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无语 器物有灵
——成山唐氏文物寻踪记
引 言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九月初三日，嘉庆皇帝驾崩。噩耗传至广东，原广东阳山知县唐源准闻之悲痛欲绝，不数日竟撒手尘寰随驾西归。唐源准乃贵州遵义湘川唐氏六世祖，举人出身，为官清廉。他病逝后，阳山民众奔走哭吊，若丧慈母。
此前，勤于政务的唐知县已患病数日。其子唐树义（字子方）后来撰写的《直圃府君行述》对此忆之甚详。该《行述》由道咸时期著名学者廖纪誊录，原稿现存贵州省博物馆。唐源准病逝前后情形，《行述》中是这样描述的：
二十三日（府君）偶患腹泻，随作随愈。至八月十九日，忽变泄为痢，不孝日侍汤药，府君依旧支持办事。九月初三日，忽奉睿皇帝大行哀诏，力疾哭临，病遂加剧。幕中友咸来问视，府君尚答以无甚紧要。即九月初九日晨起，犹出签押房披阅稿案，并饬家丁分带差役赴各处巡查。……何图不孝罪深孽重，祸及府君，竟以庚辰岁（1820）九月初九日亥时，告终阳山官署。呜呼！哀哉！呜呼！痛哉！
府君汲汲民事，虽当疾病犹不少懈。阨穷赍志，何遽及此？此实由不孝之罪上通于天，以至变生意外，今虽万死何能嗟及！天荒地老，抱恨无穷！
距此六年前即清嘉庆十九年（1814），唐源准担任广东清远知县期间，唐树义之母王太孺人病逝于清远官署，唐树义千里扶榇回黔，归葬于贵阳城北之凤凰哨。道光二年（1822），二十九岁的唐树义再次为父扶柩归乡，一路跋山涉水辗转千里，最终把父亲安葬于贵州省城贵筑东北隅之水田坝。
唐树义安葬父亲后，墓地命名“成山”，并于成山附近买地修建墓庐，素服守墓尽孝。唐树义谦称自己的守墓之庐为“成山草堂”—“成山”之说由此而来。至于其中缘由，唐树义及其后人三缄其口，秘不外传。在这之后近200年间，此规矩相沿成习，辈辈谨遵。
咸丰初年，唐树义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以疾告归，在贵阳堰塘坎修建待归草堂，乡间守墓之庐则被郑珍、莫友芝称作“成山别业”。成山唐氏官运亨通代代出官，且文风鼎盛，诗文辞章不乏佳作。贵阳民间对成山唐氏的孝廉家风钦赞不已，但凡谈到家风和子女家教，都会以“唐家顶子”为例举一反三，其族体面光耀，子贤孙孝之盛景，令人无不艳羡。
但是长期以来，唐树义家族世代谨遵家训，从不对外谈“成山”来历，其墓地具体位置很少为外人所知。也就是说，“成山”是唐树义及其后人口传心授的家族秘密。凡研究者初入门径，“成山”二字乃其无法绕开的文字陷阱。这个阶段的显著特征就是盲人摸象、夜走迷宫。百十年来，不少人对成山文化现象费尽周折，反复揣摩，但往往从一开始就陷入望文生义、以字论事的流俗之中自我捆绑，反复缠绕，以至于受限终身！
一
20世纪90年代初，为创作历史小说《大清血地》一书，青年作家冯飞在史学界前辈的指导下，开始着手对贵州近代史上一些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进行系统研究。震惊中外的“青岩教案”事主赵国澍、田兴恕和“咸同名将”、云南巡抚唐炯等，皆在其研究范畴。
2003年4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冯飞以赵国澍、田兴恕为人物原型的长篇小说《大清血地》，全书近42万字的篇幅中，有万余字涉及道光举人唐炯在贵筑水田坝办团打仗的故事，以及唐树义金口殉国后，遗骸归葬成山的大致过程。
长期以来，关于成山的具体位置，诸多历史文献没有准确、统一的答案。文献中有的说“在贵筑东北五里”，有的说“在贵阳东北四十五里”，也有的说“在贵阳省城东北五十里”。那么，成山究竟在哪里？最先，冯飞曾经做过努力，试图从“成山老人”唐炯早期的生平入手，寻找关于“成山”的突破口。
作为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在清代的历史典籍中，可以找到很多关于唐炯的记载，例如《清史稿》、《中国近代史词典》、《贵州军事志》等历史文献。但是众多历史文献中，唐炯早年的身世背景都交代得模模糊糊，特别是其早年在水田坝办团的时间，往往与唐炯本人的自述互不吻合，研究者无法对其做出准确判断。
作为后学之辈，冯飞最终只能沿袭前人的说法之一：“成山就是百花山。”
冯飞发现“成山”之误，大约是2006年夏天的事情。看着贵阳旧城改造一天天加快，一直关注历史的冯飞，担忧着百花山上唐树义、唐炯父子墓茔的安危。他多次在百花山公墓群里逐一寻找，却未能如愿。
2013年7月，在纪念贵州建省600周年之际，《贵阳日报》开办的“黔说六百年·城记”栏目向冯飞约稿，篇幅为一万字。于是，冯飞决定利用这一契机重新审视“成山之谜”。文章则定名为《乡土密码—品读乌当过往人事》。
恰好此后不久，中共乌当区委政研室、《贵阳乌当》编辑部委托乌当区作家协会，牵头组织编纂地方文化丛书《寻找我们的村庄》，其目的是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一次系统的挖掘整理。作协主席冯飞为此约请了一批创作骨干，开始了该书的编纂、采写工作。在这当中，冯飞本人承担了“成山之谜”的探访任务。
乌当区摄影家协会的余正发主席、李雁秋副秘书长，不仅和冯飞一道参与了最早的探访工作，而且拍下很多珍贵的照片。水田镇竹林村蔡家寨村民组的李新发老人，不计报酬担任向导。江兰、姜传华（警官）、汪政洪（法官）、何明军（中医）、唐大喜（个体户）等作为志愿者，或节假日开车助阵，或帮助查阅资料，各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
“成山老人”唐炯的坟墓，是这个团队寻访的主要目标。大家认为，只有找到唐炯的安息之地，才能揭开“成山之谜”。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分布于乡间各处的唐氏祖墓遭严重破坏，墓碑等文物荡然无存。既然没有墓碑，唐炯的安息之地何以佐证？
从2013年夏天到2014年春天，这个团队在酷暑和严寒的转换中艰辛跋涉，在荆棘密布的荒野里奔走。一次次满怀豪情地出发，一次次沮丧失望地返程。微弱的信念，像天边遥远的星星，在大海捞针般的期待中一点点升起，随后又在毫无把握的找寻中跌落。有时也会得到一些看似牢靠的线索，等投入全部希望奔波数日，最终收获的仍是失败。
这样的情况，折磨了这个团队整整八个月。
二
2014年元月15日下午，雨后初晴。虽是冬天，但天色看起来还是不错，印象中觉得这应该是“出山”的好时机。冯飞一通电话联系，约来了出差回家正在休假的姜传华。姜开车载着冯飞、何明军，再次来到了蔡家寨。
李新发老人告诉来者，他想起距离蔡家寨大约三公里的“独山”上面，有一座孤零零的坟墓，很多年前就无人光顾，“我不晓得，究竟是不是唐家的坟？”冯飞、姜传华、何明军等人听罢犹如打了强心针，十分兴奋，于是迫不及待决定一探究竟。
在李新发老人带领下，一行人翻山越岭来到了“独山”附近的山脚下。近年来，因为国家实施退耕还林政策，贵阳郊区山林大多树木疯长，荆棘交织。杂草丛生，人迹罕至的“独山”同样如此。藤缠刺挂、跌跌撞撞地穿行中，大家感觉步履艰难，视野狭窄，眼前除了山茅草就是树枝、荆条，简直无路可走。姜传华、何明军用柴刀在树枝、荆棘和杂草中砍出缝隙，供大家轮流交替着艰难前行。
翻过几个垭口，小山中间的一块平地上，出现了一座孤零零的坟墓。墓周围，密密匝匝的灌木丛纵横交错，不亚于两军对垒的铁丝网。姜传华、何明军稍事休息，再次挥动柴刀砍伐坟墓周边的灌木丛。坟墓的轮廓渐渐清晰，坟前倒卧着的一块墓碑也显露出来。冯飞、姜传华、何明军砍了几根木棒作为撬棍，大家从各个角度同时发力，颤颤巍巍掀开了这块长条形的墓碑。
借着夕阳的余晖，墓碑上的字迹映入眼帘：“唐慰慈先生元妃黎夫人墓。”
唐慰慈先生就是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的教育司长唐尔镛。他是唐炯的孙辈，生于同治八年（1869），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岁中举，曾仕内阁中书。他既是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的主要创始人，也是贵州最早的报纸《黔报》的创始人。慰慈先生娶妻黎氏，生子起名唐行善。北洋政府垮台前夕，慰慈先生病逝于北京。其子唐行善后于1950年亡故。
找到黎夫人墓地，更加坚定了这个团队的信心。
2014年3月18日下午，冯飞与志愿者姜传华、唐大喜、江兰和向导李新发老人，在蔡家寨对门的苏家山（又名“石华表”）唐氏家族墓地下方，发现了刻有文字的巨型石柱。石柱共有三根，其或埋土中，山茅、荆棘相掩，藏头露尾；或悬置沟坎抵充道桥，供乡民踩踏过路。大家利用简易工具，刨开浮土目测后，发现这几根石柱大小相仿，长、宽分别约160厘米、40厘米，横截面呈正方形。据李新发老人介绍，这些石柱，本来应有4根。石柱原先是石华表的构件，苏家山“石华表”的别称即由此而来。
受李新发老人提示，再根据石柱上 “宦绩早留蜀郡”、“黔疆”、“头品顶戴”等文字和底部“孙 唐尔镛 唐尔锟”等落款，大家有了一个共识或曰预感：包括“成山老人”唐炯在内的唐氏祖墓，距离我们不远了！
蔡家寨背后的老坟山，被当地人叫作“狮子坟”，《乌当区地名志》标注的名称叫“唐家山”。山脚到山顶，除了粗大高挺的松树林，剩下全是密不透风的灌木丛和山茅草。奇怪的是，半山台地上，一座独自耸立的小山在浓密的草木间半遮半掩。砍开草木仔细辨认，这“小山”居然是五座独立的土堆。李新发老人多次告诉冯飞：这里才是唐家最早的祖坟，只因年代久远，墓塚才被草木掩映深藏。从2013年夏天到2014年春天，大家多次来过这里，并陆续在坟墓周边捡到数十块刻有文字的石碑残片，但是由于残片上的文字不连贯，始终无法通读，更不解其意。
2014年3月21日下午，冯飞、李新发、汪政洪一行三人，再次来到老坟山，依旧一无所获。一看时间已临近下午四点，只得打道回府。大家依次逶迤下山时，走在最后的冯飞半路上突发奇想，对半山腰的一片草丛产生了怀疑，他随即踩着乱石、山茅，踉踉跄跄斜插过去，在草丛深处胡乱扒寻。杂草被一点点扒开了，湿漉漉的枯枝腐叶间，躺着一块厚重的石碑残片。残碑石材质地较好，轮廓大致呈平行四边形，最长处50厘米左右，最宽处25厘米左右。观其碑面感觉平整有度，厚薄均匀，人工打磨的痕迹较为明显。冯飞擦去泥土，渐渐看清上面一些比较完整的词句，例如“崇福寺中”、“冯之痛哭”、“当逢春仓促收敛”、“仅制衾被”、“临难时命炯归”、“垂信于后”等。
其中最引人惊诧者，是碑文落款的“郑珍书”三个字。郑珍，字子尹，号柴翁。清代著名学者，以诗、书、画三绝享誉文坛。他与莫友芝主编的《遵义府志》被人赞誉为“天下第一府志”，故又与莫友芝并称“西南巨儒”。
距此一个多月前，冯飞在拜访唐氏一位耄耋老人时，曾在她家读过一本唐氏族谱，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内容：清咸丰六年（1856）二月，著名学者郑珍曾随表弟、“忠孝团”团首唐炯一道，专程到水田坝“成山别业”，为下葬不久的唐树义墓书写碑阴。结合郑珍与成山唐氏的特殊交往，冯飞初步判断此残碑上的文字乃郑珍先生手迹。至于是不是咸丰六年郑珍为其表叔唐树义书写的那块墓碑？当时未敢妄断。
两天后，“成山老人”唐炯的玄孙、贵阳第九中学原副校长、市政协委员唐之枢率女儿唐桑、女婿冒蔚巍等，闻讯赶到水田坝蔡家寨背后的老坟山，审度新出土的墓碑残片。经唐氏后人验证，确认冯飞拾获的残碑乃唐树义碑阴的一部分。上面的文字确系唐炯所撰，郑珍书丹。蔡家寨老坟山，果真是清代名宦唐源准、唐树义、唐炯祖孙三代的长眠之地！
2014年3月23日下午，古稀之年的唐之枢率女儿唐桑、女婿冒蔚巍在祖宗坟前长跪不起，老泪纵横的唐之枢言语不多，激动之情却溢于言表。次日，老坟山人声鼎沸热闹异常，蔡家寨父老乡亲受唐之枢一家重托，对荒废已久的唐氏家族墓园进行整修。此时正值农闲，每天参与施工的壮劳力有四五十人，老坟山的面貌随之发生巨大改观。
此后，老坟山陆续迎来了大量的造访者。他们分别是闻讯赶来的各级领导、学术界文化名人和省、市、区文物部门的考古专家，以及新闻媒体的记者。蔡家寨的父老乡亲们更是高兴异常。“唐宫保家回来了！”这个消息如同水中的涟漪，一圈圈地荡漾开去，当地和周边乡镇闻讯赶来看热闹的男女老少，每天都络绎不绝，有时达数百人之众。
此后不久，唐之枢向冯飞赠送了其外公杨恩元（字覃生）先生的遗墨《唐惺悟行略》。
学富五车的杨覃生先生，乃民国年间贵州的著名学者，曾任《贵州通志》总纂。1939年正月，唐之枢的祖父、原贵州护军使唐尔锟去世，其儿女亲家杨覃生受唐尔锟之子唐继善所托，撰《唐惺悟行略》。这份《行略》在无意间点出了成山唐氏的家族秘密：“先是威恪公安厝先茔，在贵阳东北五十里之成山，地名‘水田坝’。”
鉴于诸多原因，自1939年至2014年的整整75年中，《唐惺悟行略》一文从未公开发表。
三
2014年4月1日，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经过派员核查，正式向有关部门出具了《关于贵遵高速施工范围内唐氏家族墓地的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
该《情况说明》强调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专门就成山文化研究者冯飞与“唐树义碑阴残片”的关系，做了准确、详细的描述—“2014年3月21日下午，乌当区作家协会冯飞同志在墓葬前方不远，发现了数块残碑，其中一块残碑上题有‘郑珍书’三字”；二是认定了贵阳成山唐氏家族墓的所在地为乌当区水田镇竹林村蔡家寨；三是告知有关部门，即将修建的“贵遵高速公路复线”从唐氏家族墓地中间经过。
唐炯家族墓有了定论，成山唐氏尘封已久的家族密码也随之揭开：今日竹林村蔡家寨的唐家大院，乃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成山草堂，也就是说，这里就是成山唐氏先祖唐树义、唐炯的故居！
成山草堂建于道光二年（1822），光绪年间唐炯曾续修。
清代著名政治家林则徐，“同光中兴名臣”左宗棠、骆秉章、曾国藩、丁宝桢、张之洞，著名学者郑珍、莫友芝、黄彭年，以及民初护国运动的领军人物蔡锷等，与成山唐氏交谊深厚往来密切。成山唐氏忠孝贤良家风，赢得了他们的赞赏和钦敬。例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林则徐发配新疆过兰州期间，曾著有赞赏唐氏家风的《题唐子方观察树义〈梦砚图〉》一诗。曾国藩奏折中，有“唐树义也已殉难，船只炮械尽为贼有，东南大局真堪痛哭”的哀叹。
另外，唐树义生前好友、著名学者莫友芝先生，曾于咸丰五年（1855）九月十五日到访贵筑水田坝成山草堂。受唐炯所托，莫友芝撰《通奉大夫、二品顶戴、湖北按察使、前湖北布政使唐公神道碑铭》。在此期间，莫有芝先生还著有《木兰花·九月十五日送聂秀才归师山》，此作原题为《九月十五夜饮成山草堂，呈唐鄂生》。
2014年4月17日，乌当区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对蔡家寨唐家大院、唐氏祖墓等处的文物保护工作进行视察。冯飞以“成山文化研究者”的身份受邀参与视察。并依照乌当区人大常委会的日程安排，向人大代表介绍了成山文化的起源、定义及历经沧桑的发展历程。
随着唐炯墓地华表残段、唐树义碑阴残片等文物的出土，为冯飞近年在学术界所呼吁之“成山在乌当”这一论述提供了实物佐证，相关学术观点得到学界广泛认可，并获得了省、市、区相关部门的关注和认可。
2014年3月后，“成山在乌当”这一论述的相关学术成果，陆续在学术刊物发表。省内外报刊、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新闻媒体跟踪采访。例如《贵阳日报》，贵州史学会近现代专业委员会会讯，贵州省政协文史委主办的《文史天地》，中共乌当区委宣传部、政研室联合编撰的《寻找我们的村庄》，画册《家园》等，告诉读者一个曾经令人心驰神往且风光了两个世纪，而今又已渐趋生疏的地名：“成山”。随后，学界关于成山文化的命名即由此而来。
2014年10月20日，唐家大院、唐炯家族墓葬群和唐炯办团的朝阳寺，被列为乌当区第三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同年12月，贵遵高速公路复线动工兴建。高速公路指挥部根据竹林村蔡家寨唐炯家族墓地段的实际情况，对施工方案进行调整，为唐炯家族墓葬群改道。
2015年9月6日，贵阳市人民政府公布了贵阳市第七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新增的48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中，乌当区唐家大院、唐炯家族墓，成功入选名列其中。同年12月18日上午，贵州省史学会近现代史专业委员会主持的2004年至2014年优秀科研成果评审揭晓，并在金阳举行了颁奖典礼。“成山在乌当”学术研究课题的问鼎之作、冯飞史学论著《乡土密码—品读乌当过往人事》，获优秀成果三等奖。
至此，冯飞前后坚持了二十余年的成山唐氏研究课题，终于取得突破，并进入市、区人民政府倾心关注的范畴，相关文化遗存的保护工作，从此有了法律上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