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遇见：从银幕农民形象想象中国

明恩溥写道：“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村庄里住上一年，他对中国人内在生活的了解之深，可能是他在中国的城市里住上十年也达不到的”；“我们还必须把村庄视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单元”33，这位19世纪末在中国的传教士认为农村是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书中归纳的中国人的二十六种特征来源于作者在乡间的见闻。这本书曾在中国和日本等地流传，鲁迅、辜鸿铭、费正清等给予高度评价。在封建王朝末期的中国，农村是真实中国的写照，农民是中国人形象的代言。

“我国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中国文化实质上就是农民文化”34。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是农民的社会改造过程，特别是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人格，否则不但农村没希望，城市也将处于一种“都市里的村庄”的状态。现代社会的大敌宗法社会拥有的“宗法共同体”在乡村中国随处可见，在由乡村演化来的城市中国也不陌生，宗法共同体以脉脉温情的美丽面纱掩盖了实际的剥削压迫关系，麻痹人们的神经，是现代化之大敌。

自中国开始与外国接触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外学者都认同研究中国必须从农民入手，农民是通向中国的必经和最重要的路途。当如何研究农民、研究中国？在《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一书中，作者的基本观点为：研究中国要从中国出发，中国是方法而不仅是目的，要力避将研究者的观点投射到中国。针对近代中国，作者写道：“中国的近代既不是超越欧洲的，也并不落后于欧洲，它从开始就历史性地走了一条与欧洲和日本都不相同的独特的道路”35。没有中国的中国学，以中国为“目的”的中国学是以世界为方法来看中国，“世界”其实是以欧美国家为基准。

以农民、农村为研究对象的在电影之外的其他艺术领域如文学研究，不但规模可观，其中不乏上乘之作，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呈现多元化。《生命迁流与文学叙述：当代农民工题材小说研究》（陈一军，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新时期农民工题材小说研究》（周水涛等，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一种文学与一个阶层——中国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研究》（贺仲明，人民出版社，2009）、《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文学现象——现代作家的农民观与农民形象嬗变研究》（张丽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想象农民——乡土中国现代化语境下对农民的思想认知与审美显现（1895—1949）》（张丽军，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现代中国作家身份变化与乡村小说转型》（王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等著作多维度多角度呈现了“创作者——现实的农民——作品中的农民形象——社会、文化语境”之间复杂交织的关系，更深入地解析“吾土吾民”之间的渊源，这些著作不少是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写就，还有数篇博士论文尚未公开出版发行，“农民”或“农民工”为主题词的学位论文数量可观，此种状况表明青年学者关注农民、农村的热情很高。

“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36。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和城市差距明显的中国农村，即使萨以德意义上的自由知识分子也不可能无动于衷。在年轻学者的著述中，“想象”是出现频率较高的字眼。“想象”是一种限知视角的表述，表明研究者自认对农村、农民并非全知全晓，即使出身农村，在拥有研究能力成为一名知识分子后，农村、农民也是以研究对象的他者身份出现。“想象”是一种态度，书生论政相比从政者总有坐而论道、纸上谈兵的意味，却是文人介入现实世界的一种方法，“将乡土文学看成是中国知识分子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话语实践”37。“想象”是艺术创作者的一种叙事方式，是展开论述的基础。本书引入“想象”一词，也出于此三层意思。

王德威认为可以通过小说想象中国：“小说中国是我们未来思考文学与国家、神话与史话互动的起点之一”。“我却以为小说之为小说，正是因为它不能，也不必担当救中国的大任。小说不建构中国，小说虚构中国。而这中国如何虚构，却与中国现实的如何实践息息相关”。38他将小说和电影同列为大众媒介，通过电影想象中国是海外汉学研究的方向之一，如毕克伟、周蕾等对华语电影的研究成绩斐然。

套用王德威的话，电影之为电影，正是因为它不能，也不必担当救中国的大任。电影不能建构中国，电影虚构中国，而如何虚构就与中国现实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可以通过银幕虚构的农民形象，以虚击实，研究电影与文化、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通过这一形象系列建构一个观念层面的中国，书名“遇见”正源自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