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读且行
——黔、鄂、川、滇四省采访手记
2016年2月23日，农历丙申年正月十六日，天气阴冷。在贵州社会科学院宿舍，贵州文史馆馆员、《忠孝成山》荣誉主编黄万机先生府上，老人家把修改过的审校稿交给了我，并欣慰地嘱咐我，出版的事可以考虑了，不必再耽搁。次日早上，我收到了本书总顾问、省文史馆顾久馆长通过互联网发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成山，不可多得的人文遗产”。这是顾久先生为《忠孝成山》作的序，我拜读之后，心里感到十分暖和。我知道，《忠孝成山》的编撰工作，确实已进入尾声。我们老老少少几十号人，即将可以大吼一声：“解放了！”
本书付梓之际，数年来经历的风雨得失，在我记忆的屏幕上错落浮现，点点滴滴倍觉珍惜。是的，那些难以忘却的人和事，回忆起来是如此温馨……
一、老姑太
2015年3至9月，我多次外出，到湖北、云南、四川等地采访。成山文化代表人物唐树义、唐炯当年在其为官处留下不少宦迹、轶事和佳话，这些地方乃我考察采访之重点。
2015年3月，我在湖北采访。那时春节刚过，火车到达武昌站的时间，是农历正月二十二日上午11点。给我接站的是一位老太太，82岁。老人家名叫唐灿，她的父亲就是民国年间的贵阳名人唐尔铭，字梦虹（亦见曾写“梦宏”、“茂宏”）。此前不到20天即正月初一下午，我和丁海波在振华广场花圃里晒太阳，突然接到一个来自武汉的长途电话。座机，女声，很清脆，问清我的名字就连称感谢，说我找到唐树义碑阴，找到成山唐氏祖墓，是一件多么多么了不起的功德事。
我正诧异间，对方就开始自报家门，说她姓唐。
“小冯，你的电话号码是唐瑗给我提供的。我叫唐灿，和唐继善、唐瑗是兄妹。只不过他们比我大多了，我才82岁……”说到这里，“才82岁”的唐灿老人和我同时在电话里大笑起来，我的拘束感立即消失，仿佛我们之间早就熟识。
2006年以来，我一直在寻找“成山老人”唐炯的墓茔及其后裔，凡身边唐姓者，我对其身世皆着意盘询，细加打听。2013年年底，我和曾任中共乌当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的唐尔钊阿姨在电话里交谈时，意外获悉她祖上是遵义湘川唐氏，我格外高兴。
所谓“湘川唐氏”，不就是遵义地区闻名遐迩的“洗马滩唐氏”吗？贵阳成山唐氏则是这个家族迁徙出来，异地繁衍的一个分支。
唐尔钊部长，现在人们大多尊称她“唐阿姨”，她是我一直敬重的老领导。
20世纪90年代初，我从部队复员，被安排到贵州地矿局117地质队宣传科从事外宣报道，编辑《工作简报》。像当年在部队一样，我业余写点诗歌、散文之类在外发表，渐渐累积了一点虚名，也引起了乌当有线电视台领导的重视，想把我从地质队“挖”出来。但作为地方政府序列，地质队与之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人员流通方面困难重重。后经唐部长提议，区委书记拍板，最终以“人才引进”的形式，把我调到刚成立不久的“乌当有线电视台”，从事新闻采编工作。那一年，我刚满24岁。一个小青年能够获此良机，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一种荣幸。我把老部长的知遇之恩埋藏心底，常怀感念。现在，我知道了老部长和贵阳成山唐氏的渊源，寻找成山祖墓的决心更加坚定。
这年冬天，我按照老部长提供的线索，对采访思路进行了调整，随即去了遵义，就“洗马滩唐氏”进行专题采访。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在此期间听到了一个名字：唐继善。随后几经打听，得知这是一位百岁老人，退休前在贵州省水利厅工作，并担任过领导职务。我按照这个线索打电话给水利厅老干处，并通过他们联系上了唐继善老人。唐瑗女士的联系方式，则是他老人家主动提供给我的。
唐继善，贵州省水利厅原副厅长，总工程师，“成山老人”唐炯的曾孙。唐瑗，女，原贵阳师范学院教师，“成山老人”唐炯的曾孙女，生于民国十四年（1925）。一生坎坷的唐继善老人生于民国六年（1917），他和我已经过世的爷爷、外公同龄，再加上老人在唐家“善”字辈中行八，因此从第一次见面起，我就依传统礼仪，尊称他“八爷爷”。对唐瑗、唐灿我则尊称“老姑太”，至于已经过世的唐理博士，虽然我们未曾谋面，但我也一样如此尊称。
唐灿老姑太退休前，是武汉市汉阳区育才中学的高级教师，她的老伴陈然爷爷现年91岁。以前他们在广州工作，武汉是陈爷爷的老家。
那次通话时，老姑太听说我要在威恪公的忌日到湖北采访，当即就乐了，嚷着一定要去火车站接我。但老人家的子女远在加拿大，她又不会开车，怎么办呢？于是她不顾我的强烈阻止，打电话给她以前的一个学生毕克力，安排毕克力开车给我接站。老姑太家住汉阳区，在我来武汉之前，老人在小区附近给我订好了宾馆。但为了采访方便，我决定在武昌区鲇鱼套附近的复兴路住宿。
二、“崇福寺”字谜
湖北之行，我重点要采访三个地方：崇福寺、鲇鱼套、金口。
从贵阳出发前，我通过网络初步了解到鲇鱼套和金口的确切位置，前者在武昌区，后者属于江夏区。至于崇福寺，问题就复杂了。武汉市政府部门推介的旅游景点中，没有崇福寺的踪影，即使在有关武汉文史的网页中，也没有对崇福寺的任何记载。初到武汉，老姑太招待我吃午饭时，我向陈爷爷打听是否知道崇福寺，老人摇头：“冇3听过。”我拿出笔记本，认认真真写了“崇福寺”三个字，陈爷爷还是回答我：“冇听过。”
问题出在何处？我百思不得其解。
民国年间，任可澄、杨覃生、凌惕安等著名学者主持修订的《贵州通志·人物志》，收录了唐炯撰写，由其表兄郑珍书丹的唐树义碑阴全文。唐炯、郑珍皆饱学之士，文字功力出类拔萃。唐树义碑阴既能入史传世，文字显然在刻石之际已详做推敲。今人细读，不难觅得唐树义先生殉难前后的大致情形：“甲寅正月十八日，贼夜犯汉阳，巡抚潜夺先君军，军溃。先君追集，平明至金口，泊大军山南梁子湖流入江处，会部署已定。二十一日，巡抚复使遣军功萧逢春，持文来索取炮船，军心益懈。二十三日平明，贼至遂溃。先君从容赋绝命词，北向再拜，赴水死职……”
唐树义殉难那年62岁，时间是咸丰四年（1854）正月二十三日。背景是太平天国洪秀全定都天京（南京）后，翼王石达开奉命率部西征。杀回马枪的太平军势头正旺，石达开所部势如破竹，他们很快占领了长江沿线安徽、江西、湖北等省的大部分地区。太平军围攻武昌、汉阳时，湖北布政使唐树义的部队全军覆没。恰在这时，唐树义的儿子唐炯由贵州赶去探望父亲。在弹尽粮绝的战船上，唐氏父子匆匆相见后匆匆诀别，初涉人世的唐炯不甘心，却又不知所措。唐树义狠心叫骂着赶走了他，然后“北向再拜”，向远方京城里的皇上默默道别。
唐树义最终以“赴水死职”的方式，结束了自己悲壮、辉煌的一生。
2014年3月21日，在水田坝竹林村蔡家寨，我找到的唐树义碑阴残片仅五十余字，其中即有“崇福寺”三个字。此后不久，我和黄万机老师通话时得知，他那里有点校本《贵州通志·人物志》，上面有唐树义生平及其碑阴全文，于是我带着碑阴残片的照片去找黄老师。
黄老师翻出《贵州通志·人物志》里唐树义的相关内容，并将残片的文字与碑阴全文逐字对照，结论是：两者完全吻合，不仅能断续相接，且语义连贯。另据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叙述，他于当年“十一月十八日至金口”。父亲遗骸，他是在金口下游找到的，此后又在鄂省停留了一个多月，他才扶柩还黔。根据各种历史文献可以判断，这“崇福寺”是唐炯当年停放父亲遗骸的主要地点：“时肌肉颇化，须眉亦为潮气剥蚀，第形状略可辨识。终不能释然。舁至汉阳崇福寺中，祷神而卜，曰‘是’。复刺指沥血，血沁入骨，乃决然知为先君也无疑，冯之痛哭，而遗体忽口鼻血直出，呜呼痛哉！”
十个月前在金口江面上，唐炯与亲爱的爹爹生离死别。“炯遵遗命，怀遗疏，间道奔湘潭，上书侍郎曾公，得代奏。乃归，设衣冠招魂。”如今不到一年，唐炯闻讯重返金口，父亲却成了眼前这具“肌肉颇化，须眉亦为潮气剥蚀”的遗骸！唐炯他怎不“冯之痛哭”？殊不知这还仅仅是开始，接下来，唐炯眼前又发生了更具冲击力的一幕—“而遗体忽口鼻血直出”！
唐树义殉难后又遭辱尸。湖北监利学者王柏心《唐公行状》记述：“公死后，回流激其躯跃而卧于岸，贼往见，惊曰：‘渠大气力犹能尔耶！’攒槊刺之，燔岸苇略尽，火近公躯乃灭。贼去，谛审之，则失右目，项以下伤痕累累。”王柏心先生所述，与唐炯亲见相符，二者相较，唐树义碑阴的描述更为具体：“右目已失，项以下十余创。”阴阳两隔的父子再次相见，殉难已近一年的唐树义遗骸惨不忍睹，忽然又口鼻出血！斯时斯境，从小养尊处优的唐炯肝肠寸断，五脏欲裂，其哭天抢地、不知所措之态，完全在情理之中。
然而，“呜呼痛哉”四个字，怎担得起天崩地裂般袭来的悲愤、忧伤和无助？
同时，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石达开后来在成都被凌迟处死时经受的疼痛，正是发端于唐炯此时的疼痛？九年后，即同治二年（1863）春天，穷途末路的石达开逃亡于川滇一线，老天爷把报仇的机会幽默地赐予唐炯，而知人善任的四川总督骆秉章，偏又采纳了昔日好友之子、今日手下爱将唐炯献的计。
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不难猜测，唐炯和石达开了结杀父之仇，只剩下时间的问题了。今日我辈细想石达开、唐炯二人的恩怨，感觉其了结的过程实在过于蹊跷、残酷而又过于诡异、荒诞，令人语塞！
对父亲惨死金口一事，唐炯始终耿耿于怀。同治八年（1869），一向为骆秉章、丁宝桢欣赏，并被夸赞“知兵”的唐炯，以总兵身份援黔剿匪时，还咬牙切齿地与人提及那段不堪回首的惨痛经历：“曩甲寅春。先通奉殉难金口，鄙人止遵礼以衣冠招魂葬。迨是冬，官军收复武昌，鄙人乃间关赴楚寻觅。既经土人指视，复刺血以试，血果沁入骨，无伪，始负以归。缘此事重大，不可草率将事，移他人尸以当忠骸，使两家子弟贻人口实也。”（本书前集中卷四《复黄、邓两太守》）
这就是我寻找崇福寺的缘由。然而，迄今整整160年过去，这崇福寺究竟在哪里呢？当天下午，我在宾馆放下行李，立即搭乘出租车到当地有关业务部门，向当地人士求援。先后去了三个地方，专家们给我的答复，和陈爷爷的答复如出一辙—“冇听过”。无奈，我只得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尽力完成湖北的采访任务。
三、金口，金口
次日是个晴天，我乘车来到武汉西南侧，50公里左右的金口古渡。
在一个地势较高、视野开阔的土坡上，我缓缓停顿下来。这天我起得早，去之前，我乘出租车到处找鲜花店。然而，大多数花店尚未开门，开了门的又往往没有菊花上品。好不容易找到漂亮的菊花，我高兴异常，哪知老板娘不厚道。还在洗漱的老板娘，用牙膏泡沫朝我一喷，喊出了一个高得离谱的宰人价，估计她是通过我焦急的神色抓住了我的弱点。
好的是，毕竟我可以了却纠缠许久的心愿。菊花顺着江水飘远，那不就是我给唐树义他老人家的深情问候吗？
我的前方是铁板洲，我身旁是一个昔日的渡口—这就是金口渡。
当地老百姓告诉我，金口渡属于江夏区金口街道办事处花园社区管辖。“金口渡是自古以来就有的。现在航运发达鸟（了），架桥也简单鸟，渡船用不上鸟，我们就下岗鸟。”听他口气，以前似乎是摆渡的船工。据我打听得知，该行业属集体企业性质。“过去的成百上千年，这里不得了啊，一直都蛮热闹的哩！”说着，老船工指了指某个地方，要我自己看上面的字。仔细搜寻片刻，我果真看到了凉亭上的几个大字：“金口渡”。哦，这果真是唐树义父子生离死别的金口。
提到过往的繁华岁月，总有很多供你发挥想象的空间。因为这里是一个过江摆渡、人来人往的交通要道。“蜀楚帆樯金口下，东南天地水乡多。”这古镇素有“黄金口岸”和“小汉口”之美誉，充满喜庆的“金口”两个字，想必即是由此而来。
在江边的寒风中，老船工不紧不慢地走远了。我看看手机，屏幕上的时间正好是正月二十三日上午10点。依照农历的话，161年前的同月、同日，甚至是这同一个时刻，附近某片激流涌动的水域上，举人唐炯和他的父亲唐树义生离死别。听从老人嘱托，唐炯带走了父亲用过的一个砚台，父亲向皇帝道别的遗疏，还有父亲曾经掌管过的一枚官印。据唐炯事后回忆，此日大雾。这样的天气，十步之外就不见人影。这样的天气，唐树义或可享受片刻沉静，他可以暂时不受敌人嘲讽、叫骂所干扰，像汨罗江上的屈原大夫一样，从容地将衣冠整理一番再投江殉国。当然，或许唐树义在儿子上岸的同时就纵身一跃，把自己掷入冰冷的激流当中！
1854年正月初七，立春。正月二十二日，雨水。数千年来，中国人就是在这样的节气表述中度过的，代代如斯，年年不变。关于1854年正月二十三日，唐炯在其《成山老人自撰年谱》里这样描述道：“二十三日，大东北风，贼帆蔽江上，先君督所余数十人迎拒，又尽逸。从容草遗疏，赋绝命词授炯，北向再拜赴江死。是时，大雾四塞。巡抚犹谓先君不死，奏有异词。及湖南巡抚骆公秉章以先君死事闻，侍郎曾公亦以遗疏上，乃赐恤如例。”
数年后，唐炯因助剿石达开有功获骆秉章举荐，提拔担任四川绥定知府。为了表达对父亲的缅怀，唐炯和好友黄彭年整理刊印了唐树义的《梦砚斋遗稿》。在父亲这部遗嘱中，唐炯以注解的方式，披露了更多的历史细节：“咸丰四年正月二十三日辰刻，当先君草遗疏甫毕，贼火已及坐舟上。先君尚从容手书绝命词云，‘畺吏不和，群情解体。独力难支，惟有一死。’始投江尽职。炯遵遗命至长沙，以遗疏交湖南巡抚骆公。骆公谓：已据贵州委员黄凤禀报入告疏。炯复至湘潭，上书侍郎曾公。曾公得书痛哭，允为上达。吾先君艰难忠节，具后世览者自有定论也！男炯附记。”
诸多历史细节中，我特别关注“曾公得书痛哭，允为上达”十个字，为此，我专门买了一套《曾文正公全集》来细读。在咸丰四年二月十五日《请派大员办捐济饷折》中，我读到了这样的内容：“近日连接北抚臣崇纶、南抚臣骆秉章来函，知贼船已由济阳上窜金口及新堤等处。陆路兵溃散极多，水路之师竟至全数溃散。唐树义业已殉难，船只炮械尽为贼有。东南大局，真堪痛哭。从此湖、广、江、皖四省，止有臣处一支兵勇较多，若臣再有挫失，则后此更不堪设想。”
曾国藩的奏折，与唐炯的叙述相互佐证。由此而知在唐树义投江殉国这件事情上，唐炯虽系利害关系人，但其文字和曾国藩一样客观、翔实。多方对照彼此吻合。当然，也只有这样的人品、文品，才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文献不少，但读了之后仍感缺憾。何也？历史无法假设，更无法复原。大多数时候，过往历史仅供后人凭吊，或助人反思。比如此次，我特意选择“正月二十三日”这个日子来金口古渡，一方面情感颇受冲击，感慨良多，一方面又感觉自己能做的其实很少。在金口古渡边，我除了嘘叹，内心里只剩孤独的怀想和追思。究竟是我在陪伴唐树义、唐炯，还是他们在陪伴我？这个很难说清。
我在长江边半坐半跪，耳畔掠过丝丝凉风，远处传来的呜呜汽笛，帮助我竭力搜寻记忆里的文字。那些埋藏于历史深处的文字，那些和唐树义、唐炯有关的战争碎片若隐若现，它们不时幻化为眼前浩瀚长江的淼淼水波，提醒我现实和历史的距离。我的视线模糊了，我想对长江说点什么。于是我点燃两支香烟，插在潮湿、晶莹的泥沙里，接着又打开一瓶烈酒的瓶盖。我说：“威恪公，少保公，抽烟！”又说：“威恪公，少保公，喝酒！”随身带去三个小杯子，我先给他们满满斟上，然后我自己斟了一杯，慢慢喝。每喝一口之前，我都要碰碰他们的杯子，过一会儿又碰碰他们的杯子，再喝一口。
我把白菊和黄菊的花瓣儿摘下来，堆放在竹篮里。
竹篮腾空的时候，江面上密密麻麻的花瓣儿如缎子般铺撒开来。滚滚东去的长江，给我无限的联想。我仿佛听见一个苍老浑厚的声音，在金口江面上隐隐回荡：“无能为国家忠计，臣至死有余恨也。方今疆宇未靖，群情日离，伏望皇上思先帝之辛勤，鉴前事之败坏，乾纲独断，全局兼筹，而又搜罗豪俊，委任专一。庶逆氛可扫，民劫可救。否则事有不可问者！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倘蒙鉴纳，臣死且不朽。谨望阙叩头，恭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这是《上文宗皇帝遗疏》的最后一段。《上文宗皇帝遗疏》乃清代著名诗人唐树义绝笔，文字精当，文风凌厉，坚决果敢之正气在字里行间显露无遗。遗憾的是百余年来，有缘获之详读者寥寥无几。成山文化研究停滞不前，此亦原因之一。字如其人，文如其人，如今好多文字，如病人的体质般松软稀疏，既少骨力，更稀见血性。我想对着长江发问：甘为国家做担当、死而后已的孝子忠臣，何可觅哉？
四、义气
在各地采访期间，我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很紧凑。那些不问缘由地帮助过我的人们，令我至今感动不已。例如，熟悉武汉历史掌故的刘义明先生就古道热肠，堪称义气。这是一个热心的武昌市民，我只知道他的年龄是66岁，其余如身世、职业等则不好冒昧打听。
我是在寻找鲇鱼套时结识刘先生的。此后接连数天，刘先生一直义务做我的向导，赖其帮助，湖北之行收获颇丰，涉及唐树义史事的鲇鱼套及附近的巡司河、八铺街、望山门、武泰闸等历史遗迹被我逐一找到。
唐树义殉难前数天，“贼风驰雨骤，水陆大至”（唐树义《上文宗皇帝遗疏》）。
巡抚崇纶为了陷害唐树义，一再将其水师部队调往别处。唐部战力遭到严重削弱，将寡兵单。“臣力薄难支，遂即全师撤回，于本月十八泊鲇鱼套。”（唐树义《上文宗皇帝遗疏》）
鲇鱼套、巡司河、八铺街均在武昌城南之“望山门”外，隔着城墙而与湖广总督衙门比邻相闻，是极富军事价值的天然屏障。唐树义退泊巡司河、鲇鱼套一线，乃是考虑其“为省城犄角”，此举目的，其实是为了保卫总督署和武昌南大门，可谓忠臣良将用心良苦。正月十八日夜，“贼舟又至汉河，臣流涕誓师，以期背城一战”（唐树义《上文宗皇帝遗疏》）。
殊不知因崇纶捣乱，致唐树义所部处境愈加艰难。“而兵勇咸跪称，抚臣已改令杨昌泗统领，竟不受臣节制，于十九黎明全行逃窜上游。”为扭转败局，唐树义追赴金口，“收合余众，悬重赏，乘贼不备，前往汉河邀击，而兵勇无一应者。臣痛哭欲死，兵勇始感动，跪求杀贼。乃二十前往，二十一、二十二两日都未得手”（唐树义《上文宗皇帝遗疏》）。
以上就是唐树义投江殉国前发生的事情。
45年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巡司河上修建武泰闸。巡司河连接内湖各水系，武泰闸功用颇重，造福一方。其每至长江汛期即闭闸防洪，冬、春两季江水下落时则可开闸排渍，有“一闸管七县加一洲”之利，故以“保境安民，国泰民安”之意为其起名。武泰闸为浆砌麻石拱形结构，两墩三孔，底至顶净高14.8 米，闸身长35.7 米，内外墙相距9.34 米。护栏间“武泰闸”铁质斗大凸字，传为张之洞手笔。
“同光中兴名臣”张之洞不仅是中国洋务运动的先驱，且系唐树义之女婿。唐树义辞世45年后，张之洞在岳父当年拼死守护的巡司河上建武泰闸，是否有何寓意不得而知，但翁婿二人尽忠爱国、保境安民的动机，却是一脉相承而且毋庸置疑。作为他们的故乡人，我为之自豪且深受教育。在武汉的最后一天，刘义明先生陪我再次探访武泰闸，我们在这里盘桓拍照，不知不觉间一个上午就过去了，最后，刘先生陪我到花鸟市场门口等车。
出租车开了好远，刘先生还站在原地朝我挥手微笑。看着他瘦小的身影，我感受到了湖北人的义气。与此同时我还想起那句“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如果这句话是褒义，我点赞，如果它是贬义，我要为湖北人打抱不平。唐树义金口殉难后，暴尸芦苇丛边。“越数日贼去尽，洲上居人以浮沙掩埋。”幸得当地老百姓对唐树义遗骸的保护，老先生最终等来儿子，相认后哭号扶柩，魂归故里。
可以说，唐树义当年献身于这块厚道、淳朴的土地，不亏！据此161年后，我不远千里来此寻访，很值！
五、滇行
（一）
2015年8月30日临近中午时，昆明市东川区野外，一辆破旧的出租车载着我，穿行在起伏翻腾的云海里—确切地说，是我和司机伴着一辆气喘吁吁的汽车，在西南特有的山区公路上艰难爬行。目的地名字很雅致，叫“汤丹”。汤丹镇位于昆明市东川区西北部，和东川区政府的直线距离不过16公里，而曲折蜿蜒的公路距离，却长达65公里—汤丹地势之高峻、道路之艰险可见一斑。
西南地区的山区公路，狭窄险峻是不足为怪的。然而如此崎岖高远、九十度大弯接连不断的山区公路，平素我也未曾见识。车窗下，怪石嶙峋的峡谷深不见底，令人腿颤；极目眺望，那远近飘荡的云彩虚虚实实，高原尽头若大海般浩瀚深远。
“这就是汤丹？这就是当年唐炯为之奋斗、为之苦守了20余年的汤丹吗？”
我突然想起了以前未曾深思过的“云上”这个词，想起了汤丹镇党委书记杨加林先生接受《昆明日报》记者专访时，介绍汤丹的一段文字：“云上，是对汤丹地理和地貌环境的形象比喻，汤丹镇位于海拔2250米的半山区，境内最高海拔4288米，最低海拔960米，拥有得天独厚的立体地形、立体气候和立体生态，每逢阴雨天或冬季，汤丹就像是置身于云间，美丽的城镇和村落时隐时现，仿佛人间仙境。”我还想起诗仙李白描绘高山峡谷的那些千古诗句。例如，“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例如，“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例如《题峰顶寺》：“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6公里的直线距离，65公里的盘山公路，耗费了我一个半小时。
下午两点，在东川区汤丹镇赵氏宗祠，原清代东川矿务公司衙门遗址，我见到了汤丹镇的舒廷康、高妍两位副镇长及文化站的负责人吴伯焘先生。得知我是唐炯的家乡人，他们都很兴奋。于是，“唐炯办铜”成了我们交流的主要内容。
镇领导介绍，汤丹镇的行政区划几经变迁。清代这里属东川府管辖；民国时期改属巧家县，并先后设立汤丹区、汤丹乡和汤丹镇；解放初改属会泽县，1954年改属东川矿区政府。百余年来，东川矿务公司衙门遗址上建过祠堂，做过校舍。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人民政府的办公驻地，一直延续至20世纪末。1992年，原东川市（今东川区）人民政府将衙门遗址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5月，这里又被昆明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唐炯当年在此创办的东川矿务公司， 或许是云南—甚至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据云南日报记者熊明、孙伟的文章《东川有个百年赵氏宗祠》介绍：“汤丹赵氏宗祠，原址为始建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的东川矿务公司衙门。民国二十三年（1934），祖籍湖南、移居东川开矿冶铜的赵氏弟兄向云南省政府购买后，始建赵氏宗祠，至1948年竣工。”
不知何故，《汤丹赵氏宗祠地址平面图》竟被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收藏。该平面图附有祠堂当年修建的简况和相关文字说明。文曰：“云南省巧家县第三区汤丹厂，距厂五里大脉地，原系大梨树杨姓私业。清光绪十一年，钦宪矿务大臣唐炯来查是厂，见此地坐向尊正，山峰秀丽，购买起盖矿务公司衙门，价值纹银二百八十两。特委刘静波监视修理，工作告竣，开始冶炼。斯时兴旺之盛。至民国九年，矿业公司严子彬遇匪受害，避患迁汤丹镇公所。二十二年，将所有房屋拆运汤丹旧址盖起。二十三年，本宽弟兄曾向云南省政府购买，定价银币三千元。乃于其地建造宗祠。……后附《本庙地址平面图》，面积为四十一亩五十方丈一方尺。”
住在附近的老乡告诉我，这里最早叫“衙门”，后来叫“赵家祠堂”，再后来又改叫“公社”。历史上因人为拆毁及火灾，东川矿务公司衙门建筑损毁严重。仅存的建筑主体，由衙门里原先的过厅、正殿、三舍厢房、四角耳房及五合天井组成，占地约2500平方米。西斜的残阳下，大院里的两棵桂花树格外招眼，看上去枝干挺拔，暗透沧桑，树龄少说都在百年以上。来滇之前，我已在文献中查阅到了这两棵桂花树的来历。它们是光绪初年，唐炯在此创办东川矿务公司时所植。
“是呢，是呢！”当地老乡说，“听老辈们传，唐大人说我们汤丹太阳大，种棵树子好乘凉嘛。其实呢，他种的时候已是大树啦。唐大人是派手下从别处盘过来的。”此次东川之行，我计划采访两位学者，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汤丹，也可以说，是唐炯的汤丹！在办公室的电脑上，我把优盘里那些有关唐氏家族的历史文献，以及我本人撰写的学术论著，毫无保留地转给了汤丹镇人民政府，共计约十万字。关于版权我没有多想，记得当时我说：“只要你们觉得有价值，就只管用。”
唐炯办铜，长期以来在学术界语焉不详，即使在其家乡贵州也是鲜有介绍。前些年我才得知：云南的东川、永善和贵州的威宁乃其主要办矿地。而“汤丹”这个地名，我则是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成山堂公牍》里读到的。作为清代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人物，根据唐炯遗墨编纂的《成山堂公牍》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成山堂公牍》包括公牍和信函两部分。公牍大多为太平天国时期，唐炯率清军与四川蓝大顺农民军及太平军石达开部作战时所写。信函则主要是唐炯督办云南矿务期间的一些家信，其中反映了云南矿务的真实情况。以下与东川、汤丹有关联的文字，乃是摘录于唐炯致其子女的信札：
我十七抵东川小住三日，查勘各厂，二十一起身赴昭通，此间天气甚寒。我眠食平安，勿念。……十九日东川行次书。
我于十五到蚂蝗沟，十六相庆师子山，绵亘三四十里，处处产矿，山背悉是老林，炭薪易购，现定于师子山设大厂，沙河设子厂。余听本地穷民开采公司收矿，照矿给价。穷民得现钱周转，可以尽力开采，铜自多矣。成山老人书于蚂蝗沟茅舍。新正十八日。
矿师先于汤丹之西，地名“白锡腊”，勘得一山，谓可开采一二百年。二十内外即当亲往相度，布置归来，在东川城尚有延搁，大约三月初十内外方起身到威宁……公司系众人资本，照此下去恐误事。我欲趁全庶熙、健庵都在此，约兴斋来东川商量画一，俾各埠有条不紊，众人不致受累，我方对得住众人。庶熙事亦可了，兴斋如已起身来便罢，如尚未起身，汝可催其速来，至嘱。二月十六夜，成山老人书于东川府城行次。
昨自汤丹归，颇觉劳顿，又因汤丹水不好，腹泻。厂务亦须安排，调理数日，大约十三便起身赴威宁矣……我腹泻已好，勿念。成山老人书，三月朔日。
信札里所称“全庶熙”，即云南按察使全懋绩；“兴斋”即巨商王兴斋。
全懋绩又字盔三。同治末年受聘任云南巡抚岑毓英幕僚，光绪十二年（1886）任云南东川知府，此后，全懋绩曾历任云南按察使、贵州按察使、贵州布政使。王兴斋本名王炽，乃清末巨商，人称“钱王”。英国《泰晤士报》曾对百年来世界最富有的人进行统计，排在第四位的便是王炽。而且，他是唯一一个榜上有名的中国人。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全懋绩、王兴斋和唐炯乃好友，亦系其督办矿务之得力干将。天时、地利、人和，成事之三大要素。有此二人辅佐，若当地百姓再给予必要的理解和支持，唐炯办铜，情况再糟糕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吧？
（二）
唐树义一生与甘肃、湖北缘厚。唐炯则对云南的红土地—确切地说是对东川、昭通两府所属之巧家、汤丹、蚂蝗沟等地情有独钟。他活了80岁，自光绪八年（1882）六月开始，直至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除去中间身陷囹圄、拘押刑部大狱那两年，唐炯整整在云南度过了22年。无论任布政使、巡抚还是巡抚衔矿务大臣，他都在为这片土地操劳奔波，而他蒙受的不白之冤更非常人可比。学者黄彭年曾云：“鄂生遭际屯艰，屡为人中伤掎扼，卒得免于难。”（详见前集下《唐母姚夫人墓表》）如今随着大量的清宫档案解密，百余年前的历史迷雾逐渐消散。事涉唐炯是非成败、历史功过的分水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突出，历史的评价渐趋公正。
2015年3月、8月，我曾两次赴滇。唐炯与云南的关系该怎么表述？红土地上的人民究竟如何评价唐炯？这些都是我采访的重点，遗憾的是第一次滇行无功而返。回到贵阳，我将此行觅得之部分论著深研详读方如梦初醒。原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成崇德，云南学者杨毓才、卞伯泽、杨德昌等专家，早就在这一领域发出正义呐喊，只是我囿于眼界所限，未及早得闻真经。
成崇德，1949年生，山西省祁县人，国内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先后出版或发表《乾隆皇帝全传》（合著）、《清代西藏开发研究》（合著）、《清代边疆开发》（集体合作）、《蒙古族通史》（合著）第四卷、《清代边疆开发研究概述》（上、下）、《清代西部开发》、《关于纂修清史与清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等学术论著近百项，千万余字。
杨毓才，1924年9月生，云南剑川人，云南省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曾先后出版或发表《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西双版纳国土经济考察报告》（主编之一，主要撰稿人之一）、《傈僳族简史》、《怒族简史》、《独龙族简史》、《论清代云南铜、银政的发展》等论著。
卞伯泽，1942年生，祖籍重庆綦江，曾任云南省会泽县政协副主席。曾出版《会泽文化之旅—铜商文化篇》、《会泽文化之旅—会馆文化》、《历史文化名城会泽揽胜》、《名城研究》等学术著作八部。
杨德昌，1945年生，祖籍云南东川府（今曲靖地区会泽县），云南文史专家。著有《会泽文化之旅—铜商经济》、《会泽文化之旅—铜马古道篇》等。
清光绪年间，在唐炯因清军失利而遭革职拿问时，他的遭遇就触动了很多人的良知。例如，詹事府左庶子盛昱、吏部主事唐景崧等就曾公开为其鸣不平。盛昱上疏奏曰：“逮问疆臣而不明降谕旨，二百年来无此政体。”中法战争中，唐景崧因功勋卓著获朝廷重用，光绪十七年（1891）迁台湾布政使，旋即奉命署理台湾巡抚。在任期间，唐景崧将其在中法战争期间的《请缨日记》刊印问世。中间有一些为唐炯鸣不平的内容，文字方面可谓直露大胆，无所顾忌。“论唐公罪者，在撤山西之防也。然山西即不撤防，恐亦难保不失；及其陷也，滇军何尝不在其中耶？总之，用刘既不得法，而当日防营又未能精整，战事且落人后，岂有不败？后之办防务者，宜援此次狃于不战以为戒，亦不必遽夸炮台、铁舰之雄，止求陆军真能打仗，西人即无如我何。倘我能做到者尚无把握，我之不能做到者务博求高，恐未必有济也。”
几乎在左庶子盛昱上奏的同时，左宗棠、丁宝桢、张之洞、岑毓英等显赫的朝中大臣或封疆大吏，以人才可惜为由，向朝廷上奏求保唐炯。他们的努力果真奏效，唐炯虽被判“斩监候”拘押刑部，却一直没有执行。两年后，唐炯这桩公案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朝廷的处置可用九个字概括：“赏还巡抚衔，赴滇办矿。”
“赏还”这个词，初闻觉有生造之嫌。既赏且还，善意、歉意应该都在其中了。倘不觉有亏欠，何来“赏还”？清廷用一种含蓄委婉而智慧的方式，巧妙对唐炯示以安抚。只是碍于宫廷脸面等原因，官方后来的叙述未获延展，甚而还有了一些微妙变化。
再者，唐鄂生向来行事乖张，不拘小节。例如在其《成山老人自撰年谱》中，唐炯对道光庚戌三十年（1850）是这样叙述的：“二十二岁。会试报罢，留京师，交贵筑黄子寿。平生师友道谊，骨肉之爱，嘉应廖先生、监利王先生、子寿、丁文诚公而已。”
“嘉应廖先生”乃指唐炯恩师廖纪，此人是唐树义好友、著名学者。“监利王先生”指的是湖北监利著名学者、刑部主事王柏心，他教过的学生既有唐炯，还包括同治帝，故在湖北有“帝师”之誉。“子寿”即黄彭年，“丁文诚公”则是名宦丁宝桢。直到去世，唐炯都未对《成山老人自撰年谱》里的上述内容进行修改。其在交友问题上眼界之高由此可见。但麻烦也由此而来—你唐鄂生只认“嘉应廖先生、监利王先生、子寿、丁文诚公”，那些自认为与你交情不薄，甚至和你称兄道弟的文朋诗友、朝官武将、书卒士子情何以堪？
独立特行，难免要吃些苦头，被人挟私泄恨也不足为怪。在《清史稿》“唐炯”这个辞条的注释中，对其办铜一事的叙述颇值玩味：“十三年，赏巡抚衔，督办云南矿务，偕日本矿师躬履昭通、东川、威宁铜铅各厂，疏陈变通章程。又历请减免贵州铅课，豁免云南矿厂官欠民欠，并报可。惟经营十五年，仅岁解京铜百万斤，为时论所讥。”
唐炯晚年膺领朝廷重任，以巡抚衔坚守滇省蛮荒之地，长年累月昂持老迈残躯，在丛山峻岭奔波跋涉，劳持艰辛。唐炯办铜，《清史稿》以“经营十五年”起笔，时间上本已遭莫名打折，接下来又处心积虑折转运笔、变相诋毁，其虽不得不在前置以略含恭维之“躬履”、“减免”、“豁免”等词，最后的表达却落脚于那句“仅岁解京铜百万斤，为时论所讥”。此说如暗箭出弦，来路不明，别有用心。至此，辞条著者之好恶、偏颇已无法掩饰。
《清史稿》乃记载清朝历史之未定稿。系中华民国初年，北洋政府设馆编修。主编赵尔巽曾被袁世凯任命为清史馆馆长。《清史稿》历时十余年而初成。1927年，主编赵尔巽自知时日无多，更担心时局多变，遂决定将各卷刊印出版，之所以名之《清史稿》，意在说明其为未定本。因系众人编纂而成，编写时彼此缺少照应，更因时局动荡，仓促成书，未经主编总阅审定便“随修随刻，不复有整理之暇”，过于粗陋。难免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史实之中也有不少错误。故而赵尔巽先生对《清史稿》的定位是：“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清史稿》出书时赵尔巽已过世，此后《清史稿》版本众多，内容篡改增删，褒贬不一。中华书局于1977年出版的《清史稿》，是此书问世50年来最好的版本。但是中华书局仍然谨慎地认为：“（该书）由于成于众手，彼此照应不够，完稿后又未经仔细核改，刊行时校对也不认真，是以体例不一，繁简失当，以至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错误往往可见。”
如此而言，《清史稿》中“唐炯”辞条之误亦非个别。但因此而终属面壁生风，失诸牵强也！
唐炯办铜的时代，西南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医疗保障无从说起，赤贫之芸芸苍生，生老病死只能听天由命。即使富庶之家男主人，年过40就要张罗着备办棺材。可以说，年近半百就是毫无疑问的老人了。而唐炯以云南布政使身份初涉矿务时，已53岁，担任矿务大臣时59岁，光绪三十二年（1906）离任回乡时，唐炯已是77岁的高龄老人。得失荣辱一言难尽，殊不知到头来，《清史稿》中，苦劳、功劳与唐鄂生皆不挨边矣！
果能如此乎？2002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清代西部开发》一书，主编乃著名清史专家成崇德。在涉及唐炯办铜的问题上，编著者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叙述了滇铜由盛转衰的复杂背景，并以全新的视角，剖析了唐炯受命于危难之际，到云南办铜所面临的各种艰难险阻。“如果再考虑到乾嘉时，每岁由中央拨给的百万两投资，两相比较，可谓有天壤之别，又岂能没有开发成就上的重大差异！ ”
不愧为名家领衔、集体智慧之作，《清代西部开发》一书对唐炯办铜的实情，分析得入情入理。主编成崇德诸君，想必研读过《张之洞全集》。不然二者怎会有异曲同工之妙？例如，《张之洞全集》收录了光绪二十三年（1897）九月二十日，张之洞致唐炯的信札，其中有如下文字：“滇中矿务经阁下苦心经营，递年以来，力筹充拓，乃获成此不竭之源，资京国之正供，裕汉苗之生计，功伟惠广，实倍寻常。惟闻近来部中催解尤急，而拨款又多不敷，文法繁密，公私交困勋筹，翘想棘手可知。”
张之洞与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并称中兴名臣，一生建树丰伟，学贯中西，诸多领域要想诓挟他是很不容易的，况且此乃两郎舅之间的私信。案牍劳形之余，省却官场虚假礼仪推心置腹，彼此间不失为一种享受。而作为晚清重臣和洋务运动先驱，张之洞对唐炯等封疆要吏、实业大员的作为自有评判标准，兴办实业的艰辛更颇具心得。因此，唐炯在云南办铜的艰难处境，张之洞深有同感并在笔下表露无遗：“而拨款又多不敷，文法繁密，公私交困勋筹，翘想棘手可知。”
无米之炊，这就是光绪年间，唐炯在云南办铜的真实写照。其处境之艰难，其内心所受的煎熬于此可见矣！那么唐炯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处境呢？他又是如何描述内心的感受呢？在这里，我们不妨通过他写给儿子的书信，大致揣摩一下吧：“我今办法，不能仿照外洋，亦不肯苟且。目前，但尽吾心力所能耳。此间山荒人少，非赶场不得肉食，喜菜蔬颇有。天气晴暖，似二三月时，桃李花盛开。每月上，散步田间，与野老牧竖笑言，辄动乡思。何日得卸肩归去耶？”
今天的云南学界，如何看待唐炯这个客居云南20余年的矿务大臣？
20世纪90年代初，在《云南学术探索》1993年第2期上，著名学者、云南省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毓才先生发表的论著《论清代云南铜、银政的发展》一文中，出现了如下表述：
光绪十三年（1887），清廷任命唐炯为巡抚衔督办云南矿务大臣，主办云南铜矿事宜。并请朝廷拨给铜本银一百万两，由户部谕令“请于欠解项下，令江西解银十五万两，浙江解银二十七万两，共银四十二万两。江苏、湖北、福建、广东于加发俸饷项下，各改解银十二万两，浙江改解银十万两，共银五十八万两。”以上两顷，已足一百万两之数。唐炯是一个颇有见识的矿务大臣。在获得上述解银之后，又于同年5月5日上奏道：“滇矿开采渐著成效，请推广有办。并续延日本矿师，购买机器。”在唐炯的新政推动下，东川铜矿又从咸同的灾难年代逐步走向复苏。
今日曲靖市会泽县，原先东川府所在地。现年70岁的杨德昌先生，是我专程到云南会泽拜访的两位学者之一，另一位是会泽县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卞伯泽先生。近年来，两位老先生以“铜商文化”为突破口勤奋笔耕，先后撰写并出版数百万字的学术论著，这些论著从不同角度入手，展示了会泽的历史文化渊源及厚重、独特的地域文化风貌。尤为令我欣慰的是，他们告诉我，在东川府忠烈宫，曾经珍藏过一件唐炯的珍贵文物—一个重达888斤的铜鼎，说这是唐炯留给东川人民的念想。
经采访得知：忠烈宫又称“贵州会馆”，系流寓东川的贵州籍客商修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矿务大臣唐炯离任前夕，出资打造重达888斤的铜鼎，捐赠忠烈宫。鼎高1.64米，直径0.5米，内口径0.34米，呈传统香炉样式，工艺极其精湛，现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为文物正式收藏。
在《会泽文化之旅—铜商经济》一书中，杨先生写道：“东川铜业在最兴盛的乾隆、嘉庆年间，年产六七百万斤甚至上千万斤，随后逐年下滑并陷于停顿；光绪年间，朝廷限于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巨额战争赔款，亟须铜料铸币；光绪十三年二月，云南巡抚唐炯临危受命，督办云南矿务。”杨德昌着重强调道：“唐炯到任后，设立矿务公司，招募商股，促使东川铜业经济体制在近代经济运行中的转型。”杨德昌先生对唐炯的分析评价，云南其他学者不乏呼应之笔，前述杨毓才先生论著《论清代云南铜、银政的发展》一文即是一例。
谈到《清史稿》中“唐炯”辞条的注释，杨德昌先生不屑一顾。
“除了我们云南本土百姓，谁真正了解东川、了解唐炯？谁更有资格评价唐炯？”杨先生显得有些愤愤不平，“唐炯老人家出任矿务大臣时，东川府的铜矿已是矿老山空。再加上战乱持续20多年，百业萧条，雇人进洞干活，赶马拉矿，连民夫都不好找，他分明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但唐炯是一个尽职尽责、忍辱负重的矿务大臣。他办矿的措施十分见效，很得力。一方面使朝廷正供得到保障，一方面竭力顾惜和维护民利民生，我们云南百姓，从中是得到了实惠的。一句话，唐炯他老人家，是值得我们云南人缅怀的好官！”
从会泽县到东川，直线距离一百公里，有南、北两条线路可供选择。我为了省钱、抢时间，选择搭乘私车，抄近路直接去汤丹。杨先生闻之，坚决不同意我的选择，他说：“那条路人烟稀少，你坐私车，谁知道那是些什么人？况且，路况一直都很糟糕，经常出车祸。”在宾馆的房间里，杨先生不厌其烦地绘图、讲解，努力想说服我，争执中几乎和我翻脸吵架。我被其说服后，他仍不放心，又强行带我去会泽县客车站，给我买了去东川的客车票。这个过程，我至今为之感动。
我知道，杨先生把他作为一个东川人对唐炯的感情，转移到了我这里。在他心目中，似乎我就是唐炯的亲人……
补记
（一）关于“建昌道”的问题
历史上所称之“建昌道”，即指今日四川西昌市。西昌位于川西高原腹地，是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也是清代建昌兵备道驻扎地。《清史稿》中，有唐炯担任建昌道道员的记载。“光绪四年（1878），丁宝桢督四川，令佐治盐策，旋补建昌道。”但因文字粗疏，具体任职情况语焉不详。为此，我于2015年7月前往四川西昌进行采访，并受到了西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等机构和部门领导的热情接待。然而采访期间，我翻遍此地各个时期的历史文献，皆未寻得唐炯担任建昌道道员的具体记载。
西南大学程潞明先生的论著《清季兵备道研究》一文中，对唐炯在四川的宦迹有如下叙述：“光绪三年（1877），受时任川督丁宝桢之命整顿盐务，改官督商销为官运商销，四年之间，征银四百余万两。次年署川东道仍督办盐务，旋任建昌道，仍督办盐务，光绪六年（1880），署理四川盐茶道。八年（1882）擢云南布政使，次年升云南巡抚。”
综合各方论述可得出结论：唐炯光绪年间担任四川建昌道一事，应系兼职署理性质，其并未到任履行实职。在唐炯大起大落、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此固无伤大雅。但既然摸清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就应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昭之于众，或在相应平台上予以纠正。若继续听之任之而语焉不详，只会将错就错、误导后人。
（二）关于“崇福寺”的问题
一部光绪版本的《汉阳县志》中，有关于武汉崇福寺的记载，并有附图。
原来，我长时间苦苦寻找的崇福寺，曾为老武汉“月湖八景”之一。月湖东抵龟山西北隅，南傍古琴台与梅子山相邻，西抵赫山脚，北依汉水。历史上的崇福寺，即位于今汉阳城区西北角，月湖公园附近。汉阳历史上留下了许多古迹。据传说，大禹治水至此时，在龟山植有柏树，龟山伸入大江的矶头被称为“禹公矶”。另据传说，“高山流水”故事的主角俞伯牙抚琴，在此遇知音钟子期，成为千古佳话；屈原游鄂渚，写有“涉江”篇章；三国时，蜀国名将关羽在江边洗马，留有洗马长街地名；祢衡作《鹦鹉赋》，使江心沙洲获得美名；唐代诗人崔颢作诗，则留下了“晴川历历汉阳树”的千古名句。
清末民初，崇福寺等“月湖八景”渐毁，一个世纪后，今天“崇福寺”已不为人知，想来难抑心酸，令人不免唏嘘叹息！
清末汉阳地图，右上有“荣（崇）福寺”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