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第一个敢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给广东“放权”的人

采访对象：李灏

采访组人员：陈宪宇（统筹） 严宏伟 邱然 陈思

采访日期：2014年4月17日下午

采访地点：深圳市老干部活动中心4楼会议室

李灏，

1926年12月出生，广东电白人。

抗战胜利后，考入中山大学读书，1947年参加地下学联，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3年前后，任国家计委经委组长、处长。

国务院工交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建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专职委员，对外经济贸易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经委秘书长。

1983年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副书记。

1985年8月，任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市长。

1986年5月，任深圳市委书记兼深圳市市长。

1993年，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习仲勋同志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给了中央深刻的启示，所有人都意识到——给广东放权，让广东先行一步，成为率先开放搞活的先头部队，这就是我们的突破口。习仲勋同志的发言对广东冲出一条路，先行一步，起了重大的作用。

——李灏

采访者：李灏书记，您好！现在我党正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了配合这次活动卓有成效的开展，我们中央党校出版社策划《习仲勋与群众路线》这样一本书，采取一对一实地采访的方式，主要是采访像您这样在工作上与习仲勋同志长期共事的老同志，从你们的观察和记忆中“以面带点”，落脚点就是习仲勋同志的群众路线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

李灏（以下简称李）：你们这个选题非常好。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一个根本工作路线，是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大家一讲起群众路线，很容易就联想到关心群众，向群众访贫问苦，再进一步讲就是倾听群众的意见，为群众办事……其实，对群众路线的理解，并不仅仅局限于此。群众路线的根本宗旨是，一切都是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要实现我们的目标，也是要靠群众。如果你作为一个领导，不关心群众，不依靠群众，你肯定是失败的，你做的事情也是没有意义的，也不符合我们党的宗旨。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群众的利益。

习仲勋同志是我党一名功勋卓著、才华横溢又带有传奇色彩的领袖人物，受到人们广泛关注和敬仰。我是1953年从广东调到国家计委工作，虽同属国务院系统，但仍然没有机会与仲勋同志有过直接接触。直到1962年，我随领导去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开始阶段，都是谈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问题，会议进行比较顺利。但到中后期，突然传来消息，说有人批评各地不抓阶级斗争，这次会议也要议这个问题了。特别是会议快结束时，又冒出一个关于《刘志丹》那本小说的问题，把习仲勋同志也牵涉进去，让人更加意外，议论纷纷。我就问我的领导，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也不清楚，也十分意外，他还说，刘志丹和习仲勋都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创始人，是战友，毛主席对习一直很器重，后来调国务院任秘书长、副总理，也是毛主席的意见。习在国务院工作，成为周总理的得力助手，即使有点什么事，周总理也会关照。此次北戴河会议后，在北京又开了中央全会，据领导对我讲，这次会议康生抛出“利用一本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谬论，实则是康生一伙上纲上线要整人。

习仲勋同志就从那时开始经受了16年的磨难，他被拉回陕西批斗、关押，后来又被下放到洛阳。那些年，全国受到迫害的领导干部很多，有些人就熬不过来。习仲勋同志甚至有6年左右的时间，家属都没有和他见过面。但是他一直努力保持好的心态，休息、积蓄力量、锻炼身体。一直熬到了1978年，他在几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帮助下，终于重新获得了继续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力量的机会。

1978年4月，习仲勋同志到广东工作的时候，面对的是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的局面。广东很多老百姓没有菜吃，没有肉吃，缺衣少穿，物资供应严重不足，逃港问题也很严重。当时习仲勋同志自己的历史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中央还没有正式给他平反，但他完全不顾这些个人的问题，扎实地投入到非常艰难、烦琐辛劳的工作当中。下基层，到工厂，到田间地头，和基层干部开座谈会，平反冤假错案，反偷渡外逃，发展贸易，开放边境，搞活经济，向中央要权，筹划建立特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习仲勋同志以超乎寻常的拼搏精神和强大的意志力，为广东在时代转折时期的发展做出了异乎寻常的贡献。他在做任何工作、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都是从群众的利益出发的；他在做任何决策的时候，都是以扎实的基层调研为基础的。这种工作方式，绝不仅仅是一个能否秉持群众路线观点的问题，而是需要真抓实干，真枪实弹地去付出巨大的工作量才能够支撑起来的。所以，今天我回忆起习仲勋同志在广东，以及他后来回到中央的工作历程，心中充满深深的感动和敬佩。

采访者：您和习仲勋同志第一次接触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能否回忆一下这段历史？

李：我和习仲勋同志最早接触是在1979年，那时他已经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当时，广东的管理体制，与其他省市没有什么区别，还是延续旧有的一套，对外是闭关锁国，对内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上想发展经济非常困难，很多通过正常手续就可以开展的工作，却需要一个关卡一个关卡地过，在重重阻碍下，很多该做的事情就不了了之。习仲勋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建议，给广东要权，争取广东“先行一步”的有利条件。

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并在后来不同的历史时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就，这是包括习仲勋同志在内的一批有着远见卓识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推动、共同开拓的结果。

但是，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可以客观地说，如果习仲勋同志没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结合自己深入基层、贴近群众调研的成果反映广东的实际情况；如果他没有那么敢讲实话，敢于尖锐地、鲜明地提出给广东放权，广东就可能还会徘徊不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于农业、工业以及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危险，各个方面的干部群众都意识到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的低效率和严重僵化。大家更是深切地感到高度集中的体制非改不可了，但具体怎么改，谁也没有明晰的方向。1977—1978年，中央派出了一系列出国考察团，掀起了一股“走出国门，借鉴先进国家经验，开阔眼界，打破僵化思想”的潮流。当时，谷牧同志率团出访西欧五国，回国后起草了对西欧五国的考察报告，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听取了谷牧同志的汇报，在讨论中普遍赞同，为了改变落后现状，必须打开国门，大胆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与此同时，对现行的管理体制也要进行某些改革，对地方和基层适当放权，呼声很高。

所以，“给地方放权”这个观点并不是中央工作会议才有的，也不是习仲勋同志首先意识到的，但他是第一个敢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这个观点的人。这个提议客观上影响推进了中央的决策，从而深切地改变了广东的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习仲勋同志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给了中央深刻的启示，所有人都意识到——给广东放权，让广东先行一步，成为率先开放搞活的先头部队，这就是我们的突破口。习仲勋同志的发言对广东冲出一条路，先行一步，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大力推动了当时还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的扩大地方自主权的共识，使广东先行一步成为现实。这是习仲勋同志为广东，乃至为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那么，习仲勋同志为什么能够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提出这样的观点？为什么他能成为第一个直接影响中央决策的人？最直接的因素就是他深入基层调研的工作方式。他深切地了解各种问题的症结，实实在在地理解群众的疾苦，知道群众的诉求和愿望，明白我们的体制需要做出怎样的变革，所以他才能更迫切地希望当时只停留在理论上的观点变成现实，才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声疾呼。可以说，习仲勋同志发出的呼声，实际上就是人民的呼声，是他通过大量的、扎实有效的群众工作得来的。

采访者：那么接下来，您也见证了在习仲勋同志的努力下，广东的“先行一步”成为现实。

李：是这样的。1979年5月，中央就委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同志率团来广东调研，协助起草文件。我当时在北京工作，也是作为工作组成员，跟随谷牧同志到广东参与起草《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当时，广东省成立了由王全国、曾定石同志牵头的起草小组，准备迎接工作组的到来。

1979年6月，广东省委向国务院上报《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

我们一行人跟随谷牧同志坐火车去广州。当我们到达广州火车站时，发生了一件小事。这件小事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到现在也记得很清楚。当天，习仲勋同志亲自到火车站接工作组，当时有个通道比较狭窄，人群通过得比较慢。现场的警卫为了维持秩序，对周围的群众大声吆喝，要他们尽快躲开让路，态度比较粗暴。习仲勋同志看到后很不高兴，当时就批评了这些警卫，他说：“你们怎么这样粗暴无礼地对待群众？人家也是上下车，人家也是要走路的，你们维持秩序要好言相劝，以后你们对群众不能这么没有礼貌！”

这件事虽然只是一两分钟、一两句话的小事，但这对当时在场的同志都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习仲勋同志时刻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的优秀品质。

习仲勋同志接我们一行人到达省委招待所后，亲自陪同工作组同志用餐。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习仲勋同志严谨细致、扎实深入的工作作风和对工作组工作的重视程度，给我们每一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习仲勋同志把他主政广东以来在基层调研到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汇总，得出一些宏观性的议题，向工作组面面俱到地汇报，梳理出了广东急需解决的问题和下一步的工作重点。谷牧同志也讲了话，对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做出了指导。

在谷牧同志和习仲勋同志的指示下，省委、省革委会委托广东方面的王全国、曾定石，以及中央工作组的甘子玉与我和其他同志一起研究和起草文件。我们这个临时组成的起草小组经过十多天时间的反复研究，于6月正式拟定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

在广东的工作结束后，谷牧同志率领工作组又立即赶到福建，也帮助福建起草文件。这两个报告同时上报中央，中央在7月就正式批准了这两个报告，形成了著名的“中发，〔1979〕50号文件”。这件事情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起到了先锋性作用，我很荣幸地参与了这段浓墨重彩的历史，也见证了习仲勋同志在这段历史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于1980年调到中央后，您和他工作上接触是不是就更多了？

李：是的。习仲勋同志1980年年底离开广东，调回北京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这个岗位上，习仲勋同志分管很多方面的工作，比如：民族宗教；工、青、妇群众组织；加强港、澳、台、侨工作；统一战线；等等。这段时期他和在广东主政时期一样忙碌，投入了许多精力去处理好方方面面的事情。可以说，从1978年他复出以来，一直在把一天当作两天用，努力地工作，就是为了把他受迫害期间耽误的时间尽量弥补回一些来，尽量为国家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我对他的这种精神是非常敬佩的。

当时我在国务院工作，和中央书记处在工作上有着密切联系，也有很多和他工作接触的机会。他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及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采访者：1985年以后，您就到深圳主持工作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您成为习仲勋同志所开拓的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继承者和执行者。

李：只是其中的一员吧。深圳是习仲勋同志精耕细作过的地方，从反偷渡外逃时期，习仲勋同志在宝安殚精竭虑地工作，到后来深圳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深圳经济特区从一颗小小的种子终于成长为参天大树。习仲勋同志对深圳一直非常关心，对深圳人民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无论他主政广东期间，还是回到中央任职期间，都在牵挂着深圳的发展和建设。

1987年以后，他差不多每年都会来深圳视察、指导工作。今天深圳的良好发展形势和习仲勋同志当初所做的开拓工作和巨大的推动作用是分不开的。所以，他就是我们的主心骨，他就是我们的坚强后盾。他每年来到深圳，我们都会面对面地向他汇报工作。他也经常会对深圳的建设、发展、改革开放事业提出意见和建议，他的很多很好的建议，开拓了我们的思路，为继续推动深圳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段时期，我和他接触非常多，而且因为时间离现在比较近，所以对许多事情的印象还非常深刻。

刚才你所提到的，我和很多同志一起成为习仲勋同志所开拓的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继承者和执行者。不仅如此，改革开放后广东的干部群众都继承了这个开拓性的“先行一步”的种种有利条件。比如财政大包干，让广东改革开放的顺利开局得到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这一制度的创新，给了广东很大的财政权，作用非常大。上缴给中央多少，地方留用多少，在开局时就定得非常清楚明白。广东也按照中央的办法，把这个政策层层向下推广，对各地市也实行财政包干、分灶吃饭，这一举措充分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为改革开放后广东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再比如，扩大对外经济交往的自主权，这也是广东发展的重中之重。过去，广东这方面一点儿权力都没有，无论什么都要跑到中央去批，甚至想进口一些很小的零配件，广东省自己说了都不算，都要层层审批，跑断了腿也不一定跑得下来。现在，广东无论是外出考察、对外贸易，还是引进外资、外汇，都有一定的权限，有了这些权限，广东就不得了了，发展得非常快。像那些“三来一补”、外资企业、合资企业都争相在广东落地生根。

经济特区的建立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宝安、珠海成为出口加工基地以后，具有很大的扩大外汇收入的作用。再到后来发展成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对全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中央支持成为经济特区，定位为“利用外资，发展工业”，让我们站在了一个更高的起点上，而且更加具有灵活性和机动性，可发挥的权力也更大了。

总的来看，习仲勋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大声疾呼，为广东要权，给广东争取到“先行一步”的特殊政策，可以说是给了广东一个巨大的发展契机。而且，我们不该忘记，习仲勋同志当时刚刚结束了受审查、被关押的生活，刚刚复出，甚至强加给他的罪名还没有平反，在当时那个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为广东大声疾呼。现在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他的努力，就没有广东、福建乃至沿海地区这30多年的迅猛发展和辉煌成就。

采访者：1985年以后您主政深圳，习仲勋同志经常来到深圳，你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

李：是这样的，说起来，我和习仲勋同志还是很有缘分的。1985年到1993年间，我到深圳主持工作，从这以后，我和习仲勋同志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这实际上也是我和习仲勋同志接触最多的一个阶段。

1985年以后，我主持深圳工作，他几乎每年都来深圳，我都要向他汇报工作。特区发展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他的心，他由衷地为深圳的发展感到高兴。习仲勋同志在广东虽然主政时间不长，但他为广东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和广东的干部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广东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

1987年，他来到深圳，我的记事簿里是这样记载的：1987年2月11日至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同志视察深圳。习仲勋同志主持过广东省的工作，对深圳的情况比较了解。14日我陪同他参观了工厂、农村以及旅游、市政建设和蛇口工业区，看到特区建设一派欣欣向荣时，他十分高兴地说：“以前在极左路线影响下，这个地方一片荒凉，边境人员外流很多。现在，到处生机勃勃，深圳的情况出乎意料地好。这些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搞活带来的成果。现在特区还只是初具规模，但它所取得的成绩是举世公认的。最近，受国务院委托，谷牧同志主持召开了几个特区工作会议，总结了几个特区去年的工作，明确了今年的发展目标和任务。”习仲勋同志指出，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一定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要严格执行中央制定的政策界限，要十分珍惜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我们总的方针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只有这样，特区的工作才能做好。他还说，特区从建立到现在，经历了几届班子，每一届都做出了不少成绩，要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把事业推向前进，把特区建设得一年比一年好。

1988年12月7日，习仲勋同志到深圳考察，我与他一起吃中午饭。当时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副委员长，我向他汇报了深圳近几年的发展情况，还有一些具体工作，包括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还有全面深化改革等情况。

1990年12月23日，习仲勋与李灏（左一）、赛福鼎·艾则孜（右一）一起参加深圳市人大成立大会。

1991年7月，习仲勋与李灏等在一起。

习仲勋同志听完汇报后很高兴地说：“现在的深圳是生机勃勃、热火朝天地向前发展，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难免出现某些失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改革的方向；改革不能踏步不前，更不能走回头路。”他勉励省市的干部群众要不断总结经验，继续发挥改革开放试验区的作用。

他还语重心长地说：“小平种的这个试验田，现在苗长得又壮又肥，这条路是对的，一定要走下去。”

他还对我说：“李灏啊，你不要听人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深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试验田、排头兵，这一点不会变。”见到我笑他就很高兴，一旦见到我不说话，他就哈哈一笑，说：“我就知道你一定又遇到困难了。我们这些老人没有决策权了，但还是会关心特区，支持特区，为深圳的发展呼吁、说话、建言献策的。”

习仲勋分别于1980年和1990年，在深圳两次会见杨振宁，赞扬他爱国心的同时还动员其做深圳市政府的顾问，图为1980年习仲勋与杨振宁（右一）和李政道（左二）。

1989年12月，习仲勋同志再次视察深圳。1990年1月6日，习仲勋同志会见了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在会见中，习仲勋同志称赞杨振宁教授一直以来支持祖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关心祖国的建设和特区建设，特别是在关键时刻头脑清醒，做了很多工作，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习仲勋同志还说：“深圳特区经过近10年的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总结了很多成功的经验。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仅东欧国家就有78个代表团来这里参观访问。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在研究深圳特区。”他希望杨振宁教授继续关心和支持祖国和深圳特区的建设；并在赞扬杨振宁爱国心的同时，动员他做深圳市政府的顾问：“你是不是做深圳市政府的高参，做李灏书记的顾问啊？”杨振宁回答：“是。习仲勋同志您德高望重，我应该向您学习您的爱国心。”

1990年9月底，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陪同下来深圳看牙，看完牙后就回北京了。临走之前，他动情地对我说：“以后我就要待在深圳了，深圳恢复了我的健康，深圳就是我的家，我要看着深圳发展。”我说：“不但深圳是您的家，而且您是这个家的大家长、主心骨。”“深圳就是我的家”这句话，习仲勋同志不止一次说过，在很多场合他都提过，可见他对深圳的感情之深。

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中央进一步坚定了走改革开放、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决心。习仲勋同志感到非常高兴，特意找了我们谈话。他说：“现在小平同志支持深圳的改革开放之路，你们有了‘尚方宝剑’，要大胆解放思想，坚定地走下去。”

1993年，习仲勋同志不再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离休后长期在深圳休养，我和他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他与深圳有着不解之缘，始终以热切的眼光关注着深圳的发展。

回望30多年前的1978年4月6日，习仲勋同志刚刚复出，在到达广东第二天，在省第四次党代会上真情地说，自己由北方水土养育了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可见习仲勋同志当年所说的，并不是一句客套话。他在刚刚来到广东的时候，就抱定了一个决心，不仅打算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精力奉献给广东人民，而且把这块土地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