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罗明坚《中庸》译本的结构特点
《中庸》作为《礼记》中的重要一篇，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特别是经朱子之手将其从《礼记》中提出并编入“四书”后，其更获得与《论语》一样的经典地位。罗明坚之《中庸》译本是其所翻译“四书”的第二部分，通过对全文的整体性考察，可推断罗明坚是在朱熹的《中庸章句集注》基础上理解文本内容，后翻译《中庸》原文而成。注61就常识而言，初来中国的传教士，处于晚明思想环境，其最为切近的选择就是自明成祖起被确立为官方科举取士标准的《四书大全》，而《四书大全》正是胡广（1370—1418）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罗明坚用朱子章句可谓“理所应当”，若舍近求远用其他译本才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但在《中庸》的结构上，罗明坚并未遵循朱子将《中庸》分为33章。罗明坚的《中庸》有一个特别之处，即全篇有11个小题目，第二章注62开头处用“Confucius”（子曰）作为章节标题，其他都以“Idem”（即“同上”）或“Idem ait”（又曰）作为章节划分的标题。
这11个“子曰”出现前罗明坚有所说明
Hactenus Cincius qui sequitur decem ex Confusii monumentis excerpti à Cincio afferent ad suam hanc sententiam componendam.
但句中罗明坚提到的是“十个”（decem），而后文却有一个“子曰”和十一个“同上”共十一部分内容。一种可能是罗明坚将“十一”误写为“十”，另一种可能是“十”是泛指“十多个”。注63此句罗莹认为是罗明坚翻译朱熹在《中庸章句集注》中的相关注解注64，即“其下十章，盖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终此章之义”一句注65。笔者对此结论存在疑问，罗明坚通篇都只是在翻译《中庸》原文，并未加上朱熹注解（虽然在有些章节会吸纳朱子的注解丰富原文的解释），为何仅在本处突兀地照搬一句朱子的注解？注66如此句确为翻译了朱熹的注解，显然不会是罗明坚有意为之，因为此注在朱熹诸多注解中并无特别解释含义。而罗明坚也没有译出其他多处与此类似的对章节的评论。综上所述，若为翻译朱子注解，则此处将会是罗明坚翻译上的一重大失误，即误将朱熹注解错认为《中庸》原文翻译了出来。但《中庸》篇幅不长，其中又多为短句，即便初译时看错，后续检查中也非常容易予以纠正。特别对于以认真仔细见长的传教士来说，出现这种低级失误的概率更是微乎其微。
那么此句出现于文中很可能是罗明坚有意为之，我认为他不是对朱熹注解的翻译，而是受朱子注解影响自己加上的一段内容，其目的是为了让欧洲读者更好的理解《中庸》一书。之所以说不是对朱子注解的翻译，是因为罗明坚所列的“夫子之言”（ex Confusii monumentis excerpti）与朱子所指的章节内容完全不同。朱子所指的“十章”是从《中庸》第二章到第十一章，朱子特别指出：“右第十一章。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义者止此。”注67而罗明坚的“夫子之言”则涵盖了第二章到文末的全部内容。
罗明坚将《中庸》除首章外的其余章节划分为11个“夫子之言”，并以“子曰”（Confusius）和“同上”（Idem）或“又曰”（Idem ait）为标题予以标注。这一划分显然经过了思考，其中有沿用朱子章节的情况，有将朱子多章合并为一章的情况，亦有将朱子一章内容拆分为多章的情况。详情如下：
罗明坚实际将《中庸》分为12章，首章即《中庸》开篇阐述“天人关系”注71这一“体要”注72。后11章为子思引孔子的论断，用以证明开篇的主题。其中另有上文提及承上启下一句，可单列，亦可并入首章，并无大碍。由此，罗明坚的《中庸》译本有了更为清晰的逻辑结构，即开篇提出论题、后文证明这一主题的总分结构。
罗明坚对于《中庸》章节的重新划分行为并非“惊天动地”的创造，朱子《中庸章句》33章亦是在郑玄（127—200）36章的基础上确定而成，但历代学者却有其他的尝试，如晁说之（1059—1129）就将中庸分成82章，黎立武（约1242—约1310）将中庸划分15章，管志道（1536—1608）将中庸划分为35章。注73但其中有一位可特别留意的就是李光地（1642—1718），在其《榕村四书说·中庸章段》注74中与罗明坚一样将《中庸》分为12章，既不用朱子章句又不采郑玄古本。其章节划分亦有和朱子、罗明坚相同之处，如前两章。其章节划分都有自己的考量，但其章节的逻辑结构却和罗明坚有一定类似之处，即余下各章皆在回应首章宗义。罗明坚所处的晚明和李光地所处的清初，其思想风气有相近之处。学者开始批判反思宋明理学，但乾嘉朴学之风尚未形成，学界复古之风日盛。罗明坚如此操作，是否受晚明学风思潮的影响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杜维明先生指出这种章节的划分，对于解决《中庸》文本结构难题，充其量只是浅尝辄止的做法。《中庸》是文体高度浓缩的精品，试图为这些警句寻求一种逻辑性的构建，必然存在着某种强加外在结构于其上的危险。注75虽然如此，但笔者认为罗明坚此处的操作确有必要。对于中国读者乃至研究中学的汉学家来说，《中庸》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其所阐释的理对于儒学，特别是思孟学派心性论，以致宋明儒学思想体系的建构都影响深远。对于《中庸》的一字、一句，都有学者进行深入的解读、阐发。但对于17世纪欧洲的读者呢？如将《中庸》以朱子33章的形式并不加注释的形式翻译，无疑会让读者认为《中庸》只是涵盖了东方智慧的一本格言集，而其“在儒家全部古典文献中，它或许是哲理性最强的”注76意味将荡然无存。并且罗明坚特别突出了孔子在《中庸》的地位，尽最大的努力呈现出《中庸》在儒学体系中的传承关系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