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心理、历史与革命：章太炎所译介的社会学
按前文所述，严复于1897年就已在《国闻汇编》第1、3、4册上发表《斯宾塞尔劝学篇》。此即斯宾塞《社会学研究》的第1章，也就是1903年出版的《群学肄言》之《砭愚第一》。在这段时间，中国兴起了一股“社会学热”，不仅严复，章太炎也于此“洋学问”上用力甚深。甚至，他比严复还早一年翻译出版了一本《社会学》。章氏之所以开始接触并着手译介社会学与严复有关。
严译《斯宾塞尔劝学篇》发表次年，由汪康年主持的报刊《昌言报》（原《时务报》）从第1期开始，刊载了两篇斯宾塞的作品，分别为《论进境之理》、《论礼仪》。这两者乃斯宾塞的“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进步：法则及其原因）以及“Manners and Fashion”（礼仪与风俗）两篇文章注131。该文由曾广诠“采译”、章太炎“笔述”。在该刊的《本馆告白》中编者向读者说明了此文之缘由：（1）斯宾塞之学术思想为《假格致之书，显微妙之理》，为求“万事万物之根源”实为新学之人士不可不读之书。（2）先前天津的《国闻汇编》就已载有严译斯宾塞《劝学篇》，惜其未全。为窥其全貌，该馆觅得斯宾塞全集，预计将按期翻译刊登，以飨读者。汪康年并表示：“其文新理络绎，妙义环生，当亦诸君所深许也。”注132
《昌言报》刊出曾广诠及章太炎之译文与严复是相关的。原来，汪康年读过严译《劝学篇》后，认为单篇文字所发挥的影响仍不够，希望严复能将全书寄到上海给他，让他另寻名手“赓续成之，以公海内”注133。严复一方面很感激汪康年的热心，不过他也向汪康年表示，斯宾塞书的内容十分复杂不如寻常之书，译者必须兼备算学、格致、天文、地理、动植物等“新学”，方能胜任注134。后来严复替汪氏寻得斯宾塞的原文，并寄给他注135。显然汪康年将该文交给曾、章来翻译。同年，《昌言报》就出现了上述的两篇文章。汪康年实现他继续译介斯宾塞的期望，不过汪氏当时不知道，该译文并不符合严复的期许。
在章、曾译文发表之后，《国闻报》上出现一篇严复的文章《论译才之难》。文中一开始便批评当时中国士子对学习外文的负面态度：
自中土士大夫欲通西学，而以习其言语文字为畏途，于是争求速化之术，群起而谈译书。京内外各学堂所习书，皆必待译而后具。叩其所以然之故，则曰：中国自有学，且其文字典贵疏达，远出五洲之上，奈何舍此而芸人乎？且大学堂所陶铸，皆既成名之士，举令习洋语，将贻天下观笑，故不为也注136。
在结束对中国学界的评论后，严复接着说道：
若以通他国语言为鄙事，则东西洋诸国当轴贵人，例通数国语言，而我则舍仓颉下行之字不能读，非本国之言语不能操，甚且直用乡谈，援楚囚之说以自解，孰鄙孰不鄙，必有能辩之者矣注137。
这番言论可看出严复的严肃而认真的态度。他指出世界各国官居要职的人物，皆能通数国语言，而中国士人反倒认为通别国语言乃一鄙事。不仅如此，他们非但不懂中国通用的“官话”，还用“楚囚之说”典故来掩饰自己只能用方言的窘境。两相比较，很显然地在严复心中，后面所写的那些士大夫所行之事，才可称之为“鄙”。
接着严复将讨论转至“译才”的层面。他先谈流传于晚清学界几本译作的问题，如《谭天》《万国公法》和《富国策》等书，皆纰缪层出，开卷即见。如此一来，人们以为自己读到译自西书的“译本”，但其实他们所读的是中国人“以意自撰”的书籍而已注138。最后为了证实自己的论断，严复以章太炎、曾广诠在《昌言报》发表的《论进境之理》来说明译书的困境。严复在看到该文之后，曾反复阅读，却“不能通其意”，因此“托友人取原书试译首段，以资互发”，却发现“乃二译舛驰若不可以道里计者，乃悟前言非过当也”。最后他将两者并列，让读者自行评断注139。
为了清楚呈现两个译文的差异，笔者将在下面举出第一段中数句译文，来看两个译本的不同。原文是：
The current conception of progress is shifting and indefinite. Sometimes it comprehends little more than simple growth — as of a nation in the number of its members and the extent of territory over which it spread.
Sometimes it has reference to quantity of material products — as when the advance of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es is the topic.
Sometimes the superior quality of these products is contemplated; and sometimes the new or improved appliance by which they are produced.
严复的译文：
夫世俗之言进也，说屡迁，而其义也混有以滋长为进者。如国则指其民人之加多，与其幅员之弥广。
有以所产之丰歉言进者，则树畜工虞之事是已。
有时以所值之美恶良楛言进。有时以操术之巧拙精粗言进。举无定矣。
此一翻译不但精确且通顺可读。至于章太炎的译笔则如下：
言进境者，至噤口敝舌而人或不能喻。非其言之难喻也，其所包者既深闳广博，虽言进固不足尽之。假借以立号，缘不得已以定名，则言进云尔。今夫五洲之国，其户口之多寡、版图之广狭、物产之盈绌、械器之良楛、货殖之奇赢、法度之优劣，斯固可以进境言之。
此一翻译虽不能说全错，但的确是较为松散的意译，且文字有遗漏（如第一句中indefinite一字没有译出），很不易解。
下面这一段文字严复提供的译文仍然较能掌握原文的意义，而且文字的对照很明显：
It takes in not so much the reality of progress as its accompaniments-not so much the substance as the shadow注140.
That progress in intelligence seen during the growth of the child into the man， or the savage into the philosopher， is commonly regarded as consisting in the greater number of facts known and laws understood; whereas the actual progress consists in those internal modifications of which this larger knowledge is the expression注141.
夫言进有道，今既置其本而求其末，追其影而失其形矣注142。
则以人为论，由孩提以至［长］大成人。以国为论，由野蛮以至于开化，将徒见其发现外缘之先后，而不悟有内因焉实为之本。外缘者是内因所呈露之端倪，有所待而后能变者也注143。
至于章太炎的译文就很不容易懂，甚至可以说到了不知所云的地步：
至微之理，或虚而无所薄，迹象所不能显。
彼（齿叱）童之为成人欤，野蛮之慕为圣贤欤，非阅历问学，不足以就，固也。然而餍（食夭）于阅历问学，其智虑或不足以运之，则是安足为用也。
此处的比较仅针对几句译文，但透过这种方法，应可清楚地看到两篇译文无论在译法或是对原意的掌握程度上，确实有不小的差距。徐维则在《增版东西学书录》里，就曾批判过章太炎、曾广诠的译笔，认为他们“未精斯学，未能曲达其旨”注144。
难怪在《论译才之难》最后一段，严复对贸然从事翻译工作，而产生如此的结果深感遗憾，他感叹地说像章、曾这般译者“何必取此以苦人自苦”：
按斯宾塞氏此篇之论，乃其少作，为天演先声，全书嚆矢。其旨欲牢笼万化，并为一谈。读其书者，非于天地人、动植、性理、形气、名数诸学尝所从事，必不知其为何语也……《昌言报》一述一受，贸然为之，无怪其满纸唵（啽）呓也，西书可译而急用者甚多，何必取此以苦人自苦。吾愿后生以为戒也注145。
经由两种译文和原文的比对，我们可以发现严复的批评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说的是出于“文人相轻”或意气用事注146。上文指出章译的缺失并不夸张，并因而让严复借此来斥责晚清那些大谈译书，却排斥学习西语或完全不懂外文的“译才”。只是，或许严复批评得太过严厉，他那种“西学第一人”的自负明白流露于文字之上。这篇文章也很可能让章太炎耿耿于怀，为他日后在《社会通诠商兑》等文中批评严复埋下伏笔。
自1898年严复、章太炎隔着报刊交锋后，两人一直要到1900年方有机会碰面。严复于是年3月底，由天津南下至上海续弦，就在这段期间，严复拜访了人在上海的章太炎。章太炎在《与夏曾佑》的信中提到：
又陵观察来沪，示步君原韵二章，托体非常，有刘越石气体，于公诚若常枞老聃矣注147。
从信中可见章太炎对严复之诗评价甚高。不只如此，章太炎还将他两部近作《儒术真论》与《訄书》送给严复检阅，期望严复这位“大匠”能略“为施绳削”。两人的情谊，在章氏看来实如“嵇康之遇孙登也”一般。就此而论，章太炎似乎对严复流露出颇为钦慕之情。
信末，章氏为此段交谊写下心中的感想。他感觉这位朋友的到访，恰恰暗合着自己期待远方“仓庚之鸣”的心境。他说道：
近日树一宗旨，以为交友之道，宜远交近攻。顷岁荃蕙化茅，海滨同志，百不二三。惟浩公贞固执拗，有荆公三不足畏气象。其它矍相之圃，仅有存者。乃不得不效狋哞牙语。仓庚之鸣，终在远道。又陵既至，益信斯语不诬注148。
章氏手书这封信之后的三日，严复回信给章太炎，以表示他对章氏的敬仰。该信的开头如下：
前后承赐读《訄书》及《儒术真论》，尚未卒业。昨复得古诗五章，陈义奥美，以激昂壮烈之均，掩之使幽，扬之使悠。此诣不独非一辈时贤所及，即求之古人，晋、宋以下，可多得耶注149！
严复在获得章太炎赐书后，又得到章著古诗五首，阅读之后对其富涵的古意、激气欣羡不已。同时，信中不只赞赏章太炎的文采，对章氏的为人，严复也是毫不保留地推崇注150。他说：“至于寒寒孜孜，自辟天蹊，不可以俗之轻重为取舍，则舍先生吾谁与归乎？有是老仆之首俯至地也。”注151从这封信来看，严复对章太炎应是极为欣赏。根据两人书信往返可见，严复和章太炎在1900年4月间有过一段密切交往。汪荣祖依此论断，至庚子年初（光绪二十六年）为止，章、严二氏在思想上仍甚投契注152。
王泛森也指出严复介绍的进化论是光绪三十年（1904）以前章太炎解释许多问题的基本理论架构注153。如《訄书》里的《族制》篇，章太炎在重新校订时本拟改作《竞存》，但其后仍保留原题注154。该文的内容就是以“生存竞争”作为论述历史的基础：
彼共和而往，其任国子者，非以贵贵，为竞存其族故。不然，今吾中夏之氏族，礧落彰较，皆出于五帝，五帝之民，何为而皆绝其祀也？是无他，夫自然之洮汰与人为之洮汰，优者必胜，而劣者必败注155。
另外，在《訄书》里的《原人》、《原变》及《菌说》等篇，我们都可看到章氏提及进化理论注156。
其中《菌说》（1899）一文尤其表现出章太炎和严复一样对斯宾塞任天为治的想法不满，尝试从荀子“合群名分”的观点来加以调整。为了校正斯氏任天为治的进化思想，章太炎从荀子那里撷取了“义”和“分”的观念。一方面承认人我、群己间存在着“畛域”，即利益的差异；但同时，又强调必须借“兼爱”“尚同”的精神，促使“畛域有截”，即保持合理的度，以臻至社会利益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也就是说，社会直接援引进化法则会造成残酷的现实，但若去除生存竞争，则社会又必陷入败亡。这种“二律背反”的困境在章太炎看来，用“合群名分”来调节，才能使人类社会实现进步真正合于理智的进化注157。
章太炎不单撷取严复介绍的进化论，对于严氏进化论的基础：斯宾塞思想，章太炎也有一定的认识。前文已论及章太炎与人合译斯宾塞《论进境之理》《论礼仪》。姜义华认为，这两篇文章的社会有机体论、社会进化论，对于章太炎在整体思想上，或各个具体问题的论述上，都起了很大的启迪作用。他列出了斯宾塞对章太炎思想在八个层面上的影响：
宇宙和生物进化学说；文化与文明在人类进步中的作用；古代神权与王权的形成；古代语言和文字的形成与发展；古代法律与诸种制度的形成；古代宗教的形成和演变；古代各种礼仪风俗的形成和变迁；变革、变法的理论与历史实践注158。
同时，不仅是斯宾塞的观念，甚至包括斯氏进化论中所接受的“拉马克机制”，在章太炎的文章中都能找到注159。据此可知，严复、章太炎早期社会学思想之基底大致是相同的。
然而严复与章太炎的分歧亦逐渐出现。1900年7月26日，上海中国国会召开，此会由唐才常发起，当天有容闳、严复、章太炎、文廷式、叶翰、张通典、吴保初、宋恕、尤泽厚、沈荩、马相伯、毕永年、戢元丞、狄葆贤等80余人聚集在愚园的南新厅开会注160。会中容闳被选为会长，严复则为副会长。因会议的成员复杂致使意见无法一致，章太炎在会议初始时便当场批判唐才常不应该一方面意图推翻满清，另一面却又拥护光绪皇帝。最后，章太炎“宣言脱社，割辫与绝”注161。章太炎在后来的回忆中谈到：
庚子拳乱，八国联军入北京，唐才常辈借勤王名，主张革命，发表宣言，粤人容闳手笔也，严复译成汉文，大意诋毁清政，别立政府，而又云拥戴光绪皇帝为主。余不然其说注162。
严复则一直留在大会里，协助将一些由容闳发起的英文草案翻译为中文，直至唐才常的政治密谋曝光后才离开。因此，这段时间里，严复应和中国国会的核心人物保持着不错的关系。皮后锋的研究更显示，在替国会制定策略时，严复与唐才常、汪康年的意见是一致的注163。
从此可见，那时的严复、章太炎在政治、民族问题上已出现分歧。严复的调适渐进、宪政改革思想和章太炎的激进排满、革命思想，开始分道扬镳。这也成为日后两人论争的歧点之一。
结束了上海的活动后，严复继续潜心译事，陆续出版了几本译著；而章太炎则辗转东渡，逗留日本约五个月后回到中国。这一段期间两人的不同经历，造就了日后严、章在社会学思想上的根本歧异。章太炎在日本得到了一个新的思想资源。
诚如前文所述中国社会学之肇始，即得益于日译西学的输入，而斯宾塞相关的书籍亦于此时来到中国。不过斯宾塞并非一直维系着日本社会学界的霸权地位。当时日本社会学受世界社会学发展的影响，逐渐地从生物社会学转向心理社会学注164。1900年左右，日本社会学界开始摆脱斯宾塞学说的影响，如岸本能武太《社会学》（1900）、建部遯吾《普通社会学》（四卷，1904—1918）、远藤隆吉《近世社会学》（1907）等书，即象征了心理因素社会学逐渐崛起注165。
1902年抵达日本的章太炎，正好遇到此一思潮的转向。现有资料无法详细说明章太炎在日本汲取了哪些社会学说，不过从他归国后重修《訄书》与翻译《社会学》一书，我们可以了解其中梗概。《訄书》初刻本是章太炎的自选集，于1900年左右出版。此选集问世两年之后，因受政治事件牵连，章太炎不得不逃亡日本。在异地转了一圈回国后，章太炎于1904年再度将《訄书》排印出版，只不过其内容经过作者删改，篇目与初刻本已大不相同，是为重订本。
修订后的《訄书》具有一显著特点：大量引述西方近代学术论说，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如“英国人类学家泰斗泰纳（章氏译作梯落路）的《原始人文》，芬兰哲学家、人类学家韦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章氏译作‘威斯特马科’《婚姻进化史》），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吉丁斯（章氏译作葛通哥斯）的《社会学》，日本著名社会学家有贺长雄的《族制进化论》……以及培根、洛克、鲁索、康德、斯宾塞等人的许多观点”注166。此外，日本学者小林武的考证则再追加几位：冈本监辅《万国史记》、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合著《支那文明史》、岸本能武太《社会学》注167……大致来说，章太炎对《訄书》的修订，参照了许多西学新知，而这些知识应该就是他在日本所吸收的资源，其中又以进化论、社会学两者最为重要。
《訄书》重订本之中有三条史料是章太炎直接引证社会学的相关知识注168。前两段论述仅笼统提及《社会学》，而第三段明确自承援引葛通古斯的社会学著作。这位“葛通古斯”，即是倡导心理因素的美国社会学学者吉丁斯（Franklin Henry Giddings， 1855—1931）。其著作《社会学》由远藤隆吉翻译，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明治三十三年（1900）9月出版，为《早稻田丛书》之一。
章氏在《訄书》重订本中作出重大修改，其思想意涵为何？朱维铮与姜义华不约而同地指出：透过考察社会、历史变迁的条件，便对中国过去有详实之了解注169。此观念之得出，是倚靠两套西方思想为标准：进化论、社会学。事实上，进化论早于此前就已成为章太炎分析论述的思想基础之一，社会学则是他赴日后的重要收获。
1902年7月章氏返抵国门，他向吴君遂谈论中国史学时，曾两次提及社会学。一次是肯定斯氏的社会学“往往探考异言，寻其语根，造端至小，而所证明者至大”实与中国之修史传统相互呼应注170。章太炎另一次论及社会学与中国史学时，将“廓氏、斯氏、葛氏之说”和“管、庄、韩三子”相提并论，因为他们“皆深识进化之理，是乃所为良史者也”注171 。
1902年，章太炎进入梁启超主事的广智书局，帮忙“藻饰译文”。很快，该年7月，中国第一本完整的社会学译著就在章太炎笔下完成。该书的书名是“社会学”，为日本人岸本能武太所著，全书包括绪论和本论共六章注172。本论的篇章是：（1）原人状态；（2）社会与境遇；（3）社会之起原；（4）社会之发达；（5）社会之性质；（6）社会之目的注173。书一出版，《新民丛报》上便出现相关简介，并比较了章译《社会学》与严译《天演论》。作者指出《天演论》仅“略阐斯旨”，且“赫胥黎既非此学专门，天演论又其东鳞西爪”，因此若要较全面地了解社会学，可读章译此书。此外，他也对章氏译笔大加称赞，认为“译者于祖国学术博而能通，其所定名词，切实精确，其译笔兼信达雅三长，诚译坛中之最铮铮者也”注174。《浙江潮》第7期一则介绍《社会进化论》一书的广告中，亦提及了章氏的译本，并对之赞誉有加，称“余杭章炳麟之群学为巨擘”注175。另外，《译书经眼录》则说此书为“治此学最善之本”，且其“译者学术博通，所定名词切实精确”注176。很明显地，这些评论均认为章太炎的翻译水平颇高，值得一读。的确，如果我们比对岸本的原文与章氏之译文就会发现，可能是因为中日语文之亲近性，章氏很可以容易地承接日译的新名词而从事中日之间语言的转换。同时，他和严复不同，他秉持古文学派尊重经典原意之特点，并不加以发挥引申（与严复的达旨有所不同）。这样一来，章氏之书显然能够比较忠于原作。
《社会学》一书的翻译，大致上可说是心理学派社会学理论首次较完整地被译介至中国学界。章太炎之所以要介绍此学派的社会学思想，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原作者岸本能武太“实兼取斯、葛二家”。章氏认为岸本氏《社会学》兼具心理、生物学派的社会学思想，能助他来理解、撰写中国历史。在《社会学》的序言中，章太炎描述了初得此书的心情，他说：
余浮海再东，初得其籍，独居深念，因思刘子骏有言：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固知考迹皇古，以此先心，退藏于密，乃能斡人事而进退之。考迹皇古，谓之学胜；先心藏密，谓之理胜；然后言有与会，而非夫独应者也。岸本氏之为书，综合故言，尚乎中行，虽异于作者，然其不凝滞于物质，穷极往逝，而将有所见于方来，诚学理交胜者哉注177！
由此可见章太炎是站在“修史”的角度思考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而且他是从两条社会学思想的取径来谈论史书之撰写。首先是“考迹皇古”，此即指涉斯宾塞的学问。如前所论，章太炎很肯定斯宾塞能从细微处如语言一途考察过往之痕迹注178。在章太炎看来，这便可称作“学胜”。再者，所谓“先心藏密”，指的便是吉丁斯从心理入手的社会学研究，探查人类意识玄秘处，故称作“理胜”。
社会学因此被章太炎视为修史的良器。他还曾致信梁启超谈及此一看法：“酷暑无事，日读各种社会学书，平日有修《中国通志》之志，至此新旧材料，融合无间，兴会勃发。”章太炎认为，现今作史，如果只专注于一代，那么便难以“发新理”，也无法详细调查事实。他主张“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镕铸入之”。为了能够修撰这种横跨千古的通史，章氏总归出两个目标：“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注179
据此，章太炎是把社会学当作考察历史、撰写史书的一种理论上的参考。他所认同的历史，则大致可从物质、心理两层面来考究。他认为唯有把握两者，修史方能鉴往知来。岸本氏这本综合两派社会学思想的著作正符合了章太炎的目标。
另外，透过翻译这本与斯宾塞思想相异之书，章太炎很可能想以此表达与严复所翻译斯宾塞思想不同的观点。从章太炎在《序言》里对斯宾塞学说和葛通哥斯学说的评论，即可窥见一二：
社会学始萌芽，皆以物理证明，而排拒超自然说。斯宾塞尔始杂心理，援引浩穰，于玄秘淖微之地，未暇寻也；又其论议，多踪迹成事，顾鲜为后世计，盖其藏往则优，而匮于知来者。美人葛通哥斯之言曰：社会所始，在同类意识，俶扰于差别觉，制胜于模效性，属诸心理，不当以生理术语乱之。故葛氏自定其学，宗主执意，而宾旅夫物化，其于斯氏优矣注180。
显然章氏认为葛通哥斯社会学思想强调的“同类意识”，是优于斯宾塞杂揉心理与“生理术语”的观念。至于所谓的“同类意识”，则是葛通哥斯注重的“心理因素”，这一点也配合了章太炎对种族性民族主义的强调。
此书第一章论原人状态即举出几种心理相关的特征：欲望之发见、自己之发见、道德之发见等。这些论点皆在呼吁人们应从心理的角度出发，探查人类进化之轨迹：“野蛮人尚未知肉体而外，有所谓心灵者，故其所谓自己，特与外物分划畛域之名。若夫发见心灵，对于肉体而称自己，斯必俟诸异日，盖由粗入精思想进步之常轨也。”注181至于社会组织之兴起，葛氏认为“世谓社会所起，起于人性自然，然可云社会因人性而兴，不可云社会与人生同现”注182。
此时严复尚未结束《群学肄言》的翻译，但早在翻译《天演论》时，他便于按语中指出斯宾塞以“生物因素”为基础的社会进化思想：
一则自生理而推群理，群者生之聚也。今者合地体、植物、动物三学观之，天演之事，皆使生品日进。动物自孑孓蠉蠕，至成人身，皆有绳迹，可以追溯，此非一二人之言也……斯宾塞氏得之，故用生学之理以谈群学，造端比事，粲若列眉矣注183。
由此可见，一重生物、一偏心理，两书恰好展示了两条谈论社会进化、社会学的取径。对于这两种互异的思想脉络，民初文人吴虞看得十分清楚。他认为严复的社会学派是“惟物派”，“专重科学实验”；而章太炎则推为“惟心派”注184。
除此之外，这段序言“其说以社会拟有机，而曰非一切如有机，知人类乐群，亦言有非社会性”注185，还表现出对斯宾塞的两点批评。它们分别是针对社会有机体以及整体与个体之关系的。
以上为严复、章太炎两人社会学思想的主要异同。在这次论争中，他们并未隔着报刊“对话”，也无面对面的讨论。但是，这两本社会学译著的出版，正标志着晚清社会学界两股思潮的脉动。章太炎早年接受严复的进化论，并跟随严复的脚步于《昌言报》上译述了斯宾塞尔文集。但日本一途却改变了章太炎对斯宾塞思想及社会学的看法，他转而接受心理取向社会学，这使他得以在这场论争中找到和严复对抗的立论基础。
只是，两位学人的论争尚未结束，至此只能看作章太炎逐渐离开严复思想范畴的初始。直至1907年，章太炎才公开撰文对严复发出批判。1903年后，章太炎因为“苏报案”入狱三年，1906年出狱，随即赴日担任《民报》主编。这段期间，章氏接触了佛学思想，旅日时又大量吸收了日译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并且持之与佛学和中国传统哲学资源相比较、融合，形成了以佛学法相唯识宗为主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注186。此为章太炎思想转变的第一阶段。自1908年起，章氏研析庄子齐物论，后撰成《齐物论释》一书，此是第二阶段的转变注187。
在这两阶段的思想转折中，章太炎对严复的批判亦渐渐加重。过去他并未指名道姓地批判严复，直待章氏亲自译毕《社会学》后，建立自己的一套社会学思想体系，接着历经了牢狱的磨难以及日译西学的洗礼，章太炎才逐步开始驳斥严复。他首先批评严复的线性进化论。
1906年，《民报》第7号章太炎发表《俱分进化论》一文：
彼不悟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智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影，非有他也注188。
这是章太炎以唯识学人性论为基础所写下的文字，对于当时中国流行的进化论思想加以反省。根据王泛森的研究，章氏此文共从三个论点来批判严复的进化论。第一，苦乐俱进的问题，若说严复信奉的是结合人本精神与进化史观，偏向乐观主义；章太炎则较趋向悲观主义，认为越是文明越有行恶的能力。第二，批判世俗所谓的“进”乃是根识迷妄所成，因为凡事有进于此，必有退于彼。章氏反对直线式的进化观，他赞成的是“循环周转”的进化论。第三，万物皆无“自性”，皆辗转缘生而来，便也没有规则可言。章太炎以此彻底推翻进化论的定则注189。
1907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2号刊载《〈社会通诠〉商兑》一文，针对严复展开另一场凌厉的攻击。这篇文章可分作两个层面：章氏一方面嘲讽严复的国学造诣、治学方法，另一方面则反驳严译《社会通诠》的论点。从此文来看，章太炎特别批评严复的传统学问：
抑天下固未知严氏之为人也，少游学于西方，震迭其种，而视黄人为猥贱，若汉、若满，则一丘之貉也！故革命、立宪，皆非其所措意者，天下有至乐，曰营菟裘以娱老耳。闻者不憭，以其遂通欧语，而中国文学湛深如此，益之以危言足以耸听，则相与尸祝社稷之也亦宜。就实论之，严氏固略知小学，而于周、秦、两汉、唐、宋儒先之文史，能得其句读矣。然相其文质，于声音节奏之间，犹未离于帖括。申夭之态，回复之词，载飞载鸣，情状可见。盖俯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趋其庭庑者也注190。
再者，章氏对于严复迻译西书，并据此解释中国的现状，进而提出改革方案的做法，也感到不满。他指出：
夫读史尽其文不尽其质，于藏往则已殊矣，而欲以此知来，妄其颜之过厚耶？观其所译泰西群籍，于中国事状有豪毛之合者，则矜喜而标识其下；乃若彼方孤证，于中土或有抵牾，则不敢容喙焉注191。
何以章氏会认为，严复是以西方的“孤证”试图套用在中国之上？这是因为：
夫不欲考迹异同则已矣，而复以甲之事蔽乙之事，历史成迹，合于彼之条例者则必实，异于彼之条例者则必虚；当来方略，合于彼之条例者则必成，异于彼之条例者则必败。抑不悟所谓条例者，就彼所涉历见闻而归纳之耳，浸假而复谛见亚东之事，则其条例又将有所更易矣注192。
最后，章太炎更直斥严复运用斯宾塞的社会学来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社会之学，与言质学者殊科，几何之方面，而重力之形式，声光之激射，物质之化分，验于彼土者然，即验于此土者亦无不然。若夫心能流衍，人事万端，则不能据一方以为权概，断可知矣！且社会学之造端，实惟殑德，风流所播，不逾百年，故虽专事斯学者，亦以为未能究竟成就注193。
通读章氏《〈社会通诠〉商兑》一文，读者或许会因他表现出史家论证的述说感到讶异。其实，章太炎之所以能道出“盖比列往事，或有未尽，则条例之不极成，即无以推测来者。夫尽往事以测来者，犹未能得什之五也，而况其未尽耶”注194？是基于他将社会学定位成修史之理论参考。《商兑》后半段，即可见章太炎以考定中国宗法的相关史实来反驳甄克思所言。再者则是认为社会学难以推测未来。
其实章太炎此文的重点应是关于《社会通诠》政治取向的评论。从文章表面上看，章、严论争焦点是双方对“民族主义”持赞成或反对意见，进而衍生出排满革命与否的差异注195。至此，或许可说这是两人政治思想不合的结果。但王宪明的研究则更细致地指出，严复所用“民族”一词，其实对应原文“tribe”“clan”“patriarch”“communities”等词汇，其基本意思主要是指处于宗法社会阶段的“宗族”“家族”“家长”“群体”。这些均为建立近代国家过程中必须加以扫除者，属于“宗法社会”的过时之物注196。这一点又与章太炎的理解有差异，此“民族”并非彼“民族”也。然而基于排满革命的立场，章太炎就必须捍卫他的“民族主义”。两人在政治思想上的差异，其实自1900年上海国会的事件已可略见端倪。文章前段原本只是个引子，但章太炎却借此猛力抨击严复国学底子薄弱及其对桐城派的皮毛认识，甚至连严复留学英国的事情，也被提出来加以讥讽。
同样是针对严复学识所作的评论，章太炎在1909年与梁启超的一封信中，还论及了严复在学养上的不足：“严、马诸家，疏于历史，又未尝传修韵学，言多
戾，宜乎绝智者之听矣。”注197次年，在《与人论文书》中，章太炎再次批评了严复的文字造诣，也顺带批评了晚清另一位翻译大师林纾：
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纾视复又弥下，辞无涓选，精采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夫欲物其体势，视若蔽尘，笑若
齿，行若曲肩，自以为
，而只益其丑也注198。
章太炎抨击严复的文字愈渐严厉，而且他的话也越说越重，简直到了直接对严复作人身攻击的地步。1911年他于槟榔屿《光华日报》发表《诛政党》一文，文中虽未直呼其名，但我们从其批评文字可见应是指严复：
少游学于欧洲，见其车马宫室衣裳之好，甚于汉土，遂至鄙夷宗邦，等视戎夏。壮岁而归，才备重舌之选，上者学文桐城，粗通小学，能译欧西先哲之书，而节凑未离帖括，其理虽至浅薄，务为华妙之辞以欺人。近且倡言功利，哗世取宠，徒说者信之，号为博通中外之大儒注199。
在1915年章太炎完成的《菿汉微言》中，他又对严复提出了另一种批评，他认为严复思想的缺失在于“知总相而不知别相”：
严复既译《名学》，道出上海，敷作讲演，好以《论》、《孟》诸书，证成其说。沈曾植笑之曰，严复所言四书题镜之流，何以往听者不知类邪？严复又译《社会通诠》，虽名通诠，实乃远西一往之论，于此土历史贯习，固有隔阂，而多引以裁断事情。是故知别相而不知总相者，沈曾植也；知总相而不知别相者，严复也注200。
章太炎此处所谓的“总相”应该是指社会的共同点，而“别相”则是指自我的独特性或地域与文化的差异。对他而言，两者不能偏废。
于此，我们方可较清楚地看出严复与章太炎两人辩论的始末。严复、章太炎之所以会开启这样一场辩论，其实与当时的政治与学术气氛、两人的思想倾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思想倾向上，严复一贯采纳斯宾塞思想做小部分的修正，其进化论、社会有机体的想法，基本上都是通过阅读斯宾塞学说得来的。只是严复自行加以修正斯氏任天为治之想法，融会了赫胥黎，以及中国传统的人本意识，试图借此积极改变中国，而显现出一种偏向乐观主义的进化论。
反观章太炎，则呈现出较为曲折、多变的图景。他先是接受斯宾塞，后转向吉丁斯，最后吸收了佛学思想、西方各种社会科学，与庄子齐物论抟成一种较悲观主义的历史观。章太炎的思想变化源于诸多因素，然而他因为研究、翻译社会学的关系与严复交往、辩论，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