出矣。

以官礼之制言之，三法掌于周官太卜，是《易》本春官之典守，故韩子见《易》象而以为周礼在鲁也。说详《易教》篇。若求《礼》于《易》，则《大传》所云“天尊地卑”十数语，约略足以尽之。先儒演为《易》例，则如阴阳、刚柔、贵贱、时位、得失、贞吝之类，一如《春秋》发凡。大抵《易》之抑阴扶阳，与《春秋》之防微杜渐，皆以经礼为折中也。

《易》曰：“知以藏往，神以知来。”夫名物制度，繁文缛节，考订精详，记诵博洽，此藏往之学也；好学敏求，心知其意，神明变化，开发前蕴，此知来之学也。可以藏往而不可以知来，治《礼》之尽于五端也。推其所治之《礼》，而折中后世之制度，断以今之所宜，则经济人伦，皆从此出，其为知来，功莫大也。学者不得具全，求其资之近而力能勉者斯可矣。

宋制试士，多重策论，故宋人所备策括诸书，多有可观。其最佳者，几如著述，若章氏《考索》5、马氏《通考》6之类，皆有补于后学。然终不免为策括者，以其无心得而但知比类以求备也。故藏往之学欲其博，知来之学欲其精。真能知来者，所操甚约而所及者甚广。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神而明之，存于其人。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人皆戛戛，我独有余，不可强也。

礼家讲求于纂辑比类，大抵于六典五仪之原多未详析，总缘误识以仪为礼耳。夫制度属官而容仪属曲，皆礼也。然容仪自是专门，而制度兼该万有，舍六典而拘五仪，恐五仪之难包括也。虽六典所包甚广，不妨阙所不知，而五仪终不可以为经礼之全，综典之书，自宜识体要也。

近日金匮秦尚书蕙田纂辑《五礼通考》7，既以五仪为纲，而于天文、地理、官制三门显然关制度者，皆强归之于嘉礼。盖以朝觐会同，于五仪为嘉礼耳，遂以天文、地理、官制谓出朝典也。不知一代章程，何条不出朝典？虽司马、军政、司寇、比谳，亦朝典也，皆称嘉礼可乎？夫天文，春官保章氏职也；地理，夏官职方氏职也；官制，天官大宰氏职也。三百六十之官，体大物博，学者不能悉究，不务求备也。但于典故官守，不可昧所自也。

史家书志之原，本于官礼，《史记·天官》、《平准》8等书，犹以官职名篇，惜他篇未尽然也。班氏不知此意，改为《天文》、《食货》9，告朔废而并去饩羊矣。嗣是而后，书志棼于乱麻，皆数典而忘其祖焉。然班氏虽失迁意，而其志《艺文》10也，犹沿向、歆《七略》之旧，于群书部目之后，必条别其渊源，出于古者某官之掌，犹不忘《周官》之旧法也。夫一朝制度，经纬天人，莫不具于载籍，守于官司。故建官制典，决非私意可以创造，历代必有沿革，厥初必有渊源。溯而上之，可见先王不得已而制作之心，初非勉强，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也。文字不隶于官守，制度不原于载籍，是谓无本之学，夫子所谓“不知而作”是也。噫！吾见不知而作者，盖纷纷矣！

或问天下之书皆官礼，则经分为六，略分为七，子别九流，术标七种，何不悉统于官礼乎？史家书志，但合职官、礼仪为一志可矣，何必更分天文、地理、礼乐、兵刑诸篇目？答曰：类别区分，正所谓礼也。且如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太史亦掌邦之六典，宗伯亦掌邦之六典；同一掌邦之六典，而各有职事之轻重详略，乃见一本万殊，而万殊一本之妙也。史家书志，自当以一代人官为纲领矣。而官守所隶，巨细无遗，势难尽著，则择其要者。若天文、地理、礼乐、兵刑，略如八书、十志11例，而特申官守所系以表渊源。而文则举其梗概，务使典雅可诵，而于名物器数，无须屑屑求详，听其自具于专门掌故之书，始可为得官礼之意，而明于古人之大体者也。后史昧渊源而详名数，典雅不如班、马之可诵，实用不如掌故之详明，秦人所谓驴非驴，马非马，是为骡也。

或曰：掌故专书与人官纲领，其详略之例，可得闻欤？答曰：六经其鼻祖也。《易》为周礼，见于太卜之官，三易之名，八卦之数，占揲之法，见于《周礼》，所谓人官之纲领也。然三易自有专书，则掌故也，岂能尽述乎！《书》亦周礼也，见于外史之官，三皇五帝之名，见于《周官》，所谓人官之纲领也。百篇自有专书，则掌故也，岂能尽述乎！《诗》亦周礼也，见于太史之官，风雅颂之为经，赋兴比之为纬，见于《周官》，所谓人官之纲领也。三百篇自有专书，则掌故也，岂能尽述乎！史志皆可例推。故史志存其纲领，而掌故别具其详，后史自宜师法其意，庶不至于繁简失当矣。至区区书志，杂次纪传年表之中，势不能为杜佑之《通典》，王溥之《会要》12，连床充栋，至于不可胜也，是可以悟修辞之圭臬，著书之大体也。

1 此篇在“大梁本”《文史通义》中未收，据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云：此篇与《所见》“旧刻各本及浙本《遗书》中皆无之，惟刘刻本（指刘承幹刻《章氏遗书》）始有”。“内藤及会稽徐氏藏本《章氏遗书》目有《礼教》、《所见》二篇，题下皆注‘戊申录稿’，疑即是年所作十篇之二”。“戊申”乃乾隆五十三年（1788），可见《礼教》、《所见》两篇均成于乾隆五十三年。文章先讲述了经礼的由来和《三礼》的组成。值得注意的是，章氏在文中又提出了许多奇想，如说“史家书志”，“本于官礼”，又说“《易》为周礼”，“《书》亦周礼”，“《诗》亦周礼也”。初看起来，如同奇谈怪论，但是只要细心阅读下去，又会发现所说确实都有道理。这正如“六经皆史”之说，初接触也很难接受，但看了他的论述和分析以后，便是恍然大悟。这都说明章氏对古代典章制度、礼仪演变和各种典籍之间的渊源关系等，观察研究得比较仔细，真正深入到细枝末节，因而才有可能发现和提出从来不为人们所注意的一些问题，这在本文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因此，他的许多文章，看起来确实很难读，但是只要耐心地顺着他的思路去思考，也就不会感到很难了。

2 《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其内容是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书中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的学习方法和认识过程。宋人将其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

3 《帝典》：指《尚书》之首篇《尧典》。

4 《内外四传》：指《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和《国语》。前三者习惯称《春秋三传》，又称“内传”，而《国语》则称“外传”。晋代韦昭《国语解叙》中有所谓左丘明既撰《左传》，“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这就是“内外传”称呼之来由。

5 章氏《考索》：指章如愚《山堂考索》。章如愚，宋婺州金华（今浙江金华）人，字俊卿，庆元中进士。初授国子博士，改知贵州。开禧初，被召，疏陈时事，忤韩侂胄，罢归。乃结山堂讲学著述，成《山堂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十五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二十五卷。是一部类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大致网罗繁富，考据亦多所心得，在宋人著述之中，较《通考》虽体列稍杂，而优于释经；较《玉海》虽博赡不及，而详于时政；较《黄氏日抄》则条目独明；较吕氏《制度详说》则源流为备。前人称苏轼之诗，如武库之兵，利钝互陈。如愚是编，亦可以当斯目矣。”

6 马氏《通考》：马端临（约1254—1323），宋末元初历史学家。曾出任过柯山书院（在浙江衢州）山长，并蝉联几任，最后作过台州（今浙江临海）儒学教授三个月。著《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分二十四门，所载内容范围，远比《通典》来得广泛，它包括了更多的正史书志门类，而所分的节目比《通典》更加精密。

7 秦尚书蕙田纂辑《五礼通考》：秦蕙田（1702—1764），清代学者。江苏金匮（今江苏无锡）人，字树峰，号味经。乾隆进士，历官礼部侍郎、刑部侍郎、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等职。专治经术，通晓音韵、律历、天文、算学，尤精于三礼之学，著《五礼通考》。此书分七十五类，于五礼古今沿革，本末源流，异同得失，都详加考订。上自王朝，下逮民俗，古礼今制，靡不该载，是研究中国古代礼制的重要著作。

8 《史记·天官》、《平准》：指《史记》的《天官书》和《平准书》。

9 《天文》、《食货》：指《汉书》的《天文志》和《食货志》。

10 《艺文》：指《汉书》的《艺文志》。班固根据《七略》而作《艺文志》，以《七略》为蓝本而进行增删，将西汉官府藏书全部著录，将全部图书分为六大类三十八个小类，不仅著录有作者、卷数，而且还著录了书的存亡。

11 八书、十志：司马迁写《史记》时将文化典章制度内容分别写成八书，即《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班固作《汉书》时，将其改为志，并增至十个：《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以后正史的志，大都是依据《汉书》十志加以损益而成，从而形成了中国史学史上的书志体。

12 王溥之《会要》：王溥（922—982），五代至北宋初并州祁（今山西祁县）人，字齐物。后周太祖时官至中书侍郎、平章事，世宗时参知枢密院事，恭帝时加右仆射。北宋初任宰相，进位司空。勤奋好学，家中藏书万余卷。以唐苏冕《会要》及杨绍复《续会要》为底本，撰《唐会要》一百卷，内容补至唐末，共五百十四目，记载有唐一代典章制度。又著《五代会要》三十卷，共二百七十九目，记载五代的典章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