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海陷落

1840年（道光二十年）7月2日，英国海军舰队司令伯麦率领若干兵舰和运输船抵达舟山北港，负责侦探军情、测量港口水深等试探性活动。38 对于英国船只的活动，清军没有一点提防，“当（英军）轮船靠近时，并未开火，甚至允许轮船上的小艇在中国船间划来划去”39。英国船只的勘探活动未受到丝毫影响，侦探活动进行得非常顺利。7月4日，伯麦率大批军舰进入港口，并通告定海知县姚怀祥等人，若第二天下午两点还不投降，英军将立即攻城。定海海防空虚，兵力短缺。本来按例应有过万兵丁，但实际上仅仅有两千，而且这两千中还有一大半是理发、修脚之类的佣工，且皆系花钱雇佣，“以银元三四十元，买充行伍，操防巡缉，视为具文”40。当时定海水师共计大小兵船21只，每船所配兵勇100名至200名，火炮自三四门至十余门不等。41

总兵张朝发令游击罗建功带着600士兵与二十多门红衣大炮驻扎在衜头。罗建功、姚怀祥等考虑到定海水师与英军舰队实力相差太大，水战定难取胜，而且衜头又无险可据，主张将港口和衜头的兵力一半撤至离城一里远的半路亭，另一半撤到城里，等英军登岸后再伺机剿灭，但张朝发认为“夷情猖獗，不宜退避”，坚决不同意，他还对姚怀祥说：“城非吾责，吾领水师，知扼海口而已。若纵之登岸，则大事去矣。”最后，他们只能分头守战，并相约“在外者主战，战虽败不得入，在内者主守，守虽溃不得出”42。姚怀祥在城内率守兵用土袋塞四门，张朝发则调城外各营及水师，齐集北港防堵。定海衜头港口无险可扼，张朝发率领的水师部队全部暴露在英军舰队炮火下。

定海传统海防工事在英军炮火面前不堪一击。7月5日英军如期攻城，“‘威里士厘’号第一舷侧炮就差不多消灭了位于它对面的一艘可怜的小船，而‘康威’号则把它的几门炮对准城右山坡上修筑的一些临时工事，工事上的火力很快就哑了。几分钟后，敌人的火力普遍停止了。……中国的船不是断了桅就是靠了岸，码头上边的中国士兵都溃散了”43。交战没多久，清军水师的防线就开始崩溃，在港口防御的士兵就纷纷落逃，张朝发亦中弹身亡。次日清晨，英军开始攻定海城，而此时官兵和百姓都已弃城逃跑。定海陷落。

定海陷落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指挥失误和备战匆忙，但最主要的还是中国传统海防力量与英国近代海军力量之间的差距。

鸦片战争爆发后，浙江按照传统海防“调兵堵防”的老套路，在沿海各要口，添兵募勇，处处封禁：

（1）镇海口：是重点防御地。招宝山原有的威远城屯兵列炮，山下的海滩钉立木桩，中间留有空隙，用装满碎石的竹篓垒积起来，上面堆上沙袋，沙袋上安置炮位；对岸金鸡山增兵驻守，并加筑土墙；在入海口沉船以阻敌舰进港。

（2）乍浦：前后调兵练勇及本汛兵丁，共3000余名，“兼有将军都统并副将等官在彼调度统带，业经附片奏明，可无他虑”44。

（3）玉环厅：同知朱煌颇共募乡勇3550余名，分布各口。又拨兵200名前往玉环协防，并拨兵350名留守府城。

（4）海门：已钉木桩，并改拨兵200名协同防堵。

此外，杭州海宁州凤凰山安设大炮六位，拨兵300余名堵御；宁波府属之象山、穿山、石浦等处共拨兵1200名分防守御；绍兴府属各通海县，各练乡勇，与兵固守，“萧山之龙虎二山斜对海宁之尖山，海口外为来船渡口，巨舟可到，已设兵安炮，并练勇保卫”45。

定海陷落后，英国殖民者设官分治，建立了殖民统治，但遭到了定海人民顽强的反抗。舟山“各屿居民同仇共愤，各自为守，不为贼用”46。他们“坚壁清野”，拒绝给英军供应蔬菜、鱼类、粮食等，造成英军“缺乏新鲜而有益的食物”，陷入了极度困境。47由于得不到食物，再加上饮用水被当地民众有意污染，英军肠道传染病和疟疾的流行加剧。根据英军统计，从1840年7月13日到12月31日，“在一支不超过4000人的军队里，兵员住院疗病的就有5329人次，死亡448人；住院诊疗的兵员中半数是患了间歇性的发热症，死亡人数中有三分之二是死于腹泻和下痢”48。

1841年1月25日，琦善与义律在广东草签停战条约。根据这一草约，“天朝浙江省之定海县缴还，求为奏恳大皇帝恩施，准令照前来粤通商，并给予寄居之地一处”49。《穿鼻草约》虽然没有得到道光帝的批准，但英军由于受流行病的影响，还是在草约签订后一个月，从定海撤出转而强占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