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群众保留历史文物

采访对象：安启元

采访组人员：严宏伟 邱然 陈思 郑国强

采访日期：2014年7月13日上午

采访地点：安启元同志办公室

安启元，

生于1933年7月，陕西临潼人，1953年4月入党，1956年6月参加工作，西北大学地质系石油天然气勘探专业毕业，高级工程师。

历任大庆石油会战井下技术作业指挥部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石油工业部地球物理勘探局局长，国家地震局党组书记、局长，西安市委书记，陕西省委副书记，中纪委常委，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政协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曾为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代表。

习仲勋同志鼓励文物工作者继续做好城墙的保护工作。他说：“城市的历史要延续下去，应该留下一些历史符号，没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就是空的。中国是文明古国，一定要把老祖先留下来的东西保护好，不然人家外国人不相信你是文明古国，因为你没有实物。把这个事情做好了，也可以对人民群众进行历史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给子孙们留下教育的实物。要把剩下的那些豁口都连起来，不连起来就不算完整，连起来才能叫完整的城墙，再过200年也是文物嘛！”

——安启元

采访者：安启元书记，您好！我们中央党校出版社现在正在策划出版《习仲勋与群众路线》，这本书采用访谈的形式，走访一些和习仲勋同志共同工作过，或者有过接触的老同志，通过大家的讲述，“以面带点”地再现习仲勋同志在他一生的革命历程中群众工作的细节。这次我们很高兴能有机会请到您来谈一谈相关的历史。

安启元（以下简称安）：你们的这个选题是很有意义的，习仲勋同志在他70多年的革命生涯当中，一直有着深厚的群众感情，在工作上也非常注重密切联系群众，他的一生一直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鞠躬尽瘁地为人民群众服务，是我们后代人崇高的榜样。

1956年我在甘肃陇东教过一段书，同时也做石油勘探工作。那里有一个西峰镇，我住在镇上的党校宿舍里。我在西峰的西河沟搞石油勘探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跟我聊天说：“习仲勋来过我们这儿，就住在我家，还帮我们家干过活，挑过水呢。”甘肃是缺水地区，当地人吃窖水，吃水的时候都是从窖里把水打出来，再担上担子，担到家里倒在水缸里面。我当时半信半疑，因为我不知道习仲勋同志是否来过这个地方，群众记错人了也是有可能的。后来很巧，有一次在大会堂开会，习仲勋同志作报告，讲起了当年革命工作的事情，他跟我们讲：“那个时候的工作很危险，我随身都带着枪。那年我在西峰的西河沟住，晚上睡觉的时候，枪也要在枕头旁边放着。这样一旦有了情况，抄起枪就可以参加战斗。”当年我听到习仲勋同志说这个事情，才明白他确实去过西峰镇的西河沟，这个事情就对上茬儿了。

习仲勋同志是农民的儿子，是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是一位杰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陕西的活动主要是在抗日战争前的学生运动和土地改革期间，以及后来在苏区主持西北局工作的时候。在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习仲勋同志始终秉持着为群众办事，为群众服务的宗旨，他和群众在一起学习、工作、生活，特别注重深入基层和实事求是，一直以来，他对人民群众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始终把群众的事业放在第一位。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后辈好好学习的。

采访者：您在北京工作期间和习仲勋同志的接触比较多？

安：是这样的。我是1977年到北京工作的，20世纪80年代初，习仲勋同志从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上调到中央，回到北京，从那以后我和习仲勋同志的接触就比较多。我去过他办公室，去过他家里，他几个办公室我都去过。我也向他汇报过一些事情，请教过一些事情，他都非常细致地和我谈，和我探讨，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

大概是1986年的时候，我到中央办公厅去做一个工作汇报，之后又开了一个会议。会议结束以后，习仲勋同志让秘书来找我，说想约我谈一下临潼县（现在的临潼区）的骊山滑坡的事。当时骊山面临一个比较危急的情况，由于地质和自然现象的原因，面临着发生滑坡的危险，而骊山的下面就是华清池^[2]。华清池有很多珍贵的古代文物建筑，旁边就是五间亭，那里发生过著名的西安事变，而且是蒋介石曾经住过的地方。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住在那儿，张学良、杨虎城去捉蒋，要求他抗日，蒋介石翻墙跑了，跑到骊山半山腰，藏在一个石头后面，到第二天天亮以后，士兵到处去找他。在半山腰的一个大石头后面把他抓住了。

骊山比较陡，当时已经有了要崩塌的迹象，如果塌下来，那些古代文物就都会被毁坏。习仲勋同志知道这个事之后，想起我是学地质的，他就找我，问我骊山的具体情况，他说：“你是临潼人，又是学地质的，那里的情况你应该比较了解。”我就实话实说：“我现在还不是很熟悉，我得先了解一下。”后来再一次开会的时候，他见到我就问：“你给我看看那里的情况。”我说：“哎呀，那个地方的资料我查了，但是这次我没有带。我现在回去取。”然后我就立即回到国家地震局取了整理的资料，又赶到中央办公厅，去给他汇报。当时是办公厅主任王兆国接待的我，他说：“你先在这坐一会儿，仲勋同志那还有一个客人。”

后来，我就向习仲勋同志汇报了整整一个下午。他对这个事情特别关心，问得非常详细，我回答得也很详细。他问我：“那里住了多少户人家？当时危险程度怎么样？华清池与骊山离危险区的距离有多远？古建筑离塌方危险区有多远？五间亭危险不危险？”这些问题我都一一做了回答。

他还问：“你估计什么时候滑坡的可能性最大？”我就给他详细地解释了一些专业上的问题：“有塌方危险的地方，这里的地质特点是沉积物堆积下来的，它的凝固性比较差，不像石头，石头摆在那是硬的。那里都是很松散的东西，随时都有滑坡的危险。一旦下雨，特别是雨量大的时候，雨水容易从裂缝里面流下来，水流下来以后，起一个润滑剂的作用，这个时候最容易滑坡了，这个滑下来的力量是很强的，整个华清池都可能被摧毁。”

习仲勋同志一听，脸上的表情就变得非常忧虑，他说：“那群众怎么办？”

我说：“那我们加强注意吧。”

他说：“怎么注意？”

我当时就给他说了我们会在两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方面是用仪器监测，滑坡的话不是马上就滑下来，而是一点点地滑的，我们就用仪器监测看什么时候动，动的速度可能越来越快，距离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我们要打桩，在那个山根底下打水泥桩，把山体固定住，用钢筋水泥把它凝固住。底下凝固了，就能把可能滑坡的山体挡住，就滑不下来了。

对这两个措施，习仲勋同志又进行了仔细的询问，问得很细致。后来国家地震局和西安市对这项工作都非常重视，西安市成立了一个滑坡办公室，专门研究和解决这个事情。当时我们派了测量队，对骊山整体进行测量，并拟订方案开始治理。后来我们按计划采取的措施都是非常有效的，现在将近30年了，骊山还是很好的，很牢固。

当时滑坡带那里住了几百户人家，如果不进行有效的治理，这几百户人家是很危险的。文物方面，除了华清池的一系列古代文物以外，还有五间亭。现在那个地方已经是风景区了，游客很多，人上去很容易，有台阶，游览的人也很多。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习仲勋同志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对古迹文物的安全是非常重视的。他心里关心群众，人民群众的利益在他的心中永远是第一位的。

采访者：对骊山滑坡的治理，不仅保障了当地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当地的文物古建筑免受自然灾害的破坏，这让我们联想到之前有同志提到过“习仲勋同志保护西安古城墙”的事情。您对这件事情了解吗？

安：这个事情我是了解的。西安市的城墙，是在明代洪武年间^[3]在原隋唐长安城皇城墙的遗存上扩建而成的，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垣建筑。习仲勋同志对保护西安古城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西安城的古城墙能够很好的保存下来，与习仲勋同志为之付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西安是我们国家历史最悠久的古都之一，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是著名的国际性旅游城市。每年，都有很多世界各国的名人、政要来西安访问和参观，也有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大批游客慕名而来。他们一到西安，就会先看到壮观的古城墙，这在世界上都是罕有的，纷纷与宏伟古朴的城墙合影，这让陕西人民非常自豪。

建国初期，西安开始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那个时候人们的热情很高，但是往往忽视了对历史文物的保护工作，为了加快建设的速度，就有人曾经建议拆掉“碍事”的古城墙，好让水路比较容易施工。当时有人提出这个建议，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西安经历了建国前的战乱年代，西安的古城墙在战争中损坏严重，很多地方都塌了，很破败，很难看，大量的城砖被人搬走了，要修复又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所以才有了拆除的建议。习仲勋同志对这个事情很重视，1950年4月7日，习仲勋主持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集体办公会议的时候，就把西安城墙的问题列为议题，让大家进行讨论。大家对此纷纷各抒己见，有的主张拆，有的主张留。习仲勋同志倾听了每一位同志的意见，最后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工业建设的规模还是有限的，如果只是为了修理水路而拆除城墙，牵一发而动全身，会造成一定的混乱，习仲勋同志从这个角度来劝说那些主张拆的同志，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会议最终形成了决定，古城墙不要拆除，而且要进行保护。之后，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出了《禁止拆运城墙砖石的通令》。这样，西安古城墙就得以保存了下来，可以说逃过了一劫。

到了1958年，全国上下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很多古城拆除了旧城墙，扩大了城市建设的规模。北京城的明代城墙就被大部分拆除了，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当年，西安也受到了影响，有很多人都在向政府提建议，要求拆除西安古城墙，扩大西安的城市建设规模。到了6月中旬，拆除城墙开始提上了议程，西安市委文教部、市政协、文史馆、参事室、文化局、公安局、教育局、房地局、历史博物馆、西北工业设计院等单位的负责人，在西安市人民委员会的召集下，和一些专家学者开了一个座谈会，一起讨论西安城墙到底拆还是不拆。会议同样分成了观点不同的两种意见。认为应该拆的，说城墙是古代的军事堡垒，打仗时抵御敌人进攻，但是这个军事作用现在已经没有了，原子弹和氢弹瞬间就能毁灭一个城市，城墙在现代战争中是毫无意义的，没有继续保留的必要；留着城墙，就要不断的维护和修缮它，浪费人力和财力。况且，城墙遇雨水冲刷，发生坍塌，就会威胁到人民群众的安全。如果要作为古迹长期保存，势必还需要一大笔维修费用。如果拆了城墙，则好处很多，西安不用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维修城墙了，而且拆下的城砖、城土还可以作为建筑材料加以利用。拆掉城墙，西安城一下就多了很多的建设用地，并且和城外连成一体，交通更加通畅，也有利于城市建设的开展。“拆除派”认为，说起保护文物古迹来，城楼确实是有着很高的文物价值，应该保留。但是城墙的文物价值和美学价值就差的远了，拆掉也谈不上是什么损失。主张保留的同志，认为西安城墙与城楼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已经成为了城市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拆除了，西安城就失去了它历史文化名城的基本特点。而且，中央有规定，超过300年历史的古迹都是文物，都应该保留。西安城墙远远超过了这个年限，是更为珍贵的历史文物，拆掉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

西安古城墙现状。

两派争执不下，但是“拆除派”是占了多数的，最后还是要服从多数的意见。到了1958年9月24日，中共西安市委就向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了拆除西安城墙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经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党组研究，并经市委常委会议讨论，认为西安城墙可以不予保留，今后总的方向是拆。为了便于人民以后瞻仰，只保存几个城门楼。但目前可将需要拆除的地方和危险的地方先予以拆除，暂不组织大量的人力全面集中搞。今后将按照城市发展的需要结合义务劳动，逐步予以拆除。”10月25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批复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原则同意你会关于拆除西安城墙的意见。拆除工作应该做出计划，逐步进行。目前首先拆除建设发展需要和有倒塌危险的部分。对城门楼阁应严加保护，不予拆除。”

因为当时对文物的保护，如今我们还能见到古城墙的雄姿。

批复下达以后，拆除工作就开始准备了，西安市建设局制定了拆除城墙的计划意见书。12月25日，西安市人委根据计划书，正式启动了拆除城墙的工程。在很短的时间内，城墙上面的垛口差不多都被拆光了，南侧城墙西段位置也有大量的城砖被拆走。这一下就惊动了大量的文物工作者和很多注重保护城墙的专家学者，他们对此非常不满。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武伯纶先生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深知保留西安古城墙的历史意义，在他的带动下，陕西省文物工作者王翰章、贺梓城、范绍武、王世昌等同志，找到西安市领导，要求立即停止拆除城墙的工程，但这是已经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批复同意的决定，不会因为他们几个人的意见就推翻，因此他们的反映被置之不理。这几位同志见事态紧急，如果再拖延下去，西安城墙就会被拆光，他们立即以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名义发电报给国务院反映情况，恳请国务院领导能够干涉并阻止拆除工作，保护西安古城墙。

1961年3月4日，西安城墙被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正是习仲勋同志。他对人民来信来访向来是件件不落，全都要亲自阅读和回复。当他看到了来自西安的电报，对这几位文物工作者的意见非常赞同，把西安古城墙保存下来，保护下来，是一个保护文物古建筑的原则问题，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习仲勋同志马上致电陕西省和西安市，命令他们立即停止拆除城墙。这一下，习仲勋同志又把西安古城墙从“鬼门关”硬生生地拉了回来。

很快，习仲勋同志就向文化部下了指示，委托他们研究西安古城墙的保护问题。1959年7月1日，文化部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建议保护西安城墙的建议》。建议指出：“据我部了解，在西安城市建设过程中，西安城墙已有部分拆除。西安城墙具有悠久的历史，宋、金、元各代均因隋唐旧城故址筑城，据志书记载：‘隆庆二年巡抚张祉瓮以砖’‘崇祯末巡抚孙传庭筑四郭城’城墙东西长七里余，南北长五里，周二十五里，高三丈四尺基厚六丈，顶宽三丈，旧有四门，并保存有城楼、箭楼、角楼等。建筑雄伟，规模宏大，是我国现存保存最完整而规模较大的一座封建社会城市的城墙，也是研究封建社会城市规划、军事历史的实物例证和研究古代建筑工程、建筑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据了解，西安城墙在现在都市规划中，可以不妨碍工业建设的发展。因此我部认为应该保存，并加以保护。”

1959年7月22日，国务院据此向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发出了《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要求认真研究办理。紧接着，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把国务院的通知转发给了西安市人民委员会，要求他们根据通知的精神，研究出一套办法，把西安城墙好好的保护起来。并且西安市委于年底发布了公告：“自即日起，严禁拆取城砖、挖取城土以及其他破坏城墙的行为。”1961年3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西安古城墙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十年以后的80年代初，中国刚刚结束“文革”不久，百废待兴。西安城墙在动乱年代缺乏保护，很多地方损毁、破坏严重。新华社记者卜昭文撰写了一篇题为《我国唯一的一座完整的封建古城垣遇到严重破坏》的文章，发表在1981年11月22日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2852期上，这篇文章详细描写了西安古城墙现在的受损程度。习仲勋同志恰好读到了这篇文章，内心很是焦急，就让他的秘书向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反映这一情况，让他们去调查这篇文章所反映的情况。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调查后，了解到文章所反映的情况属实，就拟定了一份《请加强西安城墙保护工作的意见》，直接发函给陕西省人民政府，该《意见》较为详细地提出了三项保护措施：一是希望按照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的精神，责成西安市人民政府切实做好保管工作。要划出必要的保护范围，竖立保护标志与说明，并且建立科学记录档案，设置专门的文物保管机构。二是应有一个统一的规划方案，制定维修保护办法。所有的占用单位要限期迁出。今后城墙的保护由专门机构负责管理，并将保护维修纳入城市规划建设之中。三是以政府名义公布保护城墙的命令或条例。自命令公布之日起，严禁乱拆城砖，乱挖墙角的破坏行为。如有故犯者，不论大小机关、公私人等，均应依法惩处，为首者应予严惩。陕西省收到《意见》函之后，就以送阅件下发。根据《意见》函的指示，西安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告》，并且主导建立了“西安环城建设委员会”，在委员会这一专门机构的保护下，城墙得到了应有的维护和维修。

经历了数年的维修和建设，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安古城墙除了西安火车站广场处没有修补连接外，其余全部整修完毕。西安环城建设委员会的负责同志在这期间曾到北京看望习仲勋同志，给他汇报了西安古城墙的保护工作和建设情况。当得知城墙保护得很好时，他非常高兴，表示要这位负责人代他给战斗在一线的文物工作者问好，鼓励他们继续做好文物保护工作。他说：“城市的历史要延续下去，应该留下一些历史符号，没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就是空的。中国是文明古国，一定要把老祖先留下来的东西保护好，不然人家外国人不相信你是文明古国，因为你没有实物。把这个事情做好了，也可以对人民群众进行历史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给子孙们留下教育的实物。要把剩下的那些豁口都连起来，不连起来就不算完整，连起来才能叫完整的城墙，再过二百年也是文物嘛！”

到了2004年12月，西安古城墙的最后一个豁口，即西安火车站广场处通过桥形城墙连接了起来，习仲勋同志生前的愿望得以实现了。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习仲勋同志对文物保护非常重视，西安的城墙也是出于他“为人民群众保留历史文物”的心愿而保存下来的。这个在今天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是在当年的大环境下，能有这样的见识和举动，是不容易的。

当时全国上下都在拆文物，包括北京，各省会的城墙大部分拆得都没有了，西安城墙能保存到现在，习仲勋同志立了一个大功，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所以我就联想起他保护骊山的事情，这是习仲勋同志一脉相承的思想体现，他看得很远，想得也很深。

采访者：1988年您从北京调到西安担任领导工作之前，曾经和习仲勋同志有过一次谈话？

安：是的。我到西安工作之前，我去习仲勋同志家里拜访他。我就想向他请教，我说：“我就要到西安去工作了，您有什么要交代给我的，要嘱咐我的，还有您在陕西的工作经验，给我讲一讲吧。”习仲勋同志对陕西当然是很熟悉了，他打开话匣子，就讲了很多。

习仲勋同志首先跟我讲，陕西人为我们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像延安这个地方，差不多每个家庭都有阵亡的人，都有为革命而牺牲的人，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延安这个地方现在还是很穷、很苦、条件很差。他跟我说，你到陕西工作，一定要把延安人民放在心上，此外还包括榆林地区，这里的群众为我们的革命事业做了很大贡献，要努力让这里的群众过上好日子。

习仲勋同志始终心系老区人民，始终不忘这些为革命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和牺牲的群众。那次，我们谈的事很多。他跟我讲，陕西，特别是陕北的很多地方，还是靠天吃饭，水浇地不多，所以一定要重视农业发展，以粮为纲。而且对农村，要注重搞好养殖业、自留地，这些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副食，关系到他们的生活质量，这些都要搞好。还有，农民的副业要认真抓好，像活跃经济的农贸市场要大力发展。

他还给我讲，农业是重中之重，一旦农业搞不好，社会就会不稳定；工业不搞好，经济就活跃不起来。他当时还讲到了石油工业，他说：“小安，你是搞石油的，你多下下力气，把陕北鄂尔多斯地区的石油勘探和开采工作抓好，大庆能搞到5000万吨，要是把陕北搞好的话应该不会比大庆差吧。”实际上，习仲勋同志的这个预言是正确的，现在这个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已经超过5000万吨了。他还跟我讲：“你在大庆会战干得很好，大庆当时很艰苦，但是后来搞得很好，发扬了大庆精神。延安更应该发扬延安精神，把陕北的石油搞起来。”

他还讲，陕西现在农民人均收入比较低，一定得让农民富起来，我们这个国家好不好，最关键的还是要看农村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农村好了，一切就都好了。他还说，我们农村的面积比较广大，从贫困程度来讲，农村是非常穷的。

1988年的时候，习仲勋同志特别关心陕西的旱情。他经常问我：“最近有没有降雨？群众现在情况怎么样？”和习仲勋同志谈话，话题从来都离不开群众，他一直都是关心群众，都是谈群众的事，他这一生，可以说始终都和群众在一起，和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

采访者：在1989年春节期间，习仲勋同志回陕西看望家乡人民，体察民情，那个时候您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陕西省委副书记、西安市委书记，也负责接待和陪同习仲勋同志，能否帮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

安：好的。1989年春节的时候，习仲勋同志回陕西看望家乡人民。大年初三，我们一行人陪同他到宝鸡市去看望群众。在国有长岭机器厂，他视察了工厂的生产，也了解了工人生活的情况，还亲切地慰问在喜庆佳节之际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并给他们拜年。习仲勋同志到了电冰箱生产车间时，他用洪亮的声音向工人们大声说：“工人同志们辛苦了，祝你们新春愉快！”整个车间都沸腾了，大家高兴地给习仲勋同志热烈鼓掌。他还仔细询问了工厂的生产情况，他说：“要搞先进技术，要日新月异，争取时间，搞竞争不争取时间不行！”

习仲勋同志还到秦明医学仪器有限公司去看望工人群众，这是一家中美合资的高新技术企业，生产心脏起搏器等设备，习仲勋同志到车间里，向坚守岗位的工人们致敬，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

随后，习仲勋同志瞻仰了位于宝鸡河滨公园的宝天铁路英烈纪念碑，并敬献了花篮。习仲勋同志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期间，领导修复建设了这条西北铁路交通动脉。这座纪念碑于1952年10月1日落成，碑上篆刻着彭德怀同志的题词，还有习仲勋同志当年所题的“功在西北永志不忘”八个大字。习仲勋同志在纪念碑前肃立了良久，缅怀英烈，接下来，对陪同的同志说：“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英烈们忘我劳动、不怕牺牲、勇当开路先锋的革命精神，把宝鸡建设得更美好，把陕西建设得更美好。”

习仲勋同志还到宝鸡市的凤翔县纸坊乡六营村去看望群众，群众知道他要来，早早就在等着他了，习仲勋同志一下车，农民就把他围了起来，热情地跟他握手，当时那个情景是非常感人，非常热烈的。习仲勋同志握着农民们一双双粗糙的手，热情地说：“看到你们一个个喜气洋洋的神情，就知道你们过得很好。希望你们好好干，日子越过越好。”大家热烈地鼓掌。

习仲勋同志到一位年轻的农民泥塑家胡新民的家里做客，坐在炕头和胡新民聊天，并且问他，泥塑现在搞的怎么样？收入怎么样？胡新民介绍说：“彩绘泥塑在过去俗称‘耍货’，我家祖辈以此手艺为生，用这个‘耍货’换些柴米油盐养家糊口。‘文化大革命’中当‘四旧’给破了，现在政策好了，我们又搞起来了，而且越搞越大。”习仲勋同志听了很高兴，点了点头说：“你这是实话！现在党和政府支持你们，要大胆地干，往前闯，把我们民间艺术挖掘出来，并且有所创新，有所提高。”习仲勋同志还问了胡新民泥塑的各方面的制作成本、技巧、利润等等，胡新民都逐一回答了，他还跟习仲勋同志介绍说，自己还到过美国，给里根表演过泥塑制作呢。习仲勋同志说：“这不容易，这样年轻，就漂洋过海，为国争光，还是后生可畏呀！”

紧接着，胡新民一家人就为习仲勋同志现场表演了彩绘泥塑制作，看着那些毫不出奇的黄泥巴在胡新民灵巧的手指下变成了精美的小人、动物，漂亮的工艺品，习仲勋同志连连称赞，他说：“你们的彩绘工艺很有特色，古色古香，生动质朴，这就是我国民间工艺的魅力，难怪美国总统也感兴趣哩！”

习仲勋同志在六营村还查看了村民的住房情况，还向村干部问了农民生产生活的状况，他还特意问了陪同的领导，村民的收入情况怎么样，并嘱咐说：“要帮助农民放开手脚干，泥塑这样的好东西，还怕没人要？要把规模再搞大一点，向批量生产发展，带动全村群众致富。”

习仲勋同志在西安期间，我还陪同他到陕西西安的农贸市场去视察，那个时候我们的农贸市场比较拥挤。买菜的市民很多，当大家知道习仲勋同志来看望家乡人民了，群众都很激动，习仲勋同志就不时地向群众招手，打招呼。警卫人员在前面开路，就把群众驱赶开，好让我们一行人顺利通行。当时习仲勋同志非常生气，就对警卫人员说：“我们走路，群众也走路，你不要让人家让开。人家也是来菜市场买东西的，你们这样会让群众反感。”

这件事给我的感触很深，习仲勋同志确实是体贴民心呀，他的心是贴着群众的，而且他始终注意不要脱离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