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耶稣会翻译的儒家经典

对于第一批来华传教士来说，学习汉语和理解儒家哲学是至关重要的。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对此作出了很大贡献：及时意识到学习汉语的重要性。^注103他意识到学习汉语不仅可以和人们直接交流，而且，在更深层次上，也可以掌握中华文明的关键。事实上，为了使基督宗教信息有更少陌生感，同时让中国人更容易接受，耶稣会士采取了建立在调和基督宗教要义与儒家哲学传统的基础之上的福音化策略。^注104要达到这样的目标，通过直接进入文本，对儒家思想有深厚的学识和理解是基础性的。此外，为了让其他修会承认传教的成功，耶稣会士能够与掌握权力的统治阶级（儒家思想的保护者）对话也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耶稣会传教的第二个基石是采取一种从高到低的福音化策略，目的在于首先使官僚阶级皈依基督宗教，之后再归化普通老百姓。

通过阅读和翻译“四书”，中文书面语的学习和儒家教义的研究同时进行。^注105首先可能是由范礼安将翻译经典的任务给予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注106之后传给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注107因为他明显更好地掌握了汉语。^注108尽管如此，罗明坚已经能够将中文经典翻译成拉丁语，保留在罗马国家图书馆内的手稿可予以证明。^注109这个手稿于1935年由德礼贤（Pasquale D'Elia）发现，他曾写过一个署名的注释在上面，把这项工作归功于利玛窦。因此，“四书”在很长时间里被认为是利玛窦翻译的。^注110然而，最近的研究证明实际上罗明坚是译者。^注111在意大利，罗明坚持续修改他的译文，直到1593年，他的作品才被耶稣会士波塞维诺（Antonio Possevino， 1553—1606）插入到名为《丛书选编》（Bibliotheca Selecta）中予以出版。^注112

利玛窦也许在将近两年时间里从事翻译“四书”工作，因为在1594年他提到已经完成了一本带有评注的初稿。^注113当时，利玛窦正将汉语课程传授给耶稣会士石方西（Francesco de Petris，1562—1593）。利玛窦、金尼阁的《基督教中国远征记》把“四书”称为“关于伦理的中国四书”（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ibus），而在罗马的手稿里没有这个说法。^注114利玛窦的译本现今已经遗失了，根据孟德卫（David Mungello）的看法，这本书可能是此后翻译的重要参考资料。^注115

利玛窦从来没有发表“四书”译文，同时翻译计划也不得不被推迟将近半个世纪之久，因为中国的政治气候正值明清交替之际。在17世纪60年代，这个计划又一次由一组耶稣会士承担，主要目的仍然是将翻译作为新来华传教士的学习工具，也许他们已经开始预料到孔子思想的传播在欧洲的重要性。他们仍然采取利玛窦在基督宗教和本源儒家思想之间进行综合的主导性策略，但是这组耶稣会士，尽管没有公开声明使用新儒家注解，却不蔑视将朱熹和其他新儒家注释作为参考材料来使用：显然，是朱熹把中国儒家经典分为“四书”和“五经”的。

1662年，《中国智慧》（Sapientia Sinica）在建昌发表。它包括《大学》的完整翻译和《论语》的前十篇（即前五卷），并附有关于孔子的简短传记。这部著作根据中国人的使用习惯用手工木刻印刷，在首页书写着两个耶稣会士的名字：郭纳爵（Inácio da Costa，1603—1666）和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5—1696）。^注116

殷铎泽也是《中庸》的译者。在出版了《中国智慧》之后，他立即开始翻译《中庸》，大概间断两年。由于国内迫害基督徒的事件爆发，他从1664年在江西被逮捕，直到1666年到达广州，翻译完成于此处。1667年，殷铎泽已经出版了《中庸》的第一部分，把它做成了木刻艺术的杰作模板，以中国人的双板印刷方式刊印，在中文旁边写有拉丁语文本。^注117 1669年，这部著作于果阿完整印刷，这是他到欧洲旅途中东方的最后一站，此去是作为中国传教区的代表。在果阿，《中庸》的第二部分根据西方的使用方法印刷，即单板活字印刷。整部著作，附有一篇导言和孔子生平。这比之前的更长更具体，被称为《中国政治伦理知识》（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 Moralis）。

这本著作的作者毋庸置疑是殷铎泽，然而需要说明，所有在广州居住的神父有足够的时间来讨论和修改翻译，并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对最后的结果作出贡献，是比较合理的。在卷首有批准的四位耶稣会士及审核的十二位耶稣会士的名字。殷铎泽随身携带着三本儒家经典著作的翻译本到欧洲，希望一俟广州的柏应理（Couplet）、鲁日满（Rougemont）、恩理格（Herdtrich）神父们完成《论语》、《孟子》的译文并且在译文中加上注释，就将它们一起出版。^注118然而，尽管他尽了所有的努力，还是未能成功在欧洲出版这些翻译。^注119

回到了中国，殷铎泽判断迫害已经结束。流放到广州的神父们得以回到他们在不同省份的教会，经典著作的翻译因此再一次停滞了。然而，出版这部著作的计划在欧洲仍然活跃着：柏应理在1681年作为传教区代表被派到罗马，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利用在这古老大陆上掀起的对中国的巨大好奇心的契机，他的目的得以达成。我们必须补充的是，他在欧洲的时间比殷铎泽长，殷铎泽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他所有的任务。因此，殷铎泽有优先权带着新任务尽可能快地回到中国。

1684年，柏应理被介绍给国王路易十四，他极大地满足了国王的兴趣，以至于他得到了首个法国耶稣会到中国传教任务的赞助。^注120之后，柏应理多亏了王室图书馆的馆长德维诺（Melchisedech Thévenot）的帮助，柏应理因对儒家经典出版物感兴趣，将所有的手稿从罗马转运到巴黎。在1685年到1687年，他重新修订、编辑并帮助出版《孔夫子》一书，包括致国王的信和一篇很长的关于中国宗教和哲学的导言（由殷铎泽所写，柏应理作补充），还有三篇儒家经典的完整翻译和孔子的传记。^注121此卷的最后是柏应理编写的中华帝国年代表。550页的文本完全是用拉丁语写成的，没有汉字，在标题页写着作者的名字：殷铎泽、恩理格、鲁日满及柏应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