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文字问题研究

一、 农民工语言文字问题研究

有研究者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语言问题进行了研究。城市化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农村劳动力涌向大城市和发达地区，进行行业性转移的现象。我国的城市化率已接近50%，截至2010年，我国有2亿多农民进城务工，他们呈分散态势的居住状态决定了其社会支持网络和交际圈以及语言交际模式。在城乡语言生活方面，进城务工人员给城市语言生活带来了新变化，城市语言生活变得越发丰富和复杂；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教育普及，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尤其是农民工回流，乡村语言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区域通用语和普通话越来越占主导地位。有调查显示：城市的多数工作对务工者有具备通用语言能力的要求，农民工进入城市后，有73.8%的人语言上不习惯，通过“社会交往”学会普通话的农民工比例高达61.6%，90%以上的农民工经过自学后具备普通话交际能力。近年来，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回乡意愿逐步降低，方言保持态度也发生了变化，200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50%左右的农民工支持子女保持住方言。农民工语言状态给语言文字工作带来了一些启示：结合新的社会语言生活状态，需要对语言文字工作进行反思；农村语言教育问题和农民工语言变迁值得关注；要建设以县市级为单位的全国语言普查和数字化方言和语言资源库；加强对城市方言的调查研究。

［谢俊英.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语言问题］

有研究者结合北京市城八区农民工适应性区群抽样数据，分析了作为一项人力资本和一种意义符号的语言能力（普通话水平）分别对农民工经济收入和社会交往的影响效应及可能的影响路径。发现：（1）普通话熟练的农民工能够获得高于不熟练者21%—40%的月收入，即使控制了教育、工作经验等其他人力资本变量，语言能力的影响依然显著；（2）普通话熟练者在工作培训、职业技能、自我价值意识、工作适应等方面有更好的表现，这可能是他们能够获得更高收入回报的中间路径；（3）普通话熟练这项语言能力并未对农民工社会交际网络和生活空间的拓展带来显著影响。

语言能力在提升经济收入和扩展交际空间两方面作用不同的原因是：第一，这是处于特定制度环境和生存状态下的农民工群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在制度约束和生存条件局限的双重压力下，出于实用性、功利性目的，流动人口只能“积极地”去学习和掌握流入地的方言及普通话，这样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谋取一份职位并展现出一定的工作能力，凭借人力资本优势获取较高的经济回报。第二，相比于谋生和赚钱，他们既无动力、也没必要通过习得语言这一中介工具与当地人展开交往、扩展生活空间。语言在社会交往层面难以发挥“敲门砖”的作用，而在经济回报上却可以大有作为。

［秦广强.进京农民工的语言能力与城市融入——基于适应性区群抽样数据的分析］

有研究者基于2010年珠三角和长三角4152名外来工问卷的调查数据，对外来工语言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维分析。发现显著影响外来工语言能力的变量有：（1）个体变量，如打工动机中的经济动机和交往动机，而其他个体变量如性别等对语言能力影响不显著；（2）社会环境变量，包括外出打工年限、与当地人的交往机会和语言距离显著影响着语言能力，而朋友有无当地人、朋友有无老乡对语言能力的影响作用不显著。

外来工从农村流入城市，他们的流动虽然不是为了学会或使用某种语言，但是流入地的语言能力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从而有利于他们在陌生的城市获得竞争力。尽管在该研究中将语言能力定义为与当地人交往过程中是否存在语言困难，并没有特指用当地方言进行交流，而在实际交往过程中，尽管普通话是通用语言，但研究结果却表现出方言的距离效应，这种效应充分说明了语言附着在人们身体上的符号特征。在交往的过程中，当地人更倾向于用当地的地方优势语交流。作为城市生活的边缘群体，外来工不仅体验到因户籍差异而受到的歧视与不公正待遇，还体验到附着在其身体上的语言文化所带来的符号差异。因此，希望当地居民与外来工增加接触与了解，减少语言歧视，加强普通话的使用，以促进外来工的社会融合。

［伏干.外来务工人员语言能力的多维分析——来自长三角、珠三角的证据］

有研究者认为农民工是城市社区中的新移民，其语言问题是城市语言研究的一部分。农民工在城市中生存发展逐渐打破了传统的语言交往共同体，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宿和语言保持问题逐渐提升到学界研究的日程，农民工言语共同体的精神言语社区服务不断加强，农民工的语言接触和语言能力的拓展成为语言变体研究的前期铺垫。因此，要考察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文字运用边界，以方言内部调整为主要变异模式的校正。

农民工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伴随城市化而出现的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他们为适应城市生活环境所做出的语言行为调整及其进城务工期间语言行为上的种种表现，既是传统中国乡土文化的彰显，又是城市现代文明的映射。无论是对家乡话的保持，对普通话的依赖，还是对城乡语言行为规范的整合，都包含着农民工为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所做出的努力。

由于农民工的“双重文明承担者”身份，在他们身上常常会发生城乡文化的冲突或整合，社会行为的特定内涵往往决定相应行为规范相互碰撞的可能结果。而就语言行为来说，不同语言行为规范碰撞的结果往往不是冲突而是整合。其一，家乡话与普通话的“并存分用”。农民工进城务工后语库更加完备，绝大多数人能够熟练地使用家乡话和普通话。其二，语汇的城乡融合。农民工语言既保留了家乡话的语汇，又吸收了大量城市通行词语，其结果是农民工语汇增量明显，如称谓语。其三，开放的语言态度。流动的打工生活让农民工品尝到了从未体验过的艰辛，同时也让他们的眼界更加宽广，心胸更加开阔。相对于留在农村务农的普通农民，农民工是一批“见多识广”的人。这有助于他们更好地适应城市的生活和工作，有利于推进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

农民工使用普通话和家乡话两种语言变体，这两种变体在功能上有明确的分工，普通话一般在工作中和同事、顾客交谈或在公共场合与人交谈时使用，家乡话主要是和家人朋友交谈时使用。在语言态度上，对高变体普通话，大部分农民工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理性上，都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而对于低变体家乡话，则在情感上认同，但对其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价较低。其次，农民工言语共同体还具有短时性的特点。这和以地域和民族关系自然结成的言语社区有所不同。靠地域和民族关系结成的言语社区，社区成员比较固定，社区存在的时间较长。

［周彦每.农民工语言变体与城市语言生态培育的宏观考辨注6］

有研究者调查了上海地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英语学习状况。结果表明：家庭条件、搬迁经历和学生个体因素对英语学习成果有影响。其中搬迁经历导致英语学习上的消极影响主要为学生学习语言的自信心和主动性减少。这种结果从另一方面表明我国外语教学资源的不平衡导致从外地搬到上海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语言学习障碍。在家庭背景因素方面，该研究重点研究了母亲的教育背景和母亲可利用的文化资源（cultural capital）——即物质资源、教育背景、可用与母子/母女交流的空余时间、对教育系统信息的掌握、社会信心、教育知识。结果显示，母亲的教育背景对孩子英语学习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不过消极影响远大于积极影响。此外，该研究还从二语习得理论角度分析了学生个体的学习态度对学习语言造成的影响。

［白红叶.母亲教育背景和搬迀经历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英语学习的影响］

有研究者对返乡流动人口交际空间和交际人群的话语选择进行了观察和定量分析。认为：第一，返乡流动人口的话语选择以血缘地缘和交际空间为重要参照标准，血缘、地缘关系越近，交际空间越私密和封闭，则使用方言的比率就越高，反之则降低。第二，人口流动使得人们的语言能力和语言意识不断提高，语码转换更加灵活，形成了较高的对普通话的认同感。第三，在普通话与地域方言共存共融态势下，方言在特定的空间和人群依然是一种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时普通话正逐步向地域方言渗透。

［武小军、杨绍林.返乡流动人口的语言选择与变化——基于交际空间的量化分析］

二、 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文字问题研究

有研究者指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语言文字诉讼权在司法实践中的实现障碍主要包括：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语言文字诉讼权的法律机制不完善；城市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组织结构过于单一，专业双语法律人才不足，培养渠道不畅；少数民族语言的特殊性使法律翻译用语标准化难度大，出现技术性的缺陷。

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实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语言文字诉讼权：第一，要完善保障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语言文字诉讼权的法律机制，录用有少数民族语言能力的司法工作人员，对少数民族法律翻译机构提供资金政策保障，建立少数民族法律翻译资格认证和备案制度；第二，要培养专业法律翻译人员与法律双语人才；第三，要统一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诉讼法律用语翻译标准。

［才让旺秀.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语言文字诉讼权的法律实现］

有研究者指出，伊犁哈萨克语在城镇化进程中受汉语影响而发展变化，更多的汉语词汇尤其是现代词汇渗入哈萨克语中。此外，哈萨克语及文字的使用现状也不理想。哈萨克族进入学校学习的人口比例与日俱增，民考汉学生数量不断增加，除少数聚居在偏远山区的哈萨克族以外，在城市、乡镇生活的哈萨克族儿童及青年学生的汉语书写、口语表达能力迅速提高。但同时，不能识别、书写甚至口语表达哈萨克语的哈萨克族学生也逐渐增加。虽然哈萨克聚居地区均设有民族学校，配有专业的各学科教师，但也有哈萨克族父母希望孩子能够学好汉语，他们也会将孩子送入汉语学校，这直接导致了民族学校的招生率不足。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医院铭牌、商业广告牌或交通标志等公共设施以及广播电视、新闻报刊、书籍等总体上以汉语和维吾尔语为主。

因此，应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互联网等媒介，创办丰富多彩、哈萨克族喜闻乐见的电视节目、电影歌曲等，从而提升哈萨克族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关注；应当使哈萨克族青少年父母注重对孩子的本民族文化、语言、文字的培养；应大力提倡新疆民族地区的学校在加强汉语教学的同时提高哈萨克族学生哈萨克语的水平和能力，开设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相关课程，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哈萨克语言文字。

［刘萌萌.城镇化进程中的伊犁哈萨克族传统文化调查研究］

本章文献目录

【1】 白红叶.母亲教育背景和搬迁经历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英语学习的影响［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2】 才让旺秀.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语言文字诉讼权的法律实现［J］.贵州民族研究，2014（3）.

【3】 戴红亮.港澳台人口普查中的数据分析［A］.语言文字应用研究论文集Ⅲ［C］，北京：语文出版社，2014.

【4】 伏干.外来务工人员语言能力的多维分析——来自长三角、珠三角的证据［J］.语言文字应用，2014（2）.

【5】 郭曙纶，马玄思，李开拓.基于《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字与词对比研究［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6】 胡炯梅，汤允凤.民族杂居区维吾尔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以新疆博州为例［J］.新疆社会科学，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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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春风.民族杂居区的语言和谐与语言生活变迁初探——以云南省丽江玉龙县九河乡为例［J］.民族教育研究，2014（2）.

【9】 李遐.新疆维吾尔族网络语言生活调查分析［J］.双语教育研究，2014（1）.

【10】 李宇明.双言双语生活与双言双语政策［J］.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014（1）.

【11】 李宇明.中国语言生活的时代特征［A］.语言文字应用研究论文集Ⅲ［C］，北京：语文出版社，2014.

【12】 刘芳.语言战略视角下的语言规划发展趋势研究——基于国际语言生活状况的分析［J］.江汉学术，2014（3）.

【13】 刘靖文，张挺.语言舆情监测与社会语言生活［A］.语言文字应用研究论文集Ⅲ［C］，北京：语文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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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马梅.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网络语言生活浅析［J］.语文学刊，2014（18）.

【18】 彭茹.论靖西壮族语言使用情况及成因［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4（2）.

【19】 秦广强.进京农民工的语言能力与城市融入——基于适应性区群抽样数据的分析［J］.语言文字应用，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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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唐秀伟，吴晓旭.齐齐哈尔地区朝鲜族网络语言生活调查［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4（4）.

【22】 吴丽好.香港网络时代与华文二语教学［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23】 武小军，杨绍林.返乡流动人口的语言选择与变化——基于交际空间的量化分析［J］.语言文字应用，2014（1）.

【24】 谢俊英.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语言问题［A］.语言文字应用研究论文集Ⅲ［C］，北京：语文出版社，2014.

【25】 剡启超，洪勇明.新疆民汉语言关系发展探微［J］.新疆社会科学，2014（5）.

【26】 剡启超.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网络语言特点探析［J］.语文建设，20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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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于丽.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网络语言生活与民族教育发展［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1）.

【29】 俞玮奇.上海城区公共领域语言生活状况调查——兼与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比较［J］.语言文字应用，2014（4）.

【30】 张黎，杜氏秋姮.中越边民互市语言生活调查研究——以浦寨和新清市场为例［J］.语言文字应用，2014（1）.

【31】 张挺，魏晖.互联网环境下语言文字舆情监测与实证研究［A］.语言文字应用研究论文集Ⅲ［C］，北京：语文出版社，2014.

【32】 张喜洪.甘孜藏区藏族学生的语言态度——以康定县藏文中学为例［J］.语文学刊，2014（17）.

【33】 张燚，杨帆.观察与透视:乌鲁木齐少数民族社会语言生活现状［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

【34】 周丹.隐语行话研究的探索与发展——中国现实语言生活中的隐语行话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J］. 文化学刊，2014（2）.

【35】 周彦每.农民工语言变体与城市语言生态培育的宏观考辨［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