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沿海交通

明清时期，江浙一带的商品经济比较繁荣，民众的商品意识也日益浓郁。明朝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对浙江地区的民风进行了描述：本地“以商贾为业”，滨海之民“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杭嘉湖一带养蚕之家“桑月，夫妇不共榻，贫富彻夜搬箔摊桑”。22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场形成和拓展，也推动了交通网络形成。明清时期，浙江的陆路交通网络更加严密，驿站制度更为完善；水路航运也有较大发展，除江南运河、浙东运河以及钱塘江、苕溪、甬江、瓯江、飞云江等自然河道的航运条件均有较大改善外，海路航运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明代学者张瀚在论及浙江沿海交通时写道：“浙江右联圻辅，左邻江右，南入闽关，遂达瓯越。嘉禾边海东，有鱼盐之饶。吴兴边湖西，有五湖之利。杭州其都会也，山川秀丽，人慧俗奢，米资于北，薪资于南，其地实啬而文侈。然而桑麻遍野，茧丝绵苎之所出，四方取给焉。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必走浙之东也。宁、绍、温、台并海而南，跨引汀、漳，估客往来，人获其利。”23在这里，张瀚提及了浙江水陆交通的主要路线：陆路交通以浙东和浙西两条线为主干，水路交通既有内河航运，又有以宁、绍、温、台为交通要地的沿海航运。

（一）陆上交通

明清时期，由京畿通往全国各省城的驿道，称为“官马大道”或简称“官道”；由省城通往省内重要城市的道路叫官路支路，又称“大路”。这些官道或大路沿途多为商业发达地区，因此又是重要的商路。清代浙江境内的“大路”主要有两条：一为天台官路，由绍兴、嵊县、新昌、天台至临海；一为温州官路，由衢州、龙游至遂昌、松阳，经瓯江过丽水至温州，但也有走兰溪—金华—永康—缙云—丽水—温州线。这两条“大路”沟通浙江东西，并与沿海交通的重要结点相连。

除此之外，浙江还有通过驿站联结起来的沿海陆上交通道路。驿站是中国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清代浙江陆路交通驿站比明代有所增加。据统计，明代全国驿站数为1000到1300个左右，浙江境内为30到40个左右。到了清代全国驿站发展为2000个左右，浙江驿站有60个左右。24其中浙江沿海地区的有：蓬莱驿、会稽县驿、上虞县驿、余姚县驿、姚江驿、慈溪县驿、鄞县县驿、思明驿、奉化县驿、宁海县驿、朱家岙驿、临海县驿、赤城驿、桑洲驿等。驿与驿之间的联系就构成了陆路交通的主要路线，这些驿站因此也就成了浙江沿海陆上交通的重要结点。

（二）水路交通

浙江沿海的水路交通可分为：沿海内河航运、近海航运和远洋航运三类。

1.内河航运

内河航运是浙江沿海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清朝实行海禁政策时，沿海地区的交通主要依靠内河航运来实现的。清代浙江的水路航运网基本沿袭明代，仍以钱塘江、苕溪、甬江、灵江、瓯江、飞云江等自然河道以及江南运河、浙东运河为主要内河航道。这些河道在清代均得到过多次治理，使得航运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明代徽商黄汴编纂的《天下水陆路程》和清代憺漪子编纂的《天下路程图引》两书均较为全面地记述了当时的水路交通状况。据记载，当时杭州至省内各府县的交通，除浙东南有些地段系山区必须走陆路外，其余都有水路相交通。

自然河道的交通由其走向决定，而位于杭、嘉、湖、宁、绍地区的内河航运则以两条运河为主干。这两条运河是江南河和浙东运河。江南河是京杭大运河的最南段，自江苏镇江经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吴江等地至杭州。大运河是清代运输漕粮的主要渠道，所以又称“漕河”，俗称“运粮河”。江南河沟通江南富庶地区，尤其是富庶的杭嘉湖平原，是江南漕运的主要河段，其南段称浙江运河，又称“浙漕”，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雍正七年（1729）设江南河道，直到咸丰八年（1858）才撤销。江南河道秉承皇帝的旨意，负责抗洪抢险、工程修建、催攒漕粮、治安巡视等诸多事务，确保运河通畅。

宁绍平原为冲积平原，平原内分布着许多向北流淌的河流，其间有一些孤丘、湖泊，北部是连片的海涂和沼泽。公元前5世纪，越王勾践在越国国都大成（今绍兴）向东南开凿人工水道，将平原内南北走向的天然河道贯通，成为浙东运河的前身。25东晋时期，贺循进一步治理了这条“山阴故水道”，形成了沟通钱塘江、甬江的浙东运河，成为浙江沿海内河航运的重要组成部分。

2.近海航运

明代张瀚在《松窗梦语》在描述浙江近海航运时说：“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必走浙之东也。宁、绍、温、台并海而南，跨引汀、漳，估客往来，人获其利。”26近海航线是浙江沿海陆上交通的重要补充。鸦片战争前，浙江民间帆船的近海行航线是：茶山—花鸟山—尽山（陈钱山）—两广山（狼冈山）—外甩山—东福山—普陀山—朱家尖—韭山群岛—渔山—东矶岛—台州港口—石堂（松门山）—大小鹿山—温州港口—南北麂山—台山岛（位于浙闽交界海面）。27近海航运主要是在几个重要的港口之间的运输。以宁波港为例，鸦片战争前宁波港的沿海贸易已经北至关东、河北、山东等地，中至江苏，南至温州、福建、广东等地，内河转运贸易则遍及省内各地以及周边省份，且“凡番舶商舟停泊，俱在来远亭至三江口一带”，整个港口“帆樯矗竖，樯端各立风鸟，青红相间，有时夜燃樯灯。每遇广船初到或初开，邻舟各鸣钲迎送，番货海错，俱聚于此”。28

3.远洋航运

浙江的外洋交通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其外洋航运主要以明州港、温州港为依托，贸易对象从日本、高丽到东南亚各国。宋代的明州由于“得会稽郡之三县，三面际海，带江汇湖，土地沃衍，视昔有加。古鄮县乃取贸易之义，居民喜游，贩鱼盐，颇易抵冒，而镇之以静，亦易为治。南通闽、广，东接倭人，北距高丽，商舶往来，物货丰溢”29。

元代，浙江的海外贸易得到了蓬勃发展，贸易规模超过宋代。至元十四年（1277）朝廷在全国设立7个市舶司，浙江独占其四，其余3个是泉州、上海和广州。当时浙江境内的外贸港口主要有庆元（宁波）、澉浦、温州、杭州。从浙江港口出口到海外各国的物资，包括生丝、绸缎、棉布、瓷器，以及各种日用品、中药材和矿产品；而从海外各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珍宝、象牙、犀角、玳瑁、钻石、铜器、檀香、木材等。

明清时期，受迁界、海禁等政策的影响，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虽难以达到宋元时期的水平，但与日本、南洋、西洋的贸易仍时断时续地发展着。例如，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赴日本的春夏两季的商船为46艘，其中宁波为14艘（宁波11艘，普陀3艘），居第一位。30康熙三十七年（1698），清廷在宁波设立浙海关，并在定海设立浙海关分关，吸引大批英国商人来到宁波从事贸易，“仅康熙四十九年（1710）来定海、宁波的商船即达110多艘”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