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成山，不可多得的人文遗产

（贵州）顾 久1

民国《贵州通志·古迹志》载：“成山草堂，在府城东北四十五里蔡家寨，道光二年（1822），唐树义葬其父于成山，遂于墓附近筑室曰‘成山草堂’。同治初毁于寇乱，光绪中其子炯重修。”短短数十字，记载了一处地址、一座建筑—“府城东北四十五里”的蔡家寨和建在这里的成山草堂。牵涉到近代贵州三大家族中的成山唐氏祖孙三代：清代廉吏、原广东阳山知县唐源准，清代名宦、诗人、湖北布政使唐树义，清代名宦、太子少保、云南巡抚唐炯。由此而见，该建筑确乎不同凡响！

所谓“蔡家寨”者，今日乌当区水田镇竹林村之蔡家寨村民组也。过往岁月，此地曾群英注目，几乎圣地。曾在这里居住的成山唐氏家族子贤孙孝、人才辈出，他们各以其迥异常人的才学或品行，在贵州近现代的文化、军事、经济、教育等不同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都是贵州不可多得的人文遗产和历史财富。

乡间草堂，因人而盛。唐源准、唐树义、唐炯乃祖孙三代，所交往者，大多系同时代名儒巨宦、英雄豪杰，诚谓人中龙凤。例如唐源准的挚友就有高廷瑶（字青书）、韩崶（字桂舲）、蒋攸铦（字砺堂）、李銮宣（字石农）、龚鲲（字北海）、罗含章（字月川）等，他们或任知府、布政使、按察使，或为刑部尚书、两广总督，皆一代才俊。至唐树义、唐炯父子，交谊深厚者有担任过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的林则徐，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骆秉章等“湘军创始人”，还有清廷军机大臣张之洞、李鸿章及云贵总督张亮基、四川总督丁宝桢。至如清代著名学者、诗人王柏心、陈钟祥、郑珍、莫友芝和黄辅辰、黄彭年父子，当年尽是成山唐氏座上嘉宾。

而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的张之洞，乃是唐树义的女婿；云南大理的白族精英王人文，署理过四川总督，后为著名辛亥革命先驱，也是唐树义之重孙女婿。

早在清道光年间，“成山文化现象”就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在清代诸多名儒巨宦的著述里，不难找到有关成山唐氏的文字记载。例如《林则徐日记》、《云左山房诗钞》、《林则徐信札选编》、《胡林翼书札选编》、《曾文正公全集》等，不时闪现唐树义先生的名字。郑珍先生的《播雅》和莫友芝先生《黔诗纪略》，都为贵州文学史上重要著作，也都承蒙成山唐氏的资助而得以刊行。

以上所述，为成山唐氏在文化方面的贡献。

军事上，太平天国之时，唐树义尽忠竭诚于国家。虽因多方掣肘而兵败武昌，他却毅然投江殉节，体现了士大夫坚守信仰、恪尽职守的忠贞，令人叹之惜之，肃然起敬。在对黔地影响深远，长达近20年的“咸同之乱”之时，社会动荡，百姓涂炭，唐树义之子唐炯受命危难，率军援黔，战功赫赫。这在《平黔纪略》、《咸同贵州军事志》等文献均有详细记载。其后，唐炯为报父仇，在涪陵、綦江两挫石达开太平军，又向四川总督骆秉章巧献良策，致石达开最终兵困大渡河，英雄末路。

经济方面，光绪年间，唐炯大刀阔斧地以成都等府、县为重点，殚精竭虑协助四川总督丁宝桢在西南地区整顿盐务，为国家“岁增巨款”。到了晚年，唐炯又在云南东川蛮陬之地跋山涉水，呕心沥血督办云南铜业，卓有成效。他在云南任职将近20年，几乎占据他80年人生的四分之一。这一时期，唐炯在滇之宦迹作为，大多关乎国计民生，惠及各族民众，为稳定边疆、推动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其思想见解及引领价值，更是不容低估。

谈及贵州教育史，总绕不开成山唐氏的唐尔镛。他是清末民初，贵州新式教育的奠基者之一。他在贵州参与创办的几所著名的学校，包括师范讲习所、官立宪群法政学堂，都开风气之先。

记得曾有人说，历史像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还有人说，历史是不可亵渎的老祖宗。二者观念不同，行为就有异：前者任意涂改历史，抹黑圣贤，用恣意的“革命”想象力图将世界浓缩成一段红色；后者充满温情的敬意，捧持着它，贴在胸前，放在心上，以图发扬光大。而成山草堂的遭际，就证实了两者的功过是非。

民国之后，几番革命风雨、横扫砸烂，竟致大树飘零，除了几句民谣，一处断碑，只偶见短草长岗，白鹭缀树，青山依旧，夕阳残红……

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冯飞先生，倾情于家乡文史，悲悯乎史迹漫灭，细绎史籍，遍寻旧址，终于在省城东北贵筑水田坝，觅得160年前西南巨儒郑珍先生所书残碑。此碑虽残缺，但“崇福寺中”、“冯之痛哭”、“当逢春仓促收敛”、“临难时命炯归”、“郑珍书”等字迹宛然而存。于是向乌当区委宣传部和相关文物部门疾呼保护，经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考证，确认其真，并确认这块残碑文字，正是郑珍当年为其表叔唐树义书写的碑阴的结尾部分。后又经对残碑上方的五座墓葬进行论证分析，判定其中两座为唐树义、唐炯的墓葬。蔡家寨唐氏家族故居—唐家大院，正是当年那座赫赫有名的成山草堂！

此后，唐源准、唐树义、唐炯祖孙三代在水田坝成山的安息地，被政府文物部门正式命名为“唐炯家族墓”。2014年10月20日，唐家大院（成山草堂）、唐炯家族墓和唐炯当年办团的朝阳寺遗址，被乌当区人民政府列为第三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同年12月，“贵遵高速公路复线”动工兴建时，工程指挥部根据竹林村蔡家寨唐炯家族墓地段的实情，及时对施工方案进行修改调整，为唐炯家族墓改道。2015年9月6日，贵阳市人民政府公布了第七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该市新增的48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乌当区唐家大院、唐炯家族墓均名列其中。

当此之际，我和省文史研究馆的同仁一行近20人，来到贵阳北郊的乌当区水田镇（旧称水田坝），参加了由贵州文史馆、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乌当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学术考察活动。在水田镇竹林村，馆员们参观了朝阳寺和成山草堂，然后沿着山路走进一个林木蓊郁的幽雅深谷，祭拜了清代名宦唐炯家族墓。叹昔日粗暴而虚无，赞当下尊敬而弘扬，抚今追昔，不禁感慨系之。

此次考察及专家们的座谈，使“成山在乌当”之说获一致认可。不久后，在中共乌当区委宣传部和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的倡导下，决定由乌当区文联和作家协会牵头，编撰一部解读“成山文化现象”的乡邦文献。

坦率说，因为近年学术界浮躁风气猎猎，哗众取宠者多多，粗浅之作频频，我对其质量是有些担心的。但又坚信贵州学者自古有尊重历史的好传统，晚清的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民国的任可澄、杨恩元、凌惕安等，皆可垂范。而今日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的老中青三代，如黄万机、谭佛佑、王尧礼、冯飞等，尽皆珍视传统、学正养厚的学者。大家历时数年，艰难备尝，终成正果—《忠孝成山—一个家族的四百年家国梦》。

本书涉及的各类历史文献多达数百册，从中精选出三十余万字史料，体量巨大，但字字有据；文献渊博，出处明白；内容浩繁而脉络清晰。这些文献从各个层面佐证了成山文化独有的魅力，以及这一文化现象所蕴含的、不可低估的人文价值。我想：贵州地处山隅，虽显寂寞，但唐氏一族凭其才力，也曾与林则徐、左宗棠、曾国藩等惺惺相惜、风云际会，今日之贵州人，也当自信自强。

《忠孝成山》的编撰，得到了唐氏后人的支持和资助，体现了他们精进勉力、不辱前辈、绍续家风的优秀品德。

从政府对高速公路施工方案进行调整、给唐炯家族墓让路，到今次唐氏后人对编撰《忠孝成山》的大力支持，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贵州乡人历来有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敬重与追随，有一种凝重、神圣的家国情怀。特借《忠孝成山》的篇首，感谢这个伟大时代的来临，感谢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关心，感谢各位专家学者的奉献，感谢唐氏家族后人的淳厚，并向我们共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致敬！

2016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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