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车开道就是脱离群众”

采访对象：杜荣德

采访组人员：琚立铭（统筹） 严宏伟 邱然 陈思 赵荣华

采访日期：2014年3月9日下午

采访地点：广东省公安厅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杜荣德，

1951年11月10日出生于河南省方城县。

1968年入伍，在广州军区警卫营当战士。

1971年在广东省革委会保卫组警卫队工作，后改为警卫处。

1980年至1989年任科员、副科长、科长。

1990年8月任副处长（正团职）。

1993年至2002年任警卫局副局长（副师职）。

2003年任武警广东省警卫局政治委员（正师）大校。

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期间，杜荣德任习仲勋的警卫员。

习仲勋同志明确要求：无论我去哪里，第一，不要搞带路车，不要警车开道。警车开道有啥必要？前面有车就等一等，前面有红灯就停一停，一样的路，干部群众一样走，别搞特殊化。第二，不要布置路线，不要封路，一布置路线，很多情况下免不了就要封路，你把路封上了，只许你走，不许群众走？群众要生活，要工作，群众的事情难道就不重要？第三，不要鸣警笛！鸣警笛有啥必要？干部出行而已，又不是抓坏人，又不是紧急任务。搞得耀武扬威的，让群众联想到旧社会的官员鸣锣开道，让群众反感！所以，警车开道、鸣警笛就是脱离群众！

——杜荣德

采访者：杜政委，您好！现在，党中央正在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借此机会，我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想把习仲勋同志革命生涯中切实践行群众路线有关的思想、事迹、内容进行收集和整理，一方面作为史料出版，一方面也是为了配合现在的教育活动。您在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期间，曾经担任他的警卫员，所以这次我们也很高兴能请到您来给我们讲一讲。

杜荣德（以下简称杜）：好的，我很高兴接受你们的采访，也非常感谢你们做这件非常有意义的事。通过这些工作，能把习仲勋同志的精神和他优良的作风传承下来，这些对我们后代的教育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从我自身来讲，我会尽量回忆，把当年接触习仲勋同志的点点滴滴，毫无保留地说出来。

采访者：谢谢！那么您第一次见到习仲勋同志，是在什么时候呢？他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杜：是在1978年，那时候正好是习仲勋同志和杨尚昆同志刚刚被“解放”以后（习仲勋同志是4月份被解放，杨尚昆同志是12月），他们从北京到广东来工作。习仲勋同志到广东后不久，就任省委第二书记，后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杨尚昆同志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广州市委书记、警备区的第一政委。当时习仲勋同志就跟杨尚昆同志说：“我不兼那么多职务了，事情太多我也管不过来，省军区的第一政委你来做吧。”

我在习仲勋同志的身边工作，最常态的工作就是频繁地下乡，还有参加各种活动或会议。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他给我的印象也就从原来书本上、报纸上的印象，走到了我的生活中，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感受。在平时的工作中，习仲勋同志特别认真严谨，一丝不苟，他对老干部特别关心，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特别关心；在生活上，习仲勋同志非常简朴，他从来不搞特殊化，对子女的要求特别严格。

习仲勋同志非常正直，非常朴实，他严于律己、平易近人、作风正派、敢为人先。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他对群众的深厚感情，他的群众思想，以及他那种关心群众、爱护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精神。可以说，习仲勋同志自始至终都是党的群众路线忠实的执行者。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的群众感情、群众思想、群众精神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杜：我举几个例子来讲一下。首先就是他的群众思想。平时，习仲勋同志经常利用工作中难得的一些空闲时间，比如，下班的路上，还有去各地考察的路上给我们讲一些道理。有一次，习仲勋同志就问我：“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小米加步枪，装备那么差。国民党的装备那么精良，又有美国的支持，有八百万的军队，为什么最后还是被我们打败了？小杜，你给我说一说。”

我说：“是不是因为咱们有好的领导啊？而且群众支持咱们。”

习仲勋同志一听，很高兴，他说：“哎，小杜，你讲的这点对了！就是因为有群众，有了群众的支持，我们才能够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解放战争，没有那么多群众推车子给解放军送粮食，没有那么多群众提供渔船运解放军过长江，没有那么深厚的群众基础，解放战争怎么能够打赢？我们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胜利，就是靠群众的支持。”

习仲勋同志不止一次地给我讲过这个道理，反复强调他的群众思想，反复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在他的教导下，我也更深入地了解到了我们党的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从人民群众中走出来的政党，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融入群众、发动群众、带领群众、依靠群众，这是我们之前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的基础，也是将来我们党能够发展，能够创造更大的奇迹的前提。

习仲勋同志一直对我们讲，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人民群众的政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我们整个社会的物质和经济，工厂、城市、农村，所有这些源源不断的财富，都是谁创造的？我们这个国家的哲学、宗教、文学、科学、艺术，这些浩如烟海、丰富而深厚的精神财富，都是谁创造的？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从古代农民起义促使王朝更迭，到近代的民主革命，这些巨大的社会变革，谁才是真正的决定性力量？所有的答案只有一个：人民群众。所以，人民群众才是真正创造历史的主人。群众的路线，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个宗旨，我们在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掉。如果我们丢掉了这个基础，我们党的事业就不能够发展。

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他平时散步的时候，坐车下乡的路上，还有工作的空闲时间，经常给我们讲。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采访者：正是因为习仲勋同志有着这样深刻的群众思想，所以他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坚定不移地践行群众路线。

杜：确实如此。习仲勋同志的工作方式和他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你看，习仲勋同志到广东工作两年多，在这不算很长的时间里，他把广东所有的县几乎全都跑遍了。他到了每个地方，接触到地方的干部，首先就是问群众的生活、住房等情况。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着怎么能让群众过得更好而展开的。

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80年的7月，习仲勋同志到韶关去考察。当时韶关地区仁化县的县委书记是张帼英。

习仲勋同志到了仁化县以后，和张书记还有县委其他领导一起在会议室开会，张书记就把仁化县各项工作的情况，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一一汇报给习仲勋同志。习仲勋同志听了张书记的汇报，对县委的工作很满意。随后，张书记就说了一些县里面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提到仁化县的一种矿产——铀矿，提炼出来的物质，是做原子弹的原料，污染是非常严重的。那天开会的时候，我就坐在旁边，汇报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习仲勋同志的表情特别凝重，眉头紧锁，从他的面部表情上看，他对这个铀矿污染的问题是非常忧虑的。当问题汇报完以后，习仲勋同志一下就站起来了，他语气非常重地跟张书记和县委领导说：“你们一定要注意群众的安全！一定要保证群众的身心健康！这是关系到人民生命，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头等大事！这个问题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第二天，习仲勋同志就去视察，在矿区通往外面的路上，我们看到一台一台的运铀矿的车，外面是用帆布包起来的，里面不知道是怎么防护的。习仲勋同志看着那些车，就很担忧地说：“这个东西是放射性很强的物质，一定不能漏啊，漏到公路上污染危害很严重的啊。”

从这个事件我就看出来，习仲勋同志对人民群众的安危特别关心。习仲勋同志全面了解到污染的情况以后，叫杨应彬秘书长去找铀矿的负责人协调，让他们及时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在习仲勋同志的关注下，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不仅关心群众，他自己的生活也从不脱离群众，不搞特殊化，您能不能就这方面谈一谈？

杜：好的。在和习仲勋同志长期的接触过程中，他给我留下了一个很鲜明的印象——“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我们现在经常讲，要约束、监督一些干部的行为。在习仲勋同志这里，廉洁自律就是他自己的原则，是他自己不可逾越的底线；同时，不搞特殊化，不脱离群众，这对他来说，完全就是他自身的价值追求。习仲勋同志一贯对自己、对家庭、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非常严格甚至达到苛刻的程度。这种精神，这种做法，真是值得我们现在的官员好好学习的。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廉洁自律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杜：从几个比较简单的事例就可以看出来。

第一，习仲勋同志在主政广东期间，没有安排一个亲戚、一个子女到广东任职或当兵。高级干部能做到这一点，在当时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个完全是需要严于律己才能做到的。每个人，谁不愿意为自己的亲戚子女好？帮助找找关系，安排一下工作，又不算违法乱纪，稍微放下一点儿原则就能做。而且中国人向来有这个观念——“举贤不避亲”，安排亲戚或者子女去哪里任职，如果干得好，还觉得很光荣呢——“虽然我是托关系进来的，但我工作做得也不差”——人往往是有这个观念的。

但是，习仲勋同志这里没有这种观念。举贤不避亲？没有那回事！不行就是不行！举贤就是要避亲！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有多少亲戚朋友托习仲勋同志给安排工作，但我知道他一个都没给安排过。

习仲勋同志当时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他讲一句话，马上就能调一个人进来，进机关，进军区，肯定是毫无阻碍的。但习仲勋同志没有因为手中有权力就为自己办一件私事，他从不做这样的事，一件都不做。所以，习仲勋同志才能够一直得到人民的爱戴和信任。

第二，习仲勋同志一贯坚持从我做起，从自己做起，他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他一再强调：“家里的任何人，绝对不许打着我的名义办私事，不许打着我的名义到酒店、宾馆去吃饭。不许用我的车。”

那时候，省委给习仲勋同志配了一辆日产面包车，习仲勋同志上班，下乡，都是用这辆车。不像现在的有些官员，有两三辆车，又浪费，又污染空气。习仲勋同志就这一辆车。

虽说这是给他个人配的车，但是我们下乡，大家都坐这辆车里，车里没空调，习仲勋同志又怕热，但我从没听他抱怨过一句，他和我们大家一起挤在这车里面流汗。平时只要是公事，比如接个人，送个人，也经常用这辆车。他的一辆旧车，连空调都没有，车档次虽不高，但是利用率却非常高，一车多用，大家每个人都可以用，只要你是办公家的事，就可以用。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想办私事，这辆车你连碰都别想碰，如果公车私用，让习仲勋同志知道了，那后果是很严重的。习仲勋同志对这辆车的管理很严格，严禁私人使用。其实，无论那时还是现在，公车私用的现象都很普遍，人们觉得这是小事，无足轻重——公家的油，公家的车，不用白不用嘛。但是习仲勋同志一向重视这个事。有一次，我就见到习仲勋同志对司机李培敬师傅说：“我家里的人，我要求他们谁也不许用我的车。如果有谁用我的车，你马上告诉我。”

有一次，李师傅出车去接一个来广州出差的同志，去了很久还没回来。习仲勋同志就问我：“小杜，车子怎么搞的，跑到哪里去了？”我说：“李师傅开去接人了，可能是路上耽搁了？”习仲勋同志说：“不会呢？接个人怎么会这么久？是不是我家里人用我车了？你给我查一查，是谁用我的车了？”

我当时知道情况，不仅是习仲勋同志要求严格，习仲勋同志的家里人对自己要求也都是很严格的，我知道他们肯定不会用习仲勋同志的车。我就跟他解释说：“确实是李师傅去接人了，有可能火车晚点了，李师傅在等吧？习书记您放心吧，不会有人私自用您车的。”

习仲勋同志点了点头，说：“嗯，那还可以。不过你要是不跟我讲真话，我一旦知道了，就要批评你。”

后来，习仲勋同志果然去问桥桥：“你没有用我的车吧？”

桥桥说，“爸爸，您管得那么严，我们也都很自觉。放心啦，我们不会用您的车的。”

习仲勋同志才放心地点了点头，后来李师傅接那位同志回来了，果然是因为火车晚点了，耽搁了时间。习仲勋同志知道了真相，就很高兴，说：“哎，小杜说的是实话，很好！”

第三，习仲勋同志的生活非常朴素。他平时吃穿住行，各方面都很简单，从来不奢侈浪费。他在广东任职结束回北京时，我记得他走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一些衣服、书籍、日常用品收拾了四个箱子，带回北京了。习仲勋同志从1978年4月到广州1980年11月两年多的时间，就这么点东西，而且相当一部分是书籍。习仲勋同志的生活，真的是很简单，很朴素。他来广东的时候，就是这点东西，用这点衣服，日常用品，生活了这么久，走的时候，带的还是这点东西，就是多了些书。唉，当时我一看，心里对习仲勋同志的敬佩感就更加强烈了。

第四，习仲勋同志拒绝官僚习气。实际上，官僚习气所涵盖的内容很多了，比如不深入群众，推诿拖延、打官腔、独断专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臆断地瞎指挥，等等。习仲勋同志对这些官僚主义作风一向是深恶痛绝的。

无论是习仲勋同志在广东省工作的这两年多时间里，还是他回北京任职后再回广东视察期间，他对我们警卫工作的要求非常严格。一方面是对我们的业务水平的要求，要坚持内紧外松的做法。另一个方面，就是他要求我们，一定要轻车简从，不搞迎来送往，不要搞什么排场、花架子。不要张扬，不要影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的秩序。

那么这个具体表现在什么方面呢？习仲勋同志很明确地规定：无论我去哪里，第一，不要搞带路车，不要警车开道。警车开道有啥必要？前面有车就等一等，前面有红灯就停一停，一样的路，干部群众一样走，别搞特殊化；第二，不要布置路线，不要封路，一布置路线，很多情况下免不了就要封路，你把路封上了，只许你走，不许群众走？群众要生活，要工作，群众的事情难道就不重要？第三，不要鸣警笛！鸣警笛有啥必要？干部出行而已，又不是抓坏人，又不是紧急任务。搞得耀武扬威的，让群众联想到旧社会的官员鸣锣开道，让群众反感！所以，警车开道、鸣警笛就是脱离群众！

1987年，习仲勋任副委员长期间，到深圳视察工作，杜荣德（中间站立者）负责其警卫安全工作。（左一为齐心）

1987年，习仲勋同志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期间，他到深圳来视察工作，我负责他的警卫安全工作。我们路过一个地方，前面车子很多，堵住了，我们等了一会儿，车还是不动，前面同行的一辆车就鸣响了警笛，习仲勋同志坐在后面的一辆车上，他听到了，就很反感，我当时看到他脸上的不高兴的表情。

客观来讲，当地接待的工作人员是好心，因为当时那个路上堵得很严重，这边的两辆车都堵在那里，走不过去。我们一鸣警笛，其实是提醒前面正在疏导的交警同志，我们这边的车在执行公务，让我们先过去。这样，前面的交警知道了，就进行了疏导，优先让我们过去了。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合理的，从我们警卫工作的角度来说，这是为了保证首长的安全，同时也是保证行程的畅通、执行公务的顺利。但是，这却让习仲勋同志很不高兴。

后来到了目的地，他就把我叫过去。他说：“小杜，你到我这来一下！”我当时没意识到是什么事，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1987年了，他当初说的那几条出行的规定，已经是将近十年前的事了。

我就跑过去见他了，我还以为习仲勋同志要跟我说什么好事呢，结果被他劈头盖脸地训了一顿，他说：“小杜，你今天怎么搞的？我早就交代了不让鸣警笛，前面的车怎么还鸣警笛？今后再也不允许这么做了！”

我被习仲勋同志批评了一顿，脸上直发烧，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习仲勋同志在广东主政期间，一直对我们严格要求，我也一直严格要求自己。没想到几年以后，习仲勋同志再回到广东，我却犯了个错误，如果让他以为我这么多年都没有达到他的要求，那我简直就是有口难辩了。

习仲勋同志即使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像这种不是很紧急的情况下，他坚决拒绝鸣警笛、搞特权，避免让群众反感。

在他心目中，干部搞特权，是很不光彩的事，在那么多群众面前搞特权，更是让他深恶痛绝，所以他后来才会对我发那么大的火。像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他身体力行的观念与行为，他的从群众立场出发的价值观，对我们的教育确实是非常深刻的。

采访者：您所讲的这四个方面，以及那么多生动具体的事例，确实也让我们看到，习仲勋同志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行动上，确实是严格要求自己，一切为了群众，绝不脱离群众。这些对我们来讲，确实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

杜：确实如此。从这些生活中的小事，就可以看出习仲勋同志对自己自身要求非常严格，对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他摆得很正，又做得很扎实，在这些方面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可以说是既有言传，又有身教。

从习仲勋同志的这些好的作风，好的精神，我们能提炼出很多有现实意义的内容。现在党中央在抓两件大事，一个是群众路线教育，一个是反腐倡廉，这都是非常正确的举措，而且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

干部一旦脱离群众，沾染了官僚主义作风，从小事，比如公车私用，以权谋私，慢慢就会发展成大的错误，发展成违法乱纪。一旦干部做人做官的底线磨损了，不能严格要求自己了，抵御诱惑、控制欲望的能力也就会越来越弱，甚至走上不归路。那么从我们党来说，只有大力反腐倡廉，让那些作威作福、腐败堕落的官员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我们的制度才能说是合理的，是公正的。

这是我们党、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的支撑。所以说，群众路线教育抓的是源头，是共产党人的品质；而反腐倡廉抓的是制度，是我们党纪国法不可挑战的尊严和立场。从这两个不同的切入点来卓有成效地做工作，我们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这些举措是极有必要、刻不容缓的。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如果像现在有些官员的腐败堕落一样继续恶化下去，我们党就脱离了群众，没有了群众的支持，我们这个无产阶级的政党的事业还能够继续下去吗？以前我们有好多问题没暴露出来，现在揭开盖子之后才发现很惊人：买官卖官、贪污腐化、生活堕落。

所以，现在我们党中央抓群众路线教育，抓廉政建设，这是个非常得民心、符合民意的举措。我们的人民看到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有希望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得到传承了，我们党的好的传统回来了。这样，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我们的事业才有发展。

采访者：从习仲勋同志的一言一行，您提炼出了很多对我们现在工作有指导意义的内容，这些都是很宝贵的财富。接下来，您能否谈一谈习仲勋同志在处理广东当时偷渡外逃问题上的一些举措？

杜：好的。关于偷渡外逃的深层次原因，以及更多的细节，当时省委和宝安县的领导干部会讲得更深入、更具体，我今天就简单讲一下我当时直接了解的情况。

1978年，习仲勋同志到广东工作时，正是广东逃港相当严重的时候，习仲勋同志就派广州军区的副司令黄荣海去协助处理这个事。很快，一个团的兵力就布置在香港边境的沿线，堵、抓、遣返，就这样搞了将近几个月，黄荣海给习仲勋同志汇报说：“习政委！看来这个堵还不是个办法，一直刹不住。”但是当时那种情况，不堵是不可能的，你只要一放开，呼啦一下就会过去几万人，事情一传开，紧接着就会有更多的人涌过来，边境就会崩溃，所以不堵是不可能。但是，习仲勋同志在堵的同时，正在深入地调研，正在研究解决的办法。

他深入基层，了解边境人民的生活情况，像宝安县周边的农村，他都去看了。他看到一个一个村里面，大部分年轻的壮劳力都跑到香港去了，剩下的都是老头、老太婆，还有小孩子。

习仲勋同志到农民家里，就问：“老乡！你家里人呢？”

农民就说：“孩子们都跑过去了，家里没人了！地都荒了！”

习仲勋同志就这样在基层，了解到具体情况，又通过询问、拜访，了解到农民的思想。之后，他又和县委领导、村支部书记开会，了解到整体的情况、详细的数据。另一方面，习仲勋同志经中央同意，带着广东省委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到香港和澳门去考察。

回来了之后，习仲勋同志开会就说：“为什么我们这边的人往香港偷渡？我们和香港就离得这么近，就在一块土地上，老百姓为什么对那边就那么向往？”同志们都不太敢回答，习仲勋同志就抛出一句硬邦邦的大实话：“我告诉你们，关键就是港澳那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香港市民安居乐业，赚钱也容易。我们这边呢，‘左’的那一套横行了那么多年，搞得乱七八糟，肚子都吃不饱，日子都过不下去！群众能不跑吗？”

从这些方面一比较，广东毗邻港澳，而那边搞得那么好，广东这么落后，所以年轻人都跑过去。年轻人就是我们的未来，没有年轻人，哪里有希望？那么年轻人为什么跑？就是我们生存的环境不行，那么我们解决生存环境的问题，就要从发展经济来入手。

就是基于深入基层得来的调查结果，习仲勋同志才能切实地了解到逃港的根源是什么，并且能够做出相应的举措，在举措与制度发生一些冲突的时候，自然而然，习仲勋同志就会积极地向中央反映，他表达广东人民的诉求，他向中央要政策，他要广东先行一步的权力。所有这些，逐渐地酝酿成型，成为改革开放的一个催化剂。

采访者：也就是说，没有习仲勋同志深入基层的调查，也就不会这么迅速地促成广东改革开放的“先行一步”。

杜：是的，完全可以这么讲。事实胜于雄辩——这个逃港，持续了多少年？从50年代初就开始了，60年代初又一次高潮，之后一直持续不断，为什么一直解决不了？这个明显就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

到习仲勋同志来广东的时候，情况已经非常恶化，非常严重了。你知道，人心一完，就什么都完了。习仲勋同志面对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可以说是力挽狂澜。一方面他是在有效地遏制，一方面是在有效地疏导。怎么疏导呢？在可行的范围内给人民群众解决一些问题；同时，积极向中央反映问题、要政策、发展经济，缓解矛盾。

在这个问题上，习仲勋同志把握的还是群众路线这个关键方法。人民群众需要什么？人民群众当然需要吃饱穿暖，发展生产，发展经济，过好的生活，不要成天乱批乱斗，乱搞运动，这样人民群众的生活才能有保障，才有安全感，社会才会稳定。

在这个事情上，习仲勋同志一直在跟省委的其他领导同志们研究解决办法，提出解决办法，在成熟了以后，向中央写了详尽的报告。这个过程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因为它不仅是要权，要政策的问题，这些只是表象，实际上，这里面深层的意义是开启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篇章。

这个就是习仲勋同志敢为人先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而这，也是建立在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严谨的调研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些扎实的群众工作，也就不可能产生后面一系列远见卓识的举措。

改革开放以后，又过了几年，习仲勋同志又来到广东，一看深圳的情况，确实大有好转了。我的印象中，第一次到香港去，我在那儿拼命照相，真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太壮观了，太发达了！现在呢，广东比香港发展的速度要迅速得多，而且已经远远超过了。早在十多年前，21世纪初，广东的经济总量就超过了新加坡，2003年超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现在，广东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台湾地区，2014年，已经超过了韩国。

遗憾的是，习仲勋同志如今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如果今天他还活着，他就能欣慰地看到，我们的年轻人还往香港跑吗？他们去，也是去购物、去玩、去消费，不是去逃难了。而香港同胞反而要到我们这边来投资，来置业。香港的市场环境趋于饱和了，他们来大陆投资，才能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香港的房子太贵了，他们要到大陆来买房子，才能住得又宽敞，又明亮。这说明了仲么？经验证明，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建设特区，种种的这些政策，完全是正确的。

现在经过30多年实践，广东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全国又有多大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印象中，我们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和美国差距是巨大的，我们这么大的国家，领土比它大，人口比它多，经济总量却只是美国的十几分之一。现在，我们国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总量已经排在第二位了，接近美国经济总量的90%了，这个真是不得了，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现在，我们党中央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从广东和全国各地的实践来看，这个决策是绝对不能动摇的。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接近美国了，但我们的人均水平还是很低的，还需要再接再厉，所以，如果不改革，不开放，怎么能强国富民呢？

饮水思源，从根本上来说，改革开放是很多我们党的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共同开创，共同开拓的，共同推动的。而习仲勋同志就是这些开拓者中的一员，可以说，习仲勋同志的敢为人先，他的仗义执言，他的秉笔直书，在关键的历史时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可以说都是经过他结合真正的实际情况，经过他辛辛苦苦、日复一日的基层调研，分析总结，一点一点地从群众工作中积累而来的。

采访者：此外，您能否再讲一讲习仲勋同志工作和生活中的其他细节？

杜：好的。习仲勋同志一向是很平易近人的。在工作上，他对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非常严格，但是他在生活上对我们又非常关心，习仲勋同志的秘书、警卫员、省委的领导、县里的基层干部，我数也数不清的人，很多都在习仲勋同志家里吃过饭。我在他家就吃过很多次饭，不过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习仲勋同志家里做好了饭，让我吃，我却没吃。

那天是开会结束晚了，习仲勋同志他下班不喜欢坐车，我们一起走路回家去，走了十五分钟，到了他家。他就跟我说：“小杜，你不要走了，叫王师傅多下点面条，咱们一起吃吧！”

后来王师傅也没下面条，他热了四个馒头，又煮了小米粥，又搞了两个素菜，一碟猪肉炒大葱。后来我一看，没敢吃，我怕一吃起来，四个馒头都给我干掉了，习仲勋同志就要饿肚子了。这样，我就找了个理由先告辞了，踩单车回到家吃的饭。

我们在习仲勋同志身边工作，习仲勋同志待我们就像自己家人那样亲切，但是原则问题，他又非常严格。所以我们从来也没人敢打着习仲勋同志的旗号办自己的私事。那时是七八十年代，官僚主义风气是挺严重的，特权是很好用的，加上那时候很多东西都缺，想买点什么紧俏的东西，想用个车，还有我们以习仲勋同志的名义办点儿什么事，那肯定是易如反掌。

但是，首先我们一定不会那么做。有句俗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习仲勋同志身边工作，就会潜移默化地受到他优良品质的影响。而且，假设我们想搞点儿特权，办点私事，也不敢，我们知道习仲勋同志对这是深恶痛绝的，谁触犯了他的底线，那后果肯定是很严重的。

所以，包括张志功同志，包括琚立铭秘书长，包括我，所有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习仲勋同志对我们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格。习仲勋同志后来回到北京了，但是这些良好的作风，我们依然能够一直保持下来。这都是因为，习仲勋同志严于律己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对我来说，习仲勋同志回到北京，我不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但是他留给我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一直传承下来。后来我升迁，调动，直到后来当政委，成为师级干部，再后来退居二线，被聘任为广东警察协会会长。无论身居何职，有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忘，无论何时，我永远都提醒自己——我是在习仲勋同志身边工作过的人，我的所作所为，绝对不能给他老人家抹黑。

因为有了这个主心骨，我的原则就是：我工作，我就是给大家办事，就是给群众服务。关于我自己的事，住房，我按照规定；用车，我按照规定；无论大事小事，绝对不搞特殊化；不占公家便宜；不以权谋私；不脱离群众。我就是觉得，我们应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把像习仲勋同志这样有着优良传统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传承下来。

这些就是我回忆的习仲勋同志在广东主政期间的思想、功绩，他对群众路线的践行，他心系群众的精神，我向他学习，从中所产生的一些感悟。我谈的这些，希望能对你们的书有用，同时我也希望你们以后能多出版弘扬像习仲勋同志这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优良作风的书，让现在的官员能够学习，群众能够了解。而且这些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内容，也对青少年读者的成长非常有好处，这些都是整个社会非常宝贵的精神食粮。

最后，我想引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话对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期间，乃至他革命的一生，都是一个很好的诠释。习仲勋同志，他就是甘为孺子牛，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在为群众谋福利的革命生涯中，习仲勋同志实现了他卓越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