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乡土中国的“病农民”与“疗救者”：
启蒙视线下的农民形象
启蒙叙事是新时期以来文艺叙事的重要内容。以启蒙为分期，新时期思想界可分为20世纪80年代——“启蒙时代”、90年代——“启蒙后时代”与2000年以来——“后启蒙时代”三个阶段。相对于启蒙光芒第一次到来的“五四”时期，80年代的启蒙被理解为“新启蒙运动”55。
论述启蒙，必然要回到“五四”，回到鲁迅。在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笔下，贫穷的乡土中国充斥着各种病态，国民性格里的弱点根深蒂固，对国民的启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重任。“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叙事主要是一种农村的叙事”56。20世纪初的中国，农民是国民的绝对主体，也是作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启蒙的对象。“启蒙”作为关键词贯穿思想者鲁迅的一生。
法国符号学家格雷马斯为研究叙事作品的基本叙事结构提出符号学矩阵，基本图示如下：
故事源于S与反S之间的对立，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因素，有非S、非反S，随着四个因素充分展开，故事叙述完成57。启蒙者、被启蒙者、反启蒙者、看似和启蒙没有直接关系的局外人非反启蒙者，是鲁迅为代表的现代小说中启蒙叙事的主要人物，运用格雷马斯符号学矩阵表现如下：
现代文学所打造的启蒙叙事模式已成经典。尽管时有争议，启蒙仍是一场未竟的方案，启蒙叙事远没有终结。一个世纪以来，启蒙的主体为知识分子、非启蒙主体为农民基本没有变。反启蒙、非反启蒙在不同时代的内涵差别明显。20世纪初，第一次启蒙的具体情况可概括为如下：
“反启蒙”主体是现代作家们深恶痛绝的封建统治者、习惯势力，几千年的愚民统治导致了农民的非启蒙、愚昧状态。“非反启蒙者”是这一代人的创造，“看客”是非反启蒙的主体，鲁迅的数篇小说中有看客的身影，《呐喊·自序》中以亲身经历表达对看客的愤怒、无奈。“读史者”是另外一群人，孟悦在《历史与叙述》中称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塑造了“读史者”狂人，“第一次把历史‘读’作了一个认识的对象”58。读史者是知识分子，也可能作为主体参与启蒙叙事。知识分子也可能是反启蒙的封建统治者，农民同时也可能是看客，以职业划分叠加于启蒙叙事的符号矩阵之上是为了论述话语的便宜，并不具有非此即彼的绝对性。该矩阵的各方叙事并不平衡，“启蒙——反启蒙”即反封建叙事产生了一系列作品，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但这部分当时一炮而红而后又因时代而快速淡化影响力；“启蒙——非启蒙”即启蒙叙事如鲁迅的短篇小说在当时或许不那么具有轰动效应，至今仍被阅读，这与启蒙根本上是关于精神的叙事有关；“启蒙——非反启蒙”即关于看客的叙事在叙事性作品中经常出现，但多为辅线，关于读史者的叙事更为隐没；“非反启蒙——非启蒙”双方在叙事文本中多是冷漠的相对，他们之间的故事是被研究者解读出来的。
新时期三十余年，重新提及的启蒙经历了两次变奏，符号矩阵的高度概括力为论述变奏在文艺特别在电影中的具体呈现提供了工具的便利。
新时期起源于“文化大革命”的废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者们齐聚于启蒙大旗下，开启了80年代的新启蒙。新启蒙建立在对历次启蒙反思的基础上，认为以前“侧重于民主与理性的文化批判与‘外在扩张’，缺少人性建构与内在超越的缺憾也隐含着自身的危机”59。乡土中国及生存其间的农人是新启蒙者反思的事实出发点、重构启蒙的立足点。
“新启蒙”未来得及全面深入，90年代的商业大潮极速地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迅速地重塑城市面貌，也快步波及乡村。知识分子从80年代的“立法者”进入痛苦的沉寂期，而后转入重塑公共知识分子或成为媒体知识分子的分流期60。启蒙“既是一个人们集体地参与其中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由个人完成的勇敢的行动”61。80年代的“集体”分裂成各种不同价值取向的小团体，甚或原子化的个人。启蒙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沉寂期正是大陆经济的极度活跃期，资本说话挤兑着曾经的“立法者”生存和言论的空间，被爆发式经济增长抬升的社会新宠并不能也无暇创造启蒙存在的条件，即“理性的普遍的、自由的和公共运用相互重叠”62。缺乏理性的过渡时期使知识分子、启蒙意识边缘化，以启蒙视线整体关注农民群体的情况少了。
相对于20世纪最后十年的喧哗与骚动，可以说21世纪的开端是理性普遍回归的年代，也是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位置愈加清晰的年代，还有必要继续启蒙吗？启蒙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有学者认为尽管启蒙的任务还未竟，但启蒙已在全球化、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遭遇合法性危机，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已不适于启蒙63。有学者认为新启蒙已随着社会发展历史性衰落了，衰落之后“我们看到的是思想的废墟，在这个废墟之上，是超越国界的巨大的资本主义市场；甚至作为启蒙思想的批判对象的国家行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受制于这个巨大的市场”64。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理论界的关注焦点从“现代化”转向了“现代性”，启蒙是现代性的核心65，现代性尚在建设中，启蒙的任务也远未完成。
21世纪的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化资本市场的一部分，多元化话语空间形成已是事实；康德所谓启蒙的重要途径把人从“不成熟”状态中释放出来，但大众文化语境强烈的冲击着精英话语导致人们很难判断什么是成熟或不成熟。消费主义带来社会性的物质化，强烈地冲击着康德所言人类逃脱不成熟的两个基本条件：伦理和政治的。“肯定的文化”是消费社会的重要特征，“根本特征就是认可普遍性的义务，认可必须无条件肯定的永恒美好和更有价值的世界：这个世界在根本上不同于日常为生存而斗争的实然世界，然而又可以在不改变任何实际情形的条件下，由每个个体的‘内心’着手而得以实现”66。这种文化阻碍人们对现实的反思，而启蒙需要反思。
许纪霖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分为六代67，本文研究的主创群体即打造了新时期以来银幕农民形象的电影人主体属于“后文革”一代，少数属于“文革”一代，还有一部分更年轻的电影人尚未被归类。在知识分子作为启蒙主体的80年代，电影人是其中重要的在场者。90年代后期，随着全社会的消费风尚特别是好莱坞大片合法进入中国市场，电影的商品属性愈加彰显，在知识分子集体沉寂的年代，职业电影人还多一份经济压力下的尴尬，国产电影业一度到达生存还是死亡的边缘。21世纪国产电影业终于迎来了曙光，在知识分子出现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知识分子分野的同时，出没于公众视线的电影人很难被简单归入公共或媒体知识分子，但知名演员、导演动辄几亿的票房号召力又不容人忽视他们的号召力，其影响力即使那些自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也难以比拟。从这个意义讲，重提或延续启蒙经由电影业、电影人发起或施行，或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实效，无独有偶，触动鲁迅下决心转为医治国人精神创伤的正是源于一次观影事件68。
乡村中国仍然是21世纪中国的底色，启蒙的普世性价值，对自由、民主、平等的追求及实现程度，全社会被启蒙的程度根本上取决于农民自觉运用理性的水平，对乡村的观察、反思、引导成为乡村启蒙和深层次再启蒙的前提。鲁迅一代已对被传统文化陋习包裹的农民身上的各种习气进行了剖析。自然经济、宗法社会、依附人格是任何封建社会三个互为因果的因素69。传统的形成与改变均非一蹴而就，包括传统中的不良成分，且不说地处偏远的农民，即使在接近中心城市的城郊农村、城中村，自然经济已为产业经济或其他经济模式替代，但宗法共同体、依附人格并未减弱，不少地方出现经济快速发展与宗法共同体作用加强的模式，如东南沿海一带70。
近现代知识分子已从乡土中国的农民身上诊断出若干病症。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前与十七年时期，新时期中国农民和其他人群一样短期内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域外文明的大量涌入。迄今为止，无论战争还是变革，由儒家文化维系的乡村中国并未经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断裂和重塑，诸如鲁迅指出的某些病症在今日的农民身上仍然可见，弥散全球的消费主义带来拜金主义、膨胀的物欲可能使刚从传统的对权威奴性的盲从中清醒的人们面对物质的花花世界再度迷失理性，新的“病”产生了。
作为伟大的现代性之母，启蒙有内在的复杂性、紧张性，内部有理性，也有怀疑论71。20世纪最重要的两次启蒙思潮——“五四”时期和80年代，都因迫切的外部原因——亡国之忧与废墟上重建及随后的经济中心论，没有真正完成人性的建构与内在超越。在GDP已居世界第二的新历史背景下，我们可以更沉静、深刻地探讨、实践启蒙。启蒙内涵的变迁、知识界对启蒙的态度，是本文展开论述的两个重要维度。农民作为“病人”是历次启蒙文艺创作的主调，但也有例外，启蒙的内在复杂性在具体文化、历史背景下显出的表象更加多样化，比如启蒙主、客体身份的游移甚至交换。特殊时期农民也以疗救者身份出现，电影中大都可归因于两方面：物质困境所迫本能使然、传统文人放逐山林的田园理想。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间”、“底层”等话语背景下，作为民间、底层的主体，农民的困境与潜力均被“重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