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身与在场

一个偶然的因素，我成了北大、中大的双聘教授。半年北京，半年香港，说起来很惬意，可有一点，必须不断变换频道，要不，一不小心就会说漏了嘴。比如，明明是在香港教书，讲着讲着，会提及北大学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开始很警惕，有些话到了嘴边会突然收住或拐弯，因怕听众不能接受。反而是学生们鼓励我尽管直说，他们愿意听不同的声音。系里开教授会，讨论棘手问题，系主任有时会问，你在北大碰到类似问题如何处理？

这也是香港人的好处，看多了风云变幻、潮起潮落，再刺激的言论，再怪诞的立场，也都愿意“洗耳恭听”—至于是否接受，那是另一回事。有自尊，但不过敏，随你褒贬抑扬，我自岿然不动。这种心态，我喜欢。具体到大学里，就是保证不同立场、不同学养的人都能畅所欲言，但不保证你说了管用。你必须适应各种礼貌性的点头、鼓掌与遗忘，学会“白说也要说”。虽说香港回归已经十多年了，但“一国两制”的设计，以及此前长期的政治对抗与文化隔阂，两边不可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能做到坦诚相见，已经是最佳状态了。

目前香港各大学的教授中，不少是内地背景但在欧美大学拿学位或教职后，转来香港任教的。与这些已经很好地融入香港社会并发挥作用的教授不同，我是脚踩两只船，两边都得适应—做得好，各采其长；做不好，各得其短。记得我刚被双聘不久，那时的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还再三叮嘱，在香港，要多看看，了解人家大学是怎么办的。

博士毕业，留在北大工作，25年来，我虽走南闯北，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但都是来去匆匆，浮光掠影。我曾半开玩笑说，最喜欢谈国外大学如何如何的，多是进修三个月的访问学者。因为，新鲜感还没过去，尽往好处想，且觉得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待久了，你知其然也略知其所以然，了解阳光底下的阴影与黑暗，反而不敢轻易下结论。除了长期工作的燕园，我略有了解的，就只是此专栏准备谈论的香港中文大学了。

意大利著名小说家卡尔维诺著《看不见的城市》，第六章描写出生于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向忽必烈讲述自己所知道的或经历过的城市，汗王不满足，责备他不该漏了重要的威尼斯。马可·波罗的答复是：“我每次描述一个城市，其实都是讲威尼斯的事。”威尼斯作为一种底色、一种眼光、一种尺度，深刻影响了马可·波罗对于世界上无数城市的阅读与阐释。同样道理，我对中大等香港大学的阅读与阐释，也深受北大这所题中未有、隐身但在场的大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