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定海再次陷落

定海第一次失陷后，清政府派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浙江防务。伊里布认为英夷“所恃全在船坚炮利”，“不可在海洋与之接仗”，但一登陆，其技立穷，可“即行痛剿”。50因此，他采取了海上避战，陆路消极防守的策略。1840年11月9日，伊里布以交换俘虏为条件擅自与英军将领义律签订了《浙江休战协议》。之后，伊里布又拖延道光帝“着伊里布克日进兵，收复定海”的旨意，以“广东、浙江两处情形通盘筹划”为由，迟迟不采取军事行动，被道光帝革职。51

接替伊里布的是裕谦。与伊里布的妥协退让不同，裕谦一到浙江便将采取了一系列备战措施：

（1）增加定海兵力与大炮的数量。上奏朝廷饬令闽浙总督酌量调拨福建新铸的八千斤、六千斤大炮各数尊，迅速调赴定海，以资防守。同时，令提督余步云，将浙江本省新铸成的17尊三千斤铜炮拨出10尊，20尊一千斤铜炮拨出10尊，调赴定海，交总兵葛云飞择要安设，其余大炮俱留在镇海防堵。

总兵王锡朋率领的寿春镇原有标兵1200名，早前伊里布已经调了400名到定海，裕谦将剩余的800名也陆续调往定海，又将自己带来的河南抬炮拨出100杆，交王锡朋逐日教习操练，后又让江苏代造抬炮200杆。除了派往定海的寿春镇1200名标兵外，驻扎在定海的官兵还有浙江处州、衢州、金华各标兵1900名。52这样，加上定海镇标兵2500余名，“统计定海现有兵五千六百余名，大小新旧炮七十位”53 。

（2）招募水勇。水勇主要由擅长水性且臂力、技艺过人的渔民组成。裕谦在岱山、定海、石浦、镇海等地招募水勇千余名，配造十六桨快船、渔船。他们由官府派官兵统率，“或假扮网渔贸贩，出洋巡哨，或密带火器枪械，相机焚剿”54。考虑到这些水勇原本都是一帮由沿海彪悍渔民组成，一旦失控难以管制，裕谦将这些水勇分开组队，“或二三百人为一队，或百余人为一队，或数十人为一队，或闽或浙，总不得专募一州一县之人”，他们“或伏于海汊，或把守口岸，不令聚集一处”。55

（3）悬赏捉拿夷人，惩治汉奸。裕谦对于擒拿和歼敌者，给以重赏。裕谦到浙后即对擒拿英军的包祖加以重赏，民众听闻后都跃跃欲试，许多人竟“以待逆夷之来，设法擒击”56。对于汉奸通敌者，裕谦认为“必得设法购拿到案，枭示海滨，并籍没其财产，缘坐其家属，以正人心而彰国法”57。汉奸杨阿三等五人被就地正法。

（4）修筑定海土城。土城修筑由定海知县舒恭受负责。土城自青垒山起，环绕东岳山、道头至竹山，延袤八里，共长一千四百三十六丈四尺，高约一丈一二三四尺，随处皆可安设炮位。土城为港口内的船舶提供了很好的掩护，“现在船泊海洋，已为土城遮护，不能窥伺内城”58。

裕谦备战措施已经做得相当充分。在他的主持下军民团结一心，浙东防务有所加强，但是这种以“防堵”为前提的海防体系，仍然经不起英国强大的近代化军队的攻击。

英军撤出舟山后，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认为是“莫名其妙”，极为不满。于是，英内阁会议做出决议：重新占领舟山，并召回义律改派璞鼎查前往。璞鼎查临行之际，巴麦尊又特别训令，要求他“无论处于何种情况下，绝不该再放弃这些美好的岛屿了”59。第二次定海战役打响。

1841年8月英军再次侵犯定海。当时，清军经过充分整顿，装备有一定好转。就大炮而言，在定海城周各山及土城上共有大炮22门，城垣周围和兵船各配有大小炮40门。但与此同时，英军的火力也较前次大为加强。船队从战斗之初的29艘增加到后来的40多艘，战斗人员则从原来的2000多人增加到20000多人，大多数士兵携有毛瑟枪，配备着炮队，各类军用物资应有尽有。

第二次定海保卫战是鸦片战争中打得最激烈，守卫时间最长，英军损失最惨重的一战。这场战役从9月26日到10月1日，持续六昼夜。在战斗中，定海官兵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抵抗：定海三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相继阵亡，定海5600守军“均已筋疲力尽，阵亡者甚多，一时无从查悉”，英军也付出了“火轮船一只，大兵船三只，舢板船三只”，陆上交战损失兵士“一千数百余”的代价 ，其中就有“皇家五十五团伍长及军鼓手十三名及士兵四百零三名”。最后，英军相继攻陷晓峰岭、竹山门、土城及东岳山清军驻地。定海再次失陷。紧接着，镇海、宁波、余姚和奉化也相继失守。

浙东战败给清廷造成了极大的震动，道光帝急忙命令奕经为扬威将军，调集各路兵勇万余名，准备收复浙东，但行动不久便告失败。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中国被迫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要求，从此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