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自序
这本小书的写作过程，比较漫长，跨度大概在四五年之间；构思也比较散漫，很有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感觉。之所以把它们拾掇在一起，勉强构成某种“整体”，是因为如此零打碎敲、似断似续的思维，其实正好符合我本人对某些“如鲠在喉”问题不吐不快的特点。正因为充满困惑，才总要去反复思考，而且思考还不是直线性的，是一种带有否定之否定性质的需要调动多方知识、资源、经验求证的过程。这样的一个沉淀，多数时候的确是建立在对自我和其他认知来源的怀疑基础上，全然没有快刀斩乱麻、真理在握的底气。
四五年的时间跨度，若放到20世纪80年代及以前，完全不是问题。因为80年代及以前，我们的社会和精神文化生活，根本不可能用“日新月异”“瞬息万变”来形容，它们异常“稳定”，变得很快的内容无非是政治运动。但日常生活实质和精神文化内容，却是穷极经年很少有起色，可谓“清一色”。然而，在今天，短短几年，就很不一样了。它可能是一个代沟、一个断裂，甚至一个你完全不了解的生活图景。正因如此，这本小书所收入的文章，忽忽悠悠，在不自觉中便形成了某种自觉，即反抗不由分说的断裂，反抗自私自利的叛逆，反抗毫无根据的自我表彰等等。这样一个大致意思，可以说贯穿了我很多年的写作与研究，然尤以近年来为最焦虑和突出，也便促成了这本以批判为主的书的最终成型。
若稍微仔细一点归类，它们分别由三个基本主题组织起来。
第一编是“‘危机’的深层根源与‘内在性’误区”。不言而喻，这个题示下所收文章，差不多都围绕这个议题而展开。“危机”可以是身份危机、自我危机、民族危机，也可以是更深一层的认同危机、价值危机、意义危机等等；“内在性”当然也是见仁见智，甚至人云亦云。不过，若把这两个时髦概念放一起看，端倪便出来了。起码，两者之间看起来严丝合缝，实际上充满致命错位和误解的地方，不独暴露在文学创作上，很大程度还因理论批评而生，而理论批评说到底则又深受其他学科理论的蛊惑最为直接、最为严重。之所以是不吐不快，之所以是如鲠在喉，其本意正在这里。文学批评在此处只是一个说话的由头，促成其所以如此的背后原因，遂构成了该编系列文章的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和不同论证方法。
第二编是“批评错位与文化现代性缺席”。“文化现代性”可能是该编系列文章明里暗里总会出现的一个概念，现在不能说它是一个生僻词语或概念术语，因为就我所知，自从“现代性”进入文学及理论批评话语生产流程以来，人们言说“现代性”时，就已经涉及“文化现代性”了。需进一步强调的只是，“文化现代性”比通常的审美现代性、社会现代性、哲学现代性更世俗，眼光也就更微观，内涵也就更贴身。最新以该思想为尺度论述问题的学者，比如英国文化理论家阿兰·斯威伍德《文化理论与现代性问题》（2013）和吉尔·布兰斯顿《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2012）等，往往不会以具体学科为界限小心谨慎地封锁其边界，而是把人作为目的，认为无论大众流行文化、文学艺术，还是相关人类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它们本来塑造并培养着处在观念意识深位的个体的价值走向。如果不以如此意识土壤为总底盘，那么，分解后隶属于各种不同学科的“现代性”诉求，就很有可能只是一种不痛不痒的话语繁殖，或者彻底堕落成扛着专业主义大旗的“室内游戏”，久而久之，一定会丧失其思想能量。只要不把各学科的知识生产仅看作是例行作业式的寻找“增长点”，而是视为人文知识者的“以言行事”，现代文化秩序的完善，就不会成为某种轻描淡写的装饰。紧接着，把“传统”仪式化也好，给“传统”封加一些包治百病的徽号也罢，其本质上与文化现代性之间的机制错位，就不可能不显在。归结在本编的文章，就其写作意图而言，大致处在这样的追问张力之间。
第三编是“‘地方’的负重与普遍性的淡出”。福柯著名的解构“权力话语”理论，想来许多人文社科研究者是受了大惠的，对于有些风格趣味的研究者恐怕已成了其神经组织之一部分了。这时候，福柯用以达到其理论批判目的的地方的、民族的、社区的、边缘的知识和经验，势必被滥用。毫不掩饰，我作为地方人文研究者，道德伦理上，肯定会支持解构主义的那套方法论。然而，正因如此，暂不说底层，就说基层，我所感知和体悟到的情况却与大多数解构主义者全不相同。直接的一个体会是，他们给“地方”赋予了超重的意义砝码，导致普遍性在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所以，这一编所辑几篇文章，其所用心，便是想解掉给“地方”“少数民族”加上去的超负荷意义砝码，尽可能还原“西部”以本来面目。这个研究价值尺度当然是普遍性的，而普遍性的衡量标准，一方面来自成熟现代社会、现代文化及其价值机制；另一方面直接产生自新型城镇化（文化城镇化）内部需要。不管是哪一种，其目的都是为着警惕特殊个体或偶然因素，对基本现实真相的误判与错置。
以上三种情况，其实是我对当前中国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突出流行价值乱象的三种归纳，而这三种现状之所以成为批判之对象，就在于剧烈的社会分层使它们成为了问题。如果没有社会分层、没有立足于认同社会分层并宏观抽象地输出如此价值，也许我的批判对象看上去非但没有问题，反而还很值得追求呢！事实证明，我所批判审视的东西，实际上多数也是以“很文艺”“很文学性”的面目行世的。这是以“当代社会分层”与“流行文学价值”统摄全书的根本理由。前者是源，后者是流。至于文章观点是不是稳妥、论述是不是合逻辑，诸如此类，已经不是我个人能够考虑得了的了。
牛学智
2017年4月13日 于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