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人的文学从哪里来，往何处去？
高更有一幅名画《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在哪里？我们向何处去？》（见下图），异域神性的画面，把我们带到了渺远的过去。其实，从文明的诞生到死亡，我们都在追问。文学也需要这样叩问历史根脉，寻找立足点，确认方向。毕竟我们面对的是地基不稳、立足不稳的当代文学。
一、文学从何处来？文学来源于神话，其背后是现实生活。
耶和华用泥土造出亚当，苏美尔神宁玛赫用泥土创造出六种不同形态的人，印度《吠陀》的原初巨人普鲁沙、中国的女娲等皆用泥土作为造人原料。从比较文学角度来看，赋予创造生命的能量，主要源自农耕文化的直观经验：作物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在人类远祖那里，他们相信土地一定具有孕育生命的潜能。从人类文化学的视野来看，神话中特别提到造人要用“深渊的泥土”，或许深渊本身就是大地母亲子宫的隐喻，那里的泥土蕴藏着最充沛的“力比多”。
从更宽广的视域来看，埃及、希腊、巴比伦、澳洲土著、新西兰毛利人、塔西提岛民、美拉尼西亚土著、达雅克人、萨摩亚人、古印度、菲律宾岛民、美洲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非洲土著等遍及五大洲的数十同类神话，都指向了抟土造人。或许远初人类观察到土加水和成泥，具有可塑性，故而神话在讲述神用泥土造人时，用的词是“fashion”。造人的工匠拼为“fashioner”，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说，这表明神造人的方式取法于人用陶土制造器皿的实践。换句话说，具有上万年历史的新石器时代以来制陶术的广泛流行，成为用土造人神话得以发生的现实基础。庄子妙喻“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逍遥游》），正基于制陶术经验基础，和由此而形成的造人神话观念。
神为什么要造人呢?从功利的角度看，苏美尔造人神话解释了造人的动机，因为神没有足够的食物，造人是为了侍奉神的生存需要。站在宗教学的角度看，神话对造人动机的描述实际上为人的祭祀行为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人必须定时献祭食物给诸神，因为这是人存在的唯一理由，劳动异化是人与生俱来的宿命。站在生产关系的角度看，人的被创造同时催生出了不劳而获的寄生神。我们不得不承认，人奉为神的现象有一定的普遍性。苏美尔人把谷物神、畜牧神等同衣食之类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这可以说是神话思维的深层追忆、遥远回想与颠倒表达。只有把作威作福之神看成人的变相投影，被颠倒了的进化内容才可能被理解。
人只是神的依附性存在，尚没有获得独立生存的理由。死是人的宿命，只有神才享有永生。至于神在醉酒后造出的虚弱不堪的废人，更显得人的被动性与渺小无助，如同神灵手中的玩物，难怪希伯来语中“人”的词根“Enosh”意为“弱”或“病”。人匍匐在神的脚下，始作俑者就是苏美尔人，可他们创造了最早的文明。
苏美尔神话历经千载尘封，失而复得的遗产就这样因造人主题的沉重表达显得格外悲凉而阴沉，而对这些伴着世界文明曙光最先刻写下来的珍稀神话的文本解读增长了我们的知识，开阔了我们的思路，培养了我们的历史感，更能激发我们觉悟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对后来产生的种种类似神话也有了查源知流的效果。27
我们不难看出，神话虽然产生于初民的想象，但是其中却潜藏着丰富的原始智慧和深奥的人文意蕴。神话作为文学的源头，用象征的形式向后人传达着文明发生的永恒信息。
对于神话，可以有多种解释。
比如语言学的解释。太阳发出的光我们理解为“射”出万道金光，太阳神阿波罗的标志便是弓箭。“羿”这个字本来就是两支并列的箭，顺着这个思路，我们推断后羿射日神话所反映的可能不是人和自然的对立，而极可能是太阳神家族的兄弟内讧。
可以有仪式学的解释。弗雷泽的著作《金枝》将基督死而复活的核心神话追溯到了远古西亚社会盛行的谷神祭祀仪式，把表演神的死亡和复活的仪式解释为农耕社会原始信仰的产物。
可以有心理学的解释。海姆在《梦幻之门》中解释各民族的洪水神话的起因非常有意思，它认为其源于人梦中想排尿。由于此种欲望是普遍的，故而洪水神话遍布所有人类群体之中。从功能上看，洪水神话就是以梦幻转移方式疏导欲望，防止睡觉者尿床。
可以有哲学的解释。神话尽管具有幻想性质，但神话的内容确实涉及严肃的哲学问题，如宇宙的起源、人类和万物的由来、罪恶与惩罚。又譬如俄狄浦斯战胜狮身女妖斯芬克斯的情节，象征着主体的自我觉醒与对传统启蒙仪式的颠覆。俄狄浦斯（绰号“肿脚的”）和苏格拉底一样，不盲从于已有的知识。
还有结构主义的解释。神话针对人类面临共同的生存问题，比如人有生命，不得不走向死亡；比如人源于自然又异于自然，当追溯自己所崇拜的始祖时，却发现自己是始祖乱伦的后裔，等等。它的基本功能就在于化解这些永恒对立的矛盾，超越由此造成的精神困惑与焦虑，恢复心理平衡。28
二、文学该往何处去？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创作或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发现原始文化的活力和尊严。
人类在经历了种族间无数次拼杀，牺牲了无数同类之后，才开始意识到不同种族与文化的人，原来都是“上帝的子民”，他们彼此之间并无优劣高下之分，因而是可以和平相处、平等互补的。29
（一）文学要弘扬容忍差异、尊崇他者的人类意识。人对同类的任何歧视、残忍与侵害行为，被看成是人性中的兽性遗留的表现，在文学中都当受到道义上的谴责。
文学要消解传统文化的偏见，摆脱“我族中心主义”“精英中心主义”的思维和情感定势，尤其是国家图腾的去神圣化之后，才有可能客观公正地面对异族人民和异族文化，才能在帝王将相与杰出人物之外去发掘历史同文化真相。这样，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才能得到关注，文化的交流、互补、综合以及多样化才会出现。
文学家往往充当了打破国族和文化界限的思想先驱者。文学的伊甸园中，原始思维具有自然、神秘、非理性特点，它那不可思议的风格化形式，毫不掩饰的生殖器和性崇拜，对观察视觉的蓄意扭曲等，直接表现为超凡的想象力。从某种程度上说，超现实主义者作为精神的冒险家，不安于现状和平庸的日常生活，为了逃避西方精神贫困，要么向个人内心世界的陌生领域探险与拓荒，要么向现实世界的陌生空间探险与追寻。拉丁美洲那纯朴、真诚、自然的节奏，与大地相依为命、宗教敏感性、集体传统的稳定性等，成为拯救的一剂良药，文学家开始走向异文化与荒远绝域。
（二）文学如同文化，需要碰撞。东方国家原来夜郎自大，随着近现代西方文化“异文化”因征服而强制进入，文化人由原来的拒接和自大，又转而为自卑、膜拜，这一残酷现实让本土知识分子产生文化身份焦虑，产生失落感和错位感，写作者在反思煎熬中苦苦寻觅。随着我们经济的强大，文化的自信也开始增强，故而如今国学兴盛，影响力剧增。我们在本土文化中找到自尊的源泉，所以民族情感所具有的补偿作用与心理自卫特性就显现了出来，跨文化认知价值就自然向本土一方倾斜。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了东方。不过世界局势的遽变不以个人或个别民族的意志为转移。那些传统深厚、历史悠久而又相对闭锁的文化，由于全球化的进程而面临巨大的社会转型与思想、观念、情感转型。30文学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人们缓冲、改造思想和孕育新思想，对于揭示自身弱点与局限，摆脱传统的本土主义束缚，对于差异容忍，获得文化反思与认知能力，对于减少社会震荡与纾解人们痛苦都具有重要作用。文学的“杂交授粉”不仅没有弱化本土文学，反而使自身更繁茂地成长。
（三）文学需要抵御现代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如种种心理失衡和精神危机。形形色色的土著文学成了治疗拜物主义、残害动物、歧视性别和蹂躏地球等现代性病患的灵丹妙药。环保主义者在这里看到了人与动物、植物世界的共荣共生；女权主义者从中看到了母性中心文化与性别平等理念；信仰追寻者从中看到了圣洁的精神；价值失落者从中看到了滋养生命的原始魂灵；身心受害者从中看到了疗救的希望；后现代哲学家则从中看到了人类现实困境中永恒的和谐……31阿斯图里亚斯的《危地马拉的传说》给了我们最好的启示。作品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基于玛雅女神玛尔玛特的隐身术，揭示了原始纯朴的人性在资本主义拜金主义的腐蚀下逐渐走向堕落，最后又不得不凭借原始思维或巫术思维来拯救，返璞归真。作品中，四条道通向世界四极，黑绿红白分别代表黑夜、春风、狂欢与福地。扁桃树师傅运用法术把灵魂一分为四，配到相应的四条道上。但没想到黑道灵魂因为爱财如命丧失了本性，嫁给了商人。商人为了纵欲享乐，用它换了个美女。扁桃树师傅了解到黑道灵魂的行径后，决意收回灵魂。最终他找到商人与女奴，结果官差以上帝的名义宣布他们为巫师与邪女，投入大牢。在狱中，扁桃树师傅给女奴文了身，并教以隐身术让她重获自由。小说将原始和理想、现代和罪恶对立贯穿在小说内容和形式之中，反思批判了现代西方文明价值。
（四）文学需要终极关怀精神。终极关怀就是关心、关注世界和人生中那些最本原、最基础的问题。这是人类“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它源于人类生存的基本困境。有限与无限的根本对立，激发起了人类超越有限、向往无限的强烈渴求，激发起了思考、探索和“无限”相关的那些最原始、最根本的终极问题。终极关怀是一个意义世界，终极问题源自有限但又超越有限。探寻这些问题，赋予其意义，人们能够获得找到人生家园、灵魂归宿的感觉。这是安身立命之本，是我们生存的价值依据和根本性评价标准。所以，终极关怀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最有深度、最有魅力的领域，值得为之奋斗不懈。终极关怀体现着文学思想的深度，具有强大的精神魅力。领悟这种精神内涵，才谈得上修养与境界。毕竟所谓修养与境界，都是以“深度”为标尺的。在“深度”中，我们才能找到心灵的归宿、人生的家园，才能感受到宗教般的沉静和澄明。“深度”的获得绝不是空话，它是以对关乎人生的一系列终极问题的悟解为前提与基础的。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