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实在的话，群众越容易接受”

采访对象：琚立铭

采访组人员：严宏伟 邱然 赵荣华

采访日期：2014年4月26日

采访地点：琚立铭同志办公室

琚立铭，

1945年10月出生，河南济源人。

1965年7月参加工作。

196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华南师范大学函授中文专业）。

1965年后，在广东省委机要学校学习。

1966年后，任省委办公厅机要局、省军管会办公室机要处译电员；省革委会办事组第一秘书办公室干部；省委办公厅第一秘书处副科长、科长（其间：1972年4月至12月，挂任南海县小塘公社上安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省委机要秘书。

1982年后，任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秘书（副处级）。

1985年后，挂任中山市委副书记。

1987年后，任广东省省委办公厅行政处处长；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副秘书长（正厅级），八届省政协常委。

2000年后，任中共九届广东省省政协党组成员、常委、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习仲勋同志有一个习惯，无论到哪里就餐，吃完饭的时候，第一时间一定会到厨房去，和厨师、服务员、采购员等人握手表示感谢，对他们说：“依们辛苦了！谢谢你们。”

——琚立铭

采访者：琚立铭同志，您好！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期间，您在省委担任重要工作，对他的情况比较了解，这次想请您谈一谈习仲勋同志切实践行群众路线，贴近群众，基层调研的一些情况。

琚立铭（以下简称琚）：好的。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期间，我担任省委办公室第一秘书处科长兼省委书记集体办公会议、省委常委会议机要秘书，在习仲勋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在工作上与他的配合和接触都非常多。

习仲勋同志贴近群众，注重基层调研，他在广东工作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几乎跑遍了广东的每一个市、县。下基层，到工厂、农村，面对基层干部，与群众直接接触，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获得了最宝贵、最真实的情况。

实际上，习仲勋同志的这种切实践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由来已久了。习仲勋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大西北的革命工作中，就非常重视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毛泽东曾经高度评价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解放后，习仲勋同志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为党和国家，为人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可惜，就在他最年富力强的时候，1962年，康生利用《刘志丹》小说的问题，对他进行诬陷迫害，把他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这也导致习仲勋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后遭到残酷的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

习仲勋同志认为，正是因为自己“靠边站”16年，没有在领导岗位上，所以导致自己对国家各个方面的形势，各个行业的现状，对基层的情况，都不是很了解。16年过去了，“四人帮”已经被粉碎，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政治环境也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国家正处于一个时代剧变的转折点上，新情况和新问题层出不穷，也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所以，唯有深入基层调查，了解人民群众的呼声，了解目前面临哪些问题，才能深入探索问题的症结所在。

习仲勋同志说：“长期待在机关里，不下去调查，就无法了解实际情况，人民群众的呼声和疾苦往往就不知道，下面同志的呼声也反映不上来……各级领导要多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才能实现正确的领导。”当时习仲勋同志刚到广东时，面对的是一个很大的烂摊子，受“文化大革命”破坏的“重灾区”冤假错案堆积如山，省委的日常工作非常繁重。但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广东省情，抓住广东存在的主要问题，发展广东经济，习仲勋同志从省委日常工作、活动中硬挤出一些时间，并且几乎牺牲了自己全部的休息时间，深入到基层去调研和考察。

习仲勋同志刚来广东的时候，广东的物资供应很紧缺。那时候不仅大部分副食品要凭票购买，有时候买条鱼吃、买块肉吃还要排队。有时连少得可怜的票证也难以保证。当时的供应紧张到什么程度，有些老年人为了能买到新鲜的鱼和肉，在凌晨两三点钟就去排队。习仲勋同志听说了这个情况，他就亲自去查看体验。

当时，有个卖鱼卖肉的小档口就在省委交通科门口。习仲勋同志早上五点多钟就起来去那个小档口。当时他发现，前面已经有很多老年人放了小砖头和小凳子在占位了，队伍已经排了老长。于是，习仲勋同志也在那里排队，体验了一下普通市民当时买鱼买肉的困难。后来，习仲勋同志在省委会议上说：“广东四季常青，是鱼米之乡，现在，鱼米之乡却没有鱼吃。买来的剥皮鱼，过去都是当肥料撒在地里的，现在都是香饽饽。这样不行，一定要解放思想，搞社会主义不是为了贫穷，要尽快提高群众生活水平。”

通过体察民情，亲身去体验群众的疾苦，更加促进了习仲勋同志切实改变现状的决心。后来，习仲勋同志领导广东在全国率先放宽了政策，把统购统销的商品种类从100多种减少到20多种，后来又减少到十几种，最后减少到8种。这样一来，大大缩小了行政干预对市场的钳制。也正是这个举措，让副食供应和其他物资变得更丰富了，人民的菜篮子更丰富，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很多。

习仲勋同志下基层、下乡，从来不像有些干部，出个门要带一大帮人，前呼后拥，大小车辆排成龙。他一向都是轻车简从，带几个主要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坐一辆面包车，就出发了。

习仲勋同志的调研方式，非常扎实、细致，从来不是形式主义走过场。他广泛听取地、县、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和群众的情况汇报。一方面是视察，到工厂和企业里，到田间地头视察，视察的过程中和群众零距离接触，尽量利用一切机会直接接触农民、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和他们聊，嘘寒问暖，问生活情况，问生产情况，问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和地方干部开座谈会，在会上集中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强调和消化中央的指示精神，探讨结合广东新时期的新型发展模式和新思路。这些功底深厚、扎实深入的基层调研，使习仲勋同志逐渐形成了促进广东发展的新思路，这也为习仲勋同志后来能够全面充分地了解广东的实际，了解发展问题的症结所在，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为广东要权，以及之后创办特区，使广东能够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广东是岭南水乡，四季常青，降雨充沛，河流交织，土地肥沃，自然条件非常优越。但是也有特殊的地方，比如阳山县的自然条件就极为恶劣，那里是非常贫瘠的石灰岩地区，主要问题是缺水，因为地质结构的原因，地面存不住水，即使下了雨也马上渗下去了。《人民日报》曾经有文章报道过这个地方，称为“被遗漏的寒极”。习仲勋同志到阳山县去视察的时候，看到那里的群众缺吃少穿，人畜饮水都成问题，生活非常艰苦。

习仲勋同志和阳山的农民聊天，农民跟他反映说：“习书记呀，我们这里太穷了！女人都不愿意嫁过来，我们祖孙三代都找不到老婆。”

习仲勋同志没听明白他说的话，觉得不合逻辑，就问：“找不到老婆？哪来的祖孙三代？”

农民回答说：“习书记呀，你不知道，我们长到三四十岁，找不到老婆，就要从别人那里要一个孩子来养，孩子长到三四十岁又找不到老婆，就再从别人那里要一个孩子，这样不就祖孙三代了吗？”

习仲勋同志看到当地农民过得这么苦，心里很不是滋味，也非常着急。他仔细考察了阳山县的各方面情况，发现阳山并不是个一无所有、毫无出路的地方。虽然地理条件不适合农业，但是这里有很丰富的资源，各处已经有了一些小煤窑、小水泥厂。如果在这些方面抓住优势，大力发展，阳山很快就能富裕起来。习仲勋同志当即和县委商定第二天上午开一个干部会。在会议上，习仲勋同志和地方干部深入浅出地探讨了目前阳山存在的问题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理清了思路，明确了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最后，他对大家说：“珠江三角洲的南海比较富裕，南边有南海，北边有阳山。我建议你们阳山与南海组织对口赛，看谁发展快。”习仲勋同志为什么敢让贫困的阳山和富裕的南海比？因为落后的地区有比较大的后发优势，一旦找准方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的速度会比富裕的地区更快。习仲勋同志在阳山召开的这次会议和他的这番讲话，非常实际，也非常鼓舞人心，一下子就把全县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之后，在省委的领导和帮助下，阳山县抓住自己的地质特点和产业优势，很快就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大量的农民脱贫致富了。

1979年，广东又发生了偷渡逃港的高潮。当时宝安本地、惠阳、东莞等地偷渡非常严重。粤东地区的很多人也都跑到宝安偷渡。习仲勋同志亲自到深圳去坐阵解决，他看到边防部队、武警、民兵严阵以待，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堵，层层堵，流动哨巡逻，官兵带着警犬去抓、去堵，即使这样，也堵不住外逃的人潮。

当时宝安的收容所不仅数量少，条件还非常差，关押偷渡人员的房间非常狭窄，人满为患，人们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当时天气炎热，房间里空气污浊，偷渡人员受了很大的罪。而且，虐待和打骂偷渡人员的现象很常见：剃阴阳头、挂着牌子游街、批斗“偷渡犯”的情景屡见不鲜。

习仲勋同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发现了我们工作上存在的严重问题。他当即就纠正说：“叫‘偷渡外逃’不准确，香港、澳门是我们的领土，不能叫‘偷渡外逃’，应该叫‘偷渡外流’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对待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因为老百姓生活困难，对面生活水平高，我们生活水平太低，所以才偷渡外流，这是我们长期‘左’的路线和‘左’的政策带来的恶果，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搞游街批斗，不能罚站，不能剃阴阳头。”

习仲勋同志还说：“反偷渡外流香港的根本措施就是发展经济，只有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地刹住偷渡外流风。而当前的紧急工作，也就是治标之策，要在边沿大力搞好堵截、收容工作；要坚决打击煽动、组织策划外逃的坏人。同时立即大力开展宣传攻势，营造正确舆论，制止外逃，刹住歪风。”他强调指出，要全力以赴，把偷渡外流制止下来。

习仲勋同志秉持着标本兼治的方针，逐步调整政策，落实开放边境贸易，来料加工，过境耕作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再通过搞活经济、促进生产、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最终从根本上解决了广东持续多年、屡禁不止的偷渡外流问题。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来到广东以后，平反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其中有一个著名的“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案，您能给我们详细讲讲吗？

琚：“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典型的迫害领导干部的案件，该案所牵涉的当事人多数是群众，也有少数基层干部。习仲勋同志为这个案子付出了很多精力和心血，我也见证了他和该案当事人的七次谈话过程（谈话共有十次，其中有些因为有些事情紧急就深更半夜将我们找到家中谈的）。可以说，从这个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可以看得出习仲勋同志真心实意，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精神，无论当事人还是我们工作人员，对此都是非常感动和敬佩的。

“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案是个历时已久，牵涉人数众多，而且非常复杂的问题。在1974年，“文化大革命”已经造成了中国政治层面的全面混乱和经济方面的无序和崩溃，当时，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给国家的正常秩序和人民的正常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深恶痛绝。人民群众需要重整社会秩序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原广州市第17中学的陈一阳、王希哲和广州美术学院学生李正天以及广东广播电台的郭鸿志、李秀芳等几位干部群众，在广州市北京路上张贴了一张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这份大字报长达2.6万字，一共用了67张白报纸。霎时间就让广州市北京路的大字报专栏成为焦点。

简要归结起来，大字报明确而尖锐地指出中国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严重缺陷，并明确提出了六点要求：

一、要求制定法律“保障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

二、限制特权阶层。

三、保障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各级领导监督的权利。

四、制定条例严禁各种形式的“法西斯专政”。

五、政府和党的政策不要经常改变。

六、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这份大字报文笔流畅，所论述问题之系统性、全面性、逻辑性都非常强，而且也非常尖锐地针砭时弊，抓住要害，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所以，大字报在广州街头贴出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群众中反响非常热烈，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有大量群众聚集观看。很快，大字报就流传到了全国各地，所激起的反响也是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广泛。江青知道后，立即反扑，称这份大字报是“解放以来最反动的文章”。在她的压力下，广东省委开始组织调查。

这个案件之所以后来被称为“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案，就是因为几位作者中的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人，把自己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在大字报上署名“李一哲”。当时广东省委班子把这张大字报定性为“反动大字报”，这样定性的主要原因是它“挑战了毛主席的权威”，并且在全省发动了百万人规模的批判。

1975年，全国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中央政治局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按说对“李一哲案”应该有个正确的结论，但该案却反而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在1977年12月举行的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广东省给“李一哲案”的几位当事人扣上了“四人帮大乱广东的社会基础”这样的帽子，公开将其定性升级为“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投进监狱。郭鸿志、李秀芳等一批与“李一哲案件”有牵连的干部和青年，在其后皆受到了隔离审查和内部批判。连续两届省委，先后将“李一哲案件”定为“反动大字报”和“反革命大字报”，性质一个比一个严重。习仲勋同志刚来广东，如果想给“李一哲反革命集团”平反，就要否定之前两届省委领导的决定，而前任的两位主要领导已经调到中央工作，平反案件的困难之大，可想而知。

习仲勋同志在处理这个案件的做法上，值得我们学习的有“果断”和“耐心”两个方面。“果断”的一方面是，习仲勋同志在该案的平反尚未取得进展的时候，先让广东省公安厅把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等人从监狱里放出来，减轻对他们的伤害，减少他们的损失，也安抚了他们的情绪。习仲勋同志把他们安排在省委组织部的东湖招待所里居住，派专人照顾他们的生活。“耐心”的一方面，尤其让我们感动。习仲勋同志当时工作负担很重，忙得不可开交，整天都有看不完的文件和开不完的会，几乎每天都要加班。这种情况下，习仲勋同志就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晚上找他们谈话。每次和他们谈话时，我都跟着负责谈话记录。第一次，习仲勋同志那天的工作实在是很忙，加班开完常委会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他之后又赶赴招待所和“李一哲”成员谈话，一直谈到凌晨3点钟。谈话结束后，习仲勋同志已经非常疲劳了，赶快回到住处休息，因为紧接着第二天还要开会。我们看到习仲勋同志这么大的年纪还这么辛苦，都有些心疼他，也担心他的身体顶不住。

《南方日报》关于省委处理重大遗留问题和为“李一哲案件”平反的报道。

一个月下来，习仲勋同志一共和他们谈话十次。因为他的态度诚恳，推心置腹地和这些青年交心，也敢于承担责任，所以他们的谈话内容非常深入，也非常多，光是整理出来的谈话内容就有30多万字。习仲勋同志还曾经非常诚恳地对他们说：“开始定你们反动大字报，后来又定反革命集团，你们如何发火，怎么讲都可以，因为我们搞错了。我不只是对现在的省委负责，还要对前届的省委负责，因为这是历史上发生、发展起来的，事情虽然不是出在我手里，我也要承担责任。”

习仲勋同志一方面和“李一哲案”的当事人耐心地谈话，做深入细致地思想教育工作，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地做前任广东省委领导的工作。当时他派吴南生同志赴北京，找到前两届省委领导，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个案件中，杨尚昆同志也做了很多工作，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最后，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协调，这个在广州、广东、全国，乃至港澳台地区和海外都引起了巨大反响的“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案件终于顺利平反。可以说，这个案件的平反具有很积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一切都大大地调动了干群的积极性，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进步，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而习仲勋同志在这个案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全心全意为了群众的利益无私奉献的精神，一直以来也对我们有着很大的教育意义。

当时，习仲勋同志刚来广东，为了熟悉情况，需要深入基层做大量的调查研究等基础工作，其他各项工作的开展也都需要很大的魄力，以排除来自各个方面的很多干扰压力。当时，他还主抓为“反地方主义”平反，这个错案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发生的，经历的年代更久远，留下的问题很严重，牵涉的人数更是成千上万。习仲勋同志顶住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让当时广东资历最老、德高望重的省委书记李坚贞大姐牵头专门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处理具体工作。最后，“反地方主义”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

习仲勋两次在全省工交会议上大力支持“清远经验”。图为习仲勋在1979年8月即将召开全省工交会议通知上的批示。

采访者：您能否讲一讲习仲勋同志在干部任用和培养上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琚：习仲勋同志在干部任用上的一大亮点，就是非常重视培养精锐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妇女干部。

广东乳源的瑶族干部盘才万同志和习仲勋同志关系非常密切，习仲勋同志先后和他见面多次，每次见面都会重点谈少数民族地区的团结和经济建设，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以及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进步。习仲勋同志回到北京以后，有一年，盘才万同志去北京开全国两会，恰好那一年我在位于北京的中央党校学习，我们就约了一起去看望习仲勋同志。盘才万同志向习仲勋同志汇报了工作情况，习仲勋同志表示非常满意，并且对他大加鼓励，称赞他是“瑶王”，称赞他的民族团结工作做得很好，并勉励他以后要更多地为党、国家和民族团结做贡献。

习仲勋同志对张帼英同志也非常器重和赏识。1980年，我们跟随习仲勋同志到仁化考察，张帼英同志就是当时的仁化县委书记。她当时正从农田里赶过来见习仲勋同志，卷着裤腿，还没来得及穿鞋，就和一个普通农民一样的打扮，非常朴实。我们也没有去正式的会议室开会和作汇报。习仲勋同志和张帼英同志就在面包车上谈起了工作。当时，张帼英同志给习仲勋同志的印象是头脑非常清晰，也非常精明强干。关于仁化县的基本情况，习仲勋同志问了她一系列的问题，仁化县多大面积，人口多少？多少镇、乡、场，人均分配多少？张帼英同志对答如流，全都回答得清清楚楚。习仲勋同志非常满意，当时就称赞她说：“帼英啊，你就是当代的穆桂英，你是将来女农业厅长！”后来，张帼英同志能够调到全国妇联工作，和习仲勋同志的引荐和帮助是有很大关系的。

习仲勋同志培养干部有一套非常有效的方法，一方面他对领导干部要求非常严格，犯了错误绝不姑息，一定会严格批评，坚决纠正。另一方面，他对干部思想方面的偏差，会用耐心引导、循循善诱的方式让人心服口服。他要求干部到实践中辨明是非、统一认识，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这不仅不会伤害干部的积极性，还能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我记得这样一件事情：习仲勋同志一直是主张大力推广“清远经验”的，省内一直存在着很多阻力，很多不同意见，但习仲勋同志一直以省委第一书记的身份表示大力支持。当时，省财政厅有些同志对“清远经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所以，习仲勋同志去清远调研时，就特意带着财政厅的副厅长蒋月明一起去。在清远，他们考察了工厂、企业，一行人都看到了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良好效果，一组组数据的明显对比和产量的显著提高非常能够说明问题。整个行程中，习仲勋同志一直让蒋月明同志关注这些事实，他经常问：“小蒋厅长，你觉得怎么样啊？”习仲勋同志很善于用这种有理有据，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来教育干部，这样，很多不同看法的同志都逐步转变了思想，得到了真正的进步。

1997年10月15日，庆习老85岁大寿，摄于深圳迎宾馆。

1980年6月，全省召开工交系统增收节支会议，习仲勋同志指出：“究竟谁的对，谁的不对，光在机关、会议上争论，是不能真正统一起来的……‘清远经验’我们一度争论很大，到底是对是错？但在全省一千个企业推广后，取得增产增收的良好效果。实践证明，‘清远经验’的方向是对的。”习仲勋同志的这番话，赢得了与会同志热烈的掌声。

习仲勋同志不仅在培养干部和任用干部上有很多亮点，在组织干部的有效决策制度上也有很重要的探索。30多年前，习仲勋同志在工作上就积极地促进党内民主制度的发展了，而且，他能够积极推行即坚持原则又灵活变通的民主决策方式。习仲勋同志非常重视扩大党内民主，听取各方意见，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再进行集中。习仲勋同志每次组织和主持常委会或书记会议，在讨论任何一个内容的议题时，不仅要求直接负责的部门有领导到场，凡是其他和议题相关的部门领导也都必须到场。

习仲勋同志认为，主管部门讨论议题发表意见的片面性是很难避免的，他们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案报给常委会，无利的就故意忽略不提。省委根据这样的一面之词作决定，最终就成了省委的错误。而扩大党内民主，就能有效地避免这样的错误发生。现在，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了，扩大党内民主我们做得还很不够，这也是我们现在经常强调的一个问题。但是习仲勋同志在30多年前就能够有效地依靠扩大党内民主，并使省委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做出正确决策，从这一点上，可以说习仲勋同志是我们扩大党内民主的先行者，为我们作出了非常值得学习的探索与实践。

采访者：您能否再讲一些习仲勋同志生活和工作当中关于群众路线的小事、趣事？

琚：习仲勋同志关于群众路线的小事和趣事很多。毛主席曾经说习仲勋同志是“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同志时时处处都在关心着人民群众的生活，他始终和最基层的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

他对群众一直非常尊重，他和群众握手，经常一直拉着群众的手亲切地讲话，这在我们看来，都是习仲勋同志最常见的镜头了。

习仲勋同志有一个习惯，无论到哪里就餐，吃完饭第一时间一定会到厨房去，和厨师、服务员、采购员等人握手表示感谢，对他们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

习仲勋同志是农民的儿子，他不仅对群众感情很深，而且他身上群众的本色也是很鲜明的。比如生活简朴、节约，说话直率、实在，这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他的简朴和节约对我们省委的同志来说是非常熟悉了。当时厨师老张正准备入党，他就对老张说：“你要当先进分子，就要勤俭节约。橘子皮晒干可以入药，不要乱丢，你要把橘子皮收起来晒干卖钱。”

习仲勋同志对公家的财务非常珍惜，要求我们绝对不要浪费。他要求我们节省水、电，他的办公室和住处，从来都是人走灯灭，节约用电。

说话直率、实在，也是他身上很鲜明的一个群众本色。有一次，习仲勋同志出席外经贸委召开的港澳台商和侨商座谈会议，会上有很多港澳同胞以及台商来广东考察投资环境。

习仲勋同志在会上直言不讳地说：“现在都说你们来祖国投资，第一是爱国，第二才是赚钱。这话不准确，不全面，你们实际上第一是赚钱，第二才是爱国。不赚钱，你们还爱什么国？”那些华商听到这话就笑了，他们说：“习书记讲得对，我们来投资，当然有爱国心，但是不赚钱，谁来呀？”

习仲勋同志还说：“‘五讲四美三热爱’当然是对我们大陆人讲的，对你们不一定要求，不一定强求。只要爱祖国就行了。”习仲勋同志说的这话，其实就是大实话。确实，华侨只要爱祖国就行了，而且爱祖国也不用排在第一位，这不是他们投资赚钱的前提。

习仲勋同志说的话，既直率，又朴实。群众就是这样说话的，群众也喜欢听这样的话，那些套话、官话、口号，群众不爱听，越实在的话，群众越容易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