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危机”的深层根源与“内在性”误区》：文学的“个人主义”与社会学的“个体化”

点灯熬油为文学研究或批评，也算是耗去了近20年的时间和精力，然而，回过头来反复思考所阅读的文学与文学理论批评著述，对于一些核心的或关键的概念和术语，似乎是越来越糊涂了而不是越来越清晰了。当如此之莫名焦虑经常性缠绕在心头之时，要获得身份认同就非常难，甚至许多时候竟很怀疑所谓的文学共同体。我想得最多的倒不是责怪不同意见者，而是深感，之所以在语言共同体、地域共同体、生活共同体中，还有如此之大的分歧，主要原因恐怕在于我们对我们所置身的社会认知不清所致。

这时候，想到了几年前我读过的一本书，叫《消费社会》。

该著的作者是法国哲学思想家让·鲍德里亚，有些译者的介绍中，可能还会加上“后现代”“社会学家”，或者“当代世界最著名的后现代社会学家”等名目。总之吧，《消费社会》完成于1970年，距今已40多年，当然也是鲍德里亚青年时的一部重要论著。关于作者，用鲍氏自己的话说，“20岁是荒诞玄学家——30岁是情境主义者——40岁是乌托邦主义者——50岁是横跨各界面——60岁搞病毒和转喻。”所谓搞病毒和转喻，大概指的是1993年完成的《罪恶的透明》。至于其他各阶段的著述，最早的有《物体系》（1968）、《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象征交换与死亡》（1976），还有《不可能的交换》（1999）等等数十部。我只读过《消费社会》《象征交换与死亡》和别人专门研究他本人及其哲学思想成就的著作。

关于《消费社会》，其思想来源于列斐伏尔和德波。或者说他是把列斐伏尔的“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和德波的“以景观控制为显性社会结构的消费社会”，进行了更细致、更细腻、更彻底的展开论述。为此，鲍氏甚至断言，“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消费控制当代人的全部生活，这即是他对消费社会最重要的初始定义。

消费者与物的关系竟然不再是人与物品的使用功能之间的关系，它已经转变为人与作为“全套的物”的有序消费对象的被强暴关系了。换言之，就是人们今天在消费中更受吸引的不是物品本身的功能，而是某种被制造出来的象征性符码意义。这意思是说，即便你是活脱脱的“泥腿子”、是地道的弱势者和边缘人，但为了表明你在这个现实及该现实所硬塞给你的“文化”中显得有“成就”，你就必须变得像掌握了幸福的手段和腔调——明明活得充满焦虑，追求一点蝇头小利却经常得不到，但每个人都会摆出身段，装出幸福，说大众想听的话。按照“消费社会”的定义，这其实正是唯“消费”是举、不“消费”都不行，乃至于不在“消费”中就不能证明是切切实实生活在当下的一种“概念强迫症”。把幻境变得像真生活，把真生活变得像幻境，然后反过来理直气壮地唾弃活生生的现实，久而久之终于成为“高大上”这个符号的实际奴隶，这便是或者至少是今天社会占主导的大众文化趣味。紧接着，在这个大众文化逻辑框架中，一而再、再而三地生产物质并且当作“成功”，人被深刻物化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便形成了。

说穿了，认知社会的渠道不外乎这样几个方面，切身经验（感性）、媒体话语（故事）、知识分子论述（理性）和红头文件（主导意识形态）。当这些话语比较集中地讲述一个问题时，《消费社会》大概能给你一个比较理性的观察视角，这是我重提这本书的主要理由，即便它绝不能算是新书，盖因它从目前社会结构的细微纹理之中，令人信服地解释清楚了我们的文学及其理论批评中，不厌其烦征用的一些核心价值软件。正是因为这些价值软件，无论编织虚拟叙事世界，还是推演虚拟与现实逻辑关系的理论批评话语，似乎才有了十足底气。可是，直接使用这些元素是否有问题，在目前我们的文学语境中，好像并没有太多的人去关心。

一

诸如私人、个人、个体、个体化一类概念，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另一组词语，私人经验、个人主义、主体性等等，无疑是最近几年文学理论批评使用率最高的一些术语，它们已形成了某种新的文学价值观念。

最初遭遇这些词语及其相关概念，当推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先锋文学是一个标志。比如余华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因入选中学语文教材，影响经久不息。小说无非写了一个“辍学”少年，身无分文，一路狂奔，在路途中的所见所闻和所遇。主旨是说，生活是没有逻辑规律的，个人的命运也是不可把握的，喻指历史毫无可信之处，唯个人体验为实。你体验到了，它就是历史，你经验过了，它就是现实。否则，塞给你、围绕在你周身的那些“知识”“信仰”“价值”，统统都值得存疑。你看，在这里，私人、个人、个体乃至个体化，与这么一个涉世不深少年的莽撞经历——其实也是有意为之，给画上了等号。我们的教科书一度咬牙切齿教我们的东西，比如规律、历史、人民大众、现实社会等等，几乎失去了它们原来的权威和唯一的内涵，也可以说，我们的唯一经验来源被锁定在私人为中心的个人、个体、个体化身上了，社会经验、社会性、社会意义、社会价值、社会走势，一夜之间成了无效的代名词。因文学的表达，我们同时也接受了生活是荒诞的、历史是诡异的、现实是不可捉摸的一系列判断软件。也就是说，我们只能相信自己，其余别无他法。

当然，余华等先锋作家，也没那么简单。个体化历史观、个体化生活观、个体化人生价值观，也是这批文学作品携带而来的一个观念形态。一言以蔽之，往好了说，它们革集体主义、权威主义命的终极诉求在于，让个人最终确认个人意义。毫无含糊，这样的一个文学思想意义，如果能被更多的人所接受、认同，人的现代化程度就会大大推进一步，文化现代性水平就会上一个台阶，紧接着，现代性主体就会得到基本构建。

不幸的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样的思想诉求却被打断了。各种原因这里无法详细勾勒，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从80年代先锋文学思想继承来的一个有用观念不是别的，它叫“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最为深远的支持者还不是文学艺术本身。联产承包制第一次有力地填充了无数个人的物质世界，在优裕自足的个体作业区，个人找到了个人主义，也尝到了个人主义的甜头。当然，当市场经济有一天终于未如人愿地变异成市场主义，面对随之而来的几乎所有不确定性，都不由分说由个人买单时，人们才恍然大悟，个人主义原来是把双刃剑。这把锋利的双刃剑，一面深插在个人物质欲望的深槽里，不停地锯往深处和痛处，直到耗干生命为止；一面毅然决然伸向无限匮乏下去的精神空间，致使个体能量无力解决精神疑难终而至于永久性赤字。在这里，个人主义成了看起来美观自由、承诺多多的思想保障，但实际用起来却相当困难。对于一些诗人作家来说，长期训练的个人主义文艺观教导他们，好像盯住一个具体个体追问才绝对正当而深入。否则，就很不人性、很不文艺，也就意味着文艺不是在发现真相。个体为个体买单，个体为个体负责，个体确认个体，就是这样被深深镂刻在我们文艺神经的结构中去的。

我们听到的最多的声音，即是如此个人主义声音，是以屏蔽他者为旨归的个人主义声音。

毋庸讳言，与以往相比，这里的个人主义似乎要比先前任何主义更有拥戴者，也就更加符合艺术规律。正是这个很文艺也很审美的声音，支持着我们所见的大多数文学艺术骨架，我们也多数时候在该骨架的起承转合中，貌似主动地、积极地安排着我们的卑微人生。经济学把这样的一个下放分包，叫增加绝对利润；社会学把这样的一个分解，叫社会分层；文化上，这样的一个级级最小化过程，叫自我确认。当前的中国个体，不同于古代中国社会宗法宗族秩序下的集体主义个体，也不同于现代中国特别是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个体，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至今的经济主义个体。我们所期许的内在性个体，并非建立在精神自足的基础上，而是被市场所重新打扮。正是在这个时候，经济学上无数次下放分包、社会学上无限分层和文化上接近原子化的自我确认所构筑的实际社会运行法则，吞噬了“国学”或“传统文化”中本有的道德理想主义，留下了权谋和人事，包括阴阳八卦、奇门遁甲一类具有麻醉性和欺骗性的“心学”与“心术”（一段时间网上网下热衷的翟鸿燊、刘一秒等的“成功国学”，玩的就是这一套技法）；也瓦解了现代文化特别是鲁迅思想传统中的怀疑精神和求真意志，留下了“鸳蝴派”或金庸等新武侠小说极力张扬的小市民趣味。思考性影视票房萧条，但宫闱秘闻特别是打着情爱幌子的《甄嬛传》《芈月传》《琅琊榜》等却火到了烧焦的程度，不就是明证吗？说到底，我们今天所谓的主流文艺批评，就其价值选择而言，实际上就摇摆在以上二者之间。是对分包、分层和自我确认的求证，而非质疑分包、分层乃至自我确认，并带领个体走出如此语境的思想言说。本质上说，这样的文艺批评只是事实描述，绝非价值叙事。

而价值叙事，一定意义上需要对流行的个人主义的审视和反思。但审视与反思需要苦痛的体验和总体性视野，这显然不如干脆变成一个乐呵呵、随物赋形的庸人主义者省事。

正是这个时候，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1]和阎云翔的《中国社会的个体化》[2]进入了我的阅读流程，并成为枕边书。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们是我阅读史上的一个必要衔接。上迄麦克卢汉、波兹曼、鲍德里亚、吉登斯、卡林内斯库、鲍曼、伯曼等，下接黄宗智、孙立平、李强、贺雪峰等人。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处境、个体化之所以不能发展的社会机制问题才算构成一个较完整的知识谱系。

二

这当然还得从个体化说起，因为个体化程度差不多是决定现代性主体的唯一条件。而现代性主体，正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余华等一批先锋作家，希望通过文学叙事来撬动中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大厦，并使之靠近个体并兼容私人经验的一个思想企图。

现代性主体，是相对于政治组织型集体主义个体和经济利益集结型经济主义个体而言的一个概念。就当代中国社会而言，政治组织型集体主义个体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并被塑造，经济利益集结型经济主义个体产生于市场经济时代并被塑造，而现代性主体理应产生于文化城镇化时代并被塑造。在这大致的三个阶段，分别贯穿着文化传统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化，个体化也就被相应的文化所影响和制约，因此，要看今天中国的现代性主体水平，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今天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程度。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属于向内看中国个体化形成的文化心理及其制约因素，也就多注重分析中国个体的文化心理构成结构；《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属于向外看中国个体形成的制约因素，也就多注重中国社会变迁及其相应的国家力量。

向内看的个体形成文化心理结构，或用该著称呼“深层结构”，研究者可能受“用结构观念”研究历史的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时段”说的影响。一个世纪可以是一个“时段”，中国上下3000年也可以当作一个“长时段”。所以他说“深层结构”显然并非历史时序，但也不属于普遍适用于任何时空的因果关系范畴，确切一点，该说是一种针对特定范围——中国——的共时性（synchronicty）设定。故这个概念并非指中国历史从无出现变化，而是辨认中国历史上由古至今比较稳定的某些规律，它们是使“中国”在历经变化后仍保持它自身特殊认同的因素。也可以看出研究者仍受“已经失败”的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心灵基本文法规则的启发，用语言的文法结构去比喻文化的深层结构，并试图罗列这个结构的“内在的关联性、其可能性的扩散以及扩散的形态”。当然，更重要的恐怕是作者扎实的中西方生活经验和实例分析，这使他的结论建立在了坚实的实证基础上。

简而言之，关于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问题，该书研究发现，中国社会是“社会”对“个人”的权威主义笼罩，自我压缩的人格，“个人”的不发展，乃至于不发展的“个人”对别人的伤害。“社会”对“个人”的权威主义笼罩，产生了“人”被当作生育的工具的后果，“天理”不是“个体化”的超越意向，是“二人”或男女之间的生殖原理。所以，这种“身体化”的“人伦”关系，作为主要的宗教经验，强调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个体整个的心灵结构不一定要成熟，个人也无须全面成长。这就导致了普遍“非性化”，即中国私人状态的不发达，包括不发达的私人生活和不发达的私人意识。中国人个体的私人状态，“正因为莫可名状，反倒像集体主义经济下的‘自留地’，维持着一种非全面合法化也很少具尊严的存在，而且，因其缺乏自觉性，私与公的界限亦无从明朗化，前者也就对后者产生侵蚀作用”。自我压缩的人格，主要通过“让”外必先“按”内的行为表现出来，概括说就是没有原则，怕惹事。“只同情加害者而不同情受害者的心理，最终是使自己作为‘受害者’的地位永恒化”。这一点，可谓上接“存天理，灭人欲”，下迄“不敢为天下先”。如此，对世界只能采取“静”的态度，致使生存状态像“一潭死水”。不过，貌似“弱者之道”，其内里却是先造成“无私”形象，再去拐弯抹角“谋利”，虚伪人格恐怕也是自我压缩的一个产物。放到当下就更不难解释了，一边咬牙切齿骂美国，一边挤破脑袋移民美国，就是明证。

至于“个人”的不发展，突出表现为没有“个性”。中国人喜欢冒充十几亿人的代表，也力求“保持团结”“不脱离群众”“不掉队”和“正常”，因此多有“小丑化”“儿童化”倾向，也多依赖感，推卸责任、人格的不完整性，甚至与马克思阶级论结合后化合生成的好与坏等简单类型化道德评价倾向，是其衡量社会及其他外部人事关系的主要话语方式和价值标准。如此不发展的“个人”，正像鲁迅曾经说过的，没有“个人的自大”而只有“合群的爱国的自大”[3]。其对别人的伤害，特别是对于思想异见者的伤害，就是产生自后者的搞“党同伐异”；对于利益，没有开诚布公的“逐利”行为，也没有开诚布公的“逐利”方式。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化行为倾向于把“人”变成工具，而不是当作目的的意识形态就形成了。即便是“现代化”的今天，对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良知”是既不对自己负责，也不导向一个超越世俗的符号，而是以“自己人”的小圈子为归属。因此，“人类”的思想、公德心，即使像日本式的大团体的凝聚等等，都不会很发达，“发达的倒是对具体个人的效忠”。研究者把这种个体化行为与中国人之生男育女的“养儿防老”构想，都归结为是中国人将人“工具化”的最原初的模型，它决定了其后的一切人际关系的模式。

如此等等，这些“稳定”的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一般不受政治、经济及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它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向外看的中国个体化形成之路，研究者显然已经不满足于涂尔干和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更多受科兹莫·霍华德作为话语场域的个体化理论，和鲍曼、贝克、吉登斯以及贝克—克恩斯海姆等人的个体化命题影响。所以，该著一般从社会的个体化开始，即研究者所说的“新型社会性”开始分析问题。所谓新型社会性，是指作为个体的个人之间的社会互动，而不是作为家庭或其他社会群体的代表参与互动。即是说，个人即使结婚后还认为自己是个体并像个体那样行动。这种新型社会性的出现，打破了约束个体的集体界限，开始把个体当作社会生活的独立单元来看待。值得说明的一点是，无论社会的个体化还是新型社会性，都指贝克提出的“第二现代性”，即解放、丧失稳定性与重新整合。具体说，包括个体从历史限定的、在支配和支持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撤出（解放的维度）；与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规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去魅的维度）；以及再嵌入——其含义在此已转向与个体化的字面意义完全相反的一面——即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维度）。

基于以上理论和视角，研究者把中国当代社会个体化发展特征，分为毛泽东时代部分的个体化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个体化两个阶段。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分层是通过国家主导的四种机制完成的。第一，成分制度将人划分为从“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中农”到“富农”“地主”“资本家”乃至“反革命”的不同类型。第二，户籍制度将中国人口划分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唯有享有城镇居民身份的人才能享受就业保障、免费医疗、退休金等国家提供的各项社会福利。第三是农村的公社制度和城乡的单位制度塑造的“组织性依附”。即个人在社会经济上依附于单位，在政治上依附于国家管理，在人身上依附于党员干部。第四是政治档案制度，单位保存着雇员的个人历史与行为的详细记录。所以毛泽东时代的个体，因置身于高度集体主义社会，一般没有自由与自主性，有的只是“小我”与“大我”之分，并且“小我”是第二位的。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个体化，途经1983年的取消人民公社，1984年的企业改革，1998至2003年开始大中专毕业生与市场并轨、国企改革，2006年取消农业税等等。农民也由就地务农到大量外出打工。流动促成了脱嵌，使个人得以摆脱各种形式的集体之荫，因而在社会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正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直接社会影响。工人却不同，他们为转向市场经济做出了牺牲。然而正是在这里，个体化变成了党和国家采取的发展策略，并不可避免地转变成为一个充满竞争的过程——即产生成功者，也产生失败者。在国家的推动下，尽管少数人可以通过认同政治和爱国主义来抵制这一趋势，但多数人却不得不内化个体化的负面影响，担负起更多的责任、更卖力地工作。特别在住房、教育和医疗的市场化这个国家发起的体制改革中，个人不但要承担更多风险，同时也变得更加具有自反性，皆因为这种体制和政策的转变卸除了国家的大部分责任。在这个社会大流动过程中，不难看出，真正受惠的个体其实是经济主义个体，即前面所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所塑造的个体。由于从政治型集体主义那里继承了丰厚经济资源、占有了足够的社会资本，顺理成章成了市场的宠儿并开始领导市场风潮，乃至到今天的“赢家通吃”为止，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所崇尚的个人主义个体化，以物质攫取为目标，以消费时尚为人生最大乐趣，以炫富与感官刺激为身体审美旨归，引领着GDP分析指数，从而构成了今天时代中国最耀眼最具吸引力的个体化。

然而，绝大多数底层个体，依旧是被规划被掌控的对象，以复数形式支撑着国家的基本走向，而不是能动于社会并推动社会变革。如果把发展主义看作是国家现代化的需要，在由国家掌控的个体化中，那么，无疑的，为了实现民族国家的富强，或者说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个人依然是实现现代化的手段。“这与关于个人的传统定义相吻合，即个人总是服从于更大的集体，不论那个集体是指家庭、祖先还是民族国家。其结果是，中国个体化的核心是个体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变迁，而不是西欧那样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范畴转型。”很清楚，中国的社会所展现的绝非西欧那样的第二现代性，而是混杂了前现代、现代和晚期现代的情形，中国的个人也就必须同时应对所有这些情形。这是由中国的个体化是由国家掌控的这个现实所决定的，其内里缺乏文化民主、福利国家、古典个人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这些西欧个体化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中国的个体化进程依然停留在第一现代性的解放政治的阶段。当然，这不影响中国的个人同样生活在由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打造的高度流动的劳动力市场、灵活的职业选择、上升的风险、亲密和自我表达的文化，以及强调个人责任和自我依赖的世界中。这可以通过与西欧第二现代性的对比看得更明白。

首先，在西欧，脱嵌主要是指由于社会群体不再界定个人身份而发生的转变，个体从以前的社会范畴中脱离出来，通过各种制度机制，例如教育、职业或生活方式，重塑自我。中国模式中的脱嵌主要表现在解放政治领域，即生活机会和社会地位的日常政治，个体努力实现自我的首要目标是提高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在中国模式里，作为认同政治的核心，个体身份认同更多地与要求个人权利和重新界定个人—群体—制度之关系相关，而不是与寻求自我相关。其次，文化民主和福利国家的存在或缺失构成的差异。在西欧，个体化进程依赖“文化民主”，并且作为一种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准则而得到长期的实践，以至于它已经成为西欧文化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政治体制。“个体化也离不开教育系统、社会安全、医疗保健、就业和失业津贴的支持，但这些都是福利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在中国，这些社会条件并不完全存在（少数农村贫困户的“低保”、60岁及以上人员的老年生活补贴和少数城镇贫困人口自己所购买的最低生活保障）。国家所推动的主要体制变革是给个体、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松绑，这样可以从底层激发工作热情、创造力和效率。更为攸关的还在于，国家还从以前的社会主义福利体系中抽身而出，用许多方式摆脱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以达到减轻财政负担的目的。换句话说，中国的个体化进程确实给个体公民带来了更多的流动、选择和自由，但国家却没有给予相应的制度保障与支持。“中国的个体为了寻求一个新的安全网，或者为了再嵌入，被迫回到家庭和私人关系网络中寻求保障，等于又回到他们脱嵌伊始的地方。”第三，西欧目前的个体化浪潮具有第二现代性或自反现代性的特点，它既是与工业化、城市化和自由主义化（第一现代性）相联系的早期个体化趋势的发展，又是对早期个体化的反映。中国的个体化引进的西欧个人主义，仅是西欧第一现代性中的功利个人主义或简单的自私自利。第四，同样是国家推动个体化，但中国有至少三个层面的“软性管理”，而西欧没有。

这三个软性管理是：（1）国家在推动和支持个体在经济生活、私人生活和一些有选择的公共生活中崛起的同时，做出各种努力防止个体对政治权力的诉求；（2）当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个体在维权运动或寻求自我发展机会方面向国家提出公开诉求时，国家会根据这些个体所处社会群体的等级不同而给予不同的回答；（3）国家更倾向于接受孤立个体的维权行动和自我利益诉求，但是不能容忍由个体组织起来的群体性行为。

三

这样，政府就成功地控制了一个独立的市民社会的发展，使得个体无法自然地再嵌入和维护自主身份。

话说到这里，文学圈里的读者，可能多少有点犯糊涂。心想，不就个体化吗？怎么又是第一现代性、第二现代性的？又怎么还把文学里的个人与社会学扯上关系了？简单解释一下，这个不扯还真不行。原因很直白，如果不引进社会学发现，文学里那个闭着眼睛繁殖到今天的个人、个体、个体化，中国古人就有了，那叫个人性情或有个性的文人风格，与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机制、与公民意识即文化现代性没有一点关系。只因它仅仅是个人的经验，没有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思想能量。真正的个体化，之所以不同于个性及其私人经验，重要的一点是，它能与社会产生积极互动，并最终成为现代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而存在。

所以，工业化、城市化和自由主义化，是第一现代性的一般物质症候，也是现代化最显著的属性，这是世界通行的标准。而第二现代性，它是第一现代性的高级阶段，关键区别是，第二现代性需要发展的个体化，并由这个发展的个体化来重新组织社会，实现意义的自我确认。毫无含糊，平均来说，中国基本处于第一现代性前期甚至前现代阶段，而中国西部则一般还停留在第一现代性前期甚至传统与现代化，而不是现代性交织重叠的阶段。

如此来看，“现代性”与“现代化”就不难区分了。首先，从因果关系上说，“现代化”属原因，而“现代性”则是其结果，是科学技术、经济生活、社会转型等这些现代化过程的推动，才产生了作为现代社会的“属性”的现代性。其次，现代化与现代性本质上分属“实证的”与“规范的”两种不同范畴。现代化问题归入“是”的范畴，属于事实性的、可用量化指标来衡量的实证问题；而现代性则属于价值的问题，即它的目的取向、内在原则、行为方式等的合理性如何的问题[4]。

至于现代化标准，1960年欧美和日本学者在日本箱根举行的“现代日本”国际研讨会上首次确定的八项标准，成为了国际上第一次认真而又系统讨论现代化问题的成果。（1）人口相对高度集中于城市中，城市日益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2）较高程度地使用非生物能源，商品流通和服务设施的增长；（3）社会成员大幅度地互相交流，以及这些成员对经济和政治事务的广泛参与；（4）公社性和世袭性集团的普遍瓦解，通过这种瓦解在社会中造成更大的个人社会流动性和更加多样化的个人活动领域；（5）通过个人对其环境的世俗性和日益科学化的选择，广泛普及文化知识；（6）一个不断扩展并充满渗透性的大众传播系统；（7）大规模的制度的存在，如政府、商业和工业等，在这些制度中各层管理组织不断成长；（8）在一个单元（如国家）控制之下的大量人口不断趋向统一，在一些单元（如国际关系）控制之下的日益增长的互相影响[5]。

当然，中国学者罗荣渠曾根据中国国情，归纳并整理欧美和日本现代化理论，出示了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界说，其开放性，给中国现代性研究留足了空间。其一，现代化指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其二，把现代化视为工业化，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其三，现代化是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的过程的统称。意思是人类社会在现阶段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变化，不仅限于工业领域或经济领域，同时也发生在知识增长、政治发展、社会动员、心理适应等各个方面。其四，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换句话说，现代化可以看作是代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一种“文明的形式”，这主要是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的角度考察现代化的[6]。

到此为止，通常所界定的现代性主要内涵与特征，便是世俗化过程、理性化程度和把自由视为其根本价值等，就有了现实理据。它其实是在对另一僵化、陈旧、落后、非人化理论及观念的革命背景上而兴起的。

我曾一再申明，我的阅读充满了语境性色彩，也好像总是伴随着自己的困惑而展开。目前，最为困惑的便是自媒体，特别是手机微信带来的茫然。当然，首当其冲，是“微信型个体化”到底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或使我们变成什么的问题。当人人在虚拟世界里施展身手，并自以为是地执行个性行为时，是否混淆了现实这一道切实的门槛？也就是说，把激情都交给匿名世界后，如何疏解现实的困境？是不是反而在真实生活中变成一个激情褪尽的庸人？另外，当我们以文艺的名义撰写关于个体化的传说，以至于一直推到第二现代性时，我们该怎样反身审视实际生活的传统化和重新封建化，这不但矛盾，而且可能还会导致人的二度异化。总之，今天的社会语境已经完全与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不同了，赖以打通八九十年代那种一纸统天下的基础彻底动摇了，附着其上的阅读共同体也早已瓦解，知识分子声嘶力竭的呐喊，谁来听？谁能听见？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真实的声音出现，无论推得快还是反应慢，都将是对现实社会的误导。而现实社会真相，肯定地说，恐怕不在义愤填膺的言辞中，也不在漫天飞舞的资讯和信息中，它坚硬地存在于我们此时此刻存身的社会结构中。事实证明，个体化以及围绕个体化展开的差不多所有议题已经被严重误解，这对读书人来说，罪莫大焉。

如何于浩如烟海的书山中发现为数不多的好书，衡量标准因人而异。依本人的阅读经验来说，是否直击现实，是一个选择捷径。《消费社会》《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包括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与伊丽莎白·贝克—克恩斯海姆合著的《个体化》（因为此书除了论述西欧民主国家“制度化的个体主义”外，与目前中国个体化状态接近的概念，通常受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影响，故不再引述其观点）就是如此。《消费社会》让我认识了我所存身的现实，后两者说清了我们真正受用的文化来历。

当然，这仅是我的一家之言，按照今天的个性主义价值观来看，人人几乎都是王者，也都是话语输出者，最苦恼的莫过于没人点赞和粉丝太少，这是另一自信。很不幸，当前文学及其理论批评不约而同构建的无所不能的所谓“个体化”，究其实质，不但远逊于社会学的发现，而且还恰好成了一般读者误识真正个体化的渊薮。再怎么呼唤文学的文学性，再怎么强调文学理论批评的学科纯粹性，我想，只要同是身处今天时代的生活共同体，总不至于让文学中的“个人主义”与社会学的“个体化”分处于云泥之间吧！要说逻辑，它们之间也的确存在一定因果关系。简单说，如果文学的“个人主义”有目的地作用于使个体成为个体化的受制因素，那么，社会学所发现的不发展“个体化”就会自然成为文学叙事的目的。如此，无论个人、个体、个性，还是个人主义、个体化，其私密化意识、欲望化诉求、个人经验等，便不可能与现实、社会和阶层、共同体无关。然而，现在的事实是，文学的“个人主义”与社会学的“个体化”之间，似乎横亘着鸿沟，非但不相往来，单就用力的方向而言，甚至还大有背道而驰的感觉。诸如此类，这恐怕是导致文学的“个人主义”或“个体”越来越显得没意思，进而至于无聊的根本原因吧。

注释

[1]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信出版社，2015年。

[2]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

[3]鲁迅：《热风》，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4]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第10—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5]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第2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6]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第26—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