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中华传统文化的“成山”实践

（云南）杨德昌1

今日云南会泽县，原清代东川府所在地。70年前，我家住东川府城东门之东外街。记得童年时代，每天都有以马帮为业的赶马哥（马夫），或是街邻，聚会于我家马鞍铺面屋檐下。这里可是他们摆龙门阵的好地方！他们坐在长板凳上，边喝边聊，话题五花八门，天马行空。我家火塘上，铜壶里的茶叶不时要更换，滚热的茶水也从未断过。他们的茶具，主要就是本地有名的“挖泥寨”出产的小土罐。其间，几位出生于清朝末年的祖辈，常会提起一些唐炯老人当年在东川府办铜的行迹轶事。每每提到那个“唐中堂”、“唐抚台”或其名讳、往事，他们总给人以肃然起敬之感，敬仰之情毫不含糊。老前辈中，有些甚至在年轻时代直接见过这个唐大人，故而津津乐道，谈论起来显得眉飞色舞，异常兴奋。

那时我疑惑不解，不晓得这“唐中堂”、“唐抚台”究竟是怎样的人物。

近20年来，我花了一些精力和时间，研究东川矿业和清末民初云南的财政金融。对当年唐炯老人在云南办铜的历史建树渐有所知，本人近年出版的拙著中，也曾涉及唐炯办铜期间，在云南的特殊作为。但是我对这位历史人物所知不多，常有缺憾。去年8月，有幸结识贵阳市乌当区作协主席、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冯飞先生。作为历史文化研究专家，冯先生对贵州唐氏家族的研究，取得了独具特色的丰硕成果！捧读《忠孝成山—一个家族的四百年家国梦》一书审校稿，深深为冯先生的成山文化情结所感染，其治史的严谨态度和锲而不舍、执着探寻的精神，更令我感佩。

《忠孝成山》一书涉及的内容，不但历史跨度大，而且涉及的地域也广，历史事件更为庞杂，牵涉的历史人物众多，要把相关的历史典籍、方志史料采录 、征集于一处，再进行梳理，使其能得到有机组合并编著出来，这是一个多么浩繁的工程，其过程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可喜的是，《忠孝成山》编著者以不拘一格的见解和大胆的探索、创见，突破了生涩历史信条的摆布和平板、僵硬的历史事件的陈述，篇章分布上各有突出，叙述表达方面娓娓道来，令人亲近。是以何能至此呢？首先，《忠孝成山》不是孤立的谱牒式的唐氏家族史，而是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把地域性、家族性的文化实践，把蕴涵理想希冀的成山唐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所作所为，置于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以第三人的客观视角进行探研，使其有来源、有依托，有足够拓展的逻辑佐证依据。例如，讲到这个家族的家风，仅就家庭关系中的翁媳、婆媳、昆仲、姊妹、姑嫂、妯娌相处，采用的资料虽时段、来源不同，但文字格调则引导并彰显出传统人伦品格的力量，体现出和睦、温馨的人情味；唐炯的夫人姚氏来自江浙富庶之地，是名门闺秀，她变卖胭粉田，用作支持公公出山赴任前往湖北的盘缠费。这种家国同构的意识和深明大义的举动，不正是封建社会纲常制约环境下，中国妇女自身潜能的一种伸张和美德的展示吗？

其次，《忠孝成山》把唐氏家族的行踪，与重大历史事件联系起来，丰厚生动。本书行文铺叙唐树义、唐炯父子的仕途道路、家庭（族）教化等内容，真切而富有韵味，且独具典型性和重要的研究价值。我们看到，历史将唐树义、唐炯父子卷进了中国近代纷杂动乱的漩涡，他们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事件、洋务运动、咸同之乱、中法战争，并在这些事件中扮演了参与者、执事者的角色。他们文武兼备，在成山文化浸润修身、齐家的基础上，襟怀治国、平天下的鸿鹄大志，投身于时代潮流的烽火硝烟中为国尽忠，为国分忧。书中资料之翔实，足可称得上“广征博采”，让我一次次情不由己进入历史场景，体味祖先传统文化濡染下的人文魅力，近距离感受清代晚期社会动乱中，一些秉持“大道”的当权精英人物的韬略与人品。

再者，对清代名宦唐源准、唐树义、唐炯祖孙三代的身世演绎，《忠孝成山》在结构方面做了巧妙得当的安排，书中富有张力的文字叙述，帮助读者重新认识唐源准、唐树义、唐炯等贵州文化人与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丁宝桢、李鸿章、张之洞等清末名臣的人情交谊，及其相应的历史价值。他们的人生轨迹、历史功绩，尚有更大的探知和研读空间，而《忠孝成山》在现有基础上所做的解读，可以帮助读者更加真切地了解这一仕宦阶层的人文内涵，进一步体会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这对于我们西南地区进行乡贤文化的回顾、整理和挖掘，应该是大有裨益。

承蒙本书作者们的引导，我被带入了一个巨族之家践行忠孝、感恩报国的历史叙述和特有的文化氛围，在其间流连忘返。成山唐氏以忠孝为主体的家族文化现象，或许算是一个精神层面的“桃花源”，着实令人羡慕、钦佩。作为一个在贵州文学史上有重大影响的著名诗人、作家，唐树义因官场失意而离开鄂渚，回到了故乡的青山绿水间。他在这里建构着自己温馨的避风港湾—成山草堂和待归草堂。成山草堂的来历缘于忠孝，它是唐树义年轻时，在乡下买地为父亲守孝而建。城里的待归草堂中，则有那座令人津津乐道的梦砚斋书房。两座草堂时常高朋满座，“谈笑有鸿儒”，同时也是唐树义至交好友心目中的圣地。林则徐《题唐子方观察树义〈梦砚图〉》、郑珍《梦砚斋歌，为唐子方树义方伯赋并序》、莫友芝《梦砚斋歌，为唐子方树义方伯作并序》、黄彭年《梦砚斋诗集叙目》等文学作品，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一种庄重无邪的“草堂情结”。这个现象是一笔多么难得的文化遗产，它是很值得贵州人骄傲和自豪的。至于这种观点能否得到贵州文坛的认可，我不清楚。但民族英雄林则徐和著名诗人郑珍、莫友芝、黄彭年等前辈的“草堂情结”，确实值得我们回顾和反思。

唐树义在修建和完善两座草堂的同时，还携资回遵义老家修建本家族的祠堂，引导自己的族人祭祀、缅怀祖宗。由此可以看出，唐树义告老还乡，并非愤俗隐居，他也从未作怨世官僚或沉沦文士的散淡闲赋，而是在韬光养晦的同时密切关注时局，总结经验教训，深思治世方略，一旦奉召出山，则直奔社会矛盾的交织点，虔心报效朝廷。

深厚的诗书礼仪、家风教养，以及长期在社会各个阶层的历练，使唐源准、唐树义、唐炯等唐氏先人成为“知行合一”的知识分子和实干家。他们知识广博、智慧超群、富有谋略，常能为国所用。同治二年（1863）在四川，如果没有唐炯深谙太平军用兵规律而准确做出的判断，并受到四川总督骆秉章的重视和采纳，可能就不会发生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紫打地的历史剧幕，太平天国的历史或许就得重写吧？

“仗历史人物开口，让历史文献说话”，是本书编著者的治学态度，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学术实践。编著者所推崇的忠孝传家主题，寓意颇深，它蕴含的，是从个人潜意识到行为举止，全身心对国家（朝廷）的无限忠诚和勇敢受命，直至为国赴难、慷慨捐躯。唐氏族人和书中所涉及的曾、左、胡等湘军代表人物以及张之洞等相关从政者，凭据所处的职位和掌控的权力，时时处处为国分忧，以国为家，他们的理政智慧，以及在社会动乱尖锐复杂环境中所显示出的过人胆识，帮助其一次次渡过难关，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业绩，为世人所称颂，这在清末势危的朝政中是难能可贵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在中国近代封建社会晚期，处于内忧外患的社会动乱中，最遭殃的仍然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平民百姓。

今天，在唐炯曾经履职涉足的会泽，我超越地域所限，借《忠孝成山》一书的回顾与展示，从中感悟并理解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记忆。例如，唐炯在四川的地方官任内关注民生，体恤民众疾苦，在兴办学堂书院，治理匪患等各个方面都颇有成效。率部援黔，平定家乡的叛乱，唐炯也立下了功勋。此后，在盐政、铜政和经济发展中，更是显示出他不凡的睿智眼光。

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就我的祖辈们赞誉的唐炯而言，在其所经历川、黔、滇那么多兵燹治乱事件中，伤及无辜平民之事不能说没有；但以我对唐炯从政、治乱、理财、倡实业等方面的具体了解，可以说作为晚清关注民生有远见的一位执政者，唐炯的行为是扩大视野，追求进步的。他无回天之力挽救清廷的衰落，但在新思想支配下引进新技术、发展生产力的具体实践，在时代变革大潮中成为一种进步的提示和元素。伴随着其所效忠的清王朝，唐炯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

至今在东川府—今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会泽，长期以来为当地人所称颂的实业先驱、矿业专家、金融（银行）家和仕宦翘楚、军事贤才等，不乏唐炯办铜这一时期的开放学风和基础环境所造就的年轻人，他们成为清末民初出类拔萃的社会精英，各自为国家、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和唐炯一样彪炳史册，不能不说这是唐炯惠泽后世的无量功德。

以唐氏家族史及社会活动为主线的《忠孝成山》，是形成于贵阳乌当成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品所述，从精神内核到具体实践，都源于中华传统文化，具有跨越时间、地域、族姓的代表性和民众化的可行性，在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的社会实践中，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和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