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本书的内容

全球治理涉及许多全球问题的解决之道，但本课题将聚焦于全球经济治理。概言之，全球经济治理指的是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其中主要是民族国家，通过协商谈判而建立起一系列国际规则或机制，应对和解决全球性经济问题的过程和未来走势。从一定意义上讲，至少就目前看，全球经济治理构成了全球治理的基础部分。本书一方面旨在为全球经济治理研究搭建一个大致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力求通过讨论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主要现实问题及其应对手段，进而关注全球治理架构改革。具体而言，本书基于全球经济治理的历史脉络，探究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产生及演化，分析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面临哪些挑战，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方向，最后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建议。

本项研究由五个部分组成，分别为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变化与应对战略研究，国际金融治理与应对战略研究，国际贸易和投资治理进展与应对策略研究，国际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治理及应对战略研究，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演变、发展及应对战略研究。上述五个部分构成了本书的五篇。从篇名就可以看到，第一篇既意在给出一个分析全球经济治理的分析框架或思路，还在一定意义上扮演着全书总论的角色。把对全球治理概念的界定作为整篇的起点，在此基础上引出了全球经济治理，其核心内容包括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方式，它们分别解决的是“由谁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三大问题。马克思认为科学研究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基本原则，由此对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历史演变加以描述，就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了。治理结构的变迁显示出哪些特点或规律性？其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需要依据何种原则？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同国际行为体尤其是不同国家的态度和立场存在很大差异，也正是这些差异决定了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博弈方式和结果，并最终决定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形态与绩效。

在众多属于全球经济治理范畴的议题中挑选出后四篇专门讨论的四个研究对象，原因在于它们均对世界经济发展与运行具有重大影响，均为各国密切关注的议题，也都是需要各方通过采取集体行动方能控制或解决的问题。国际货币金融治理和国际贸易投资治理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传统议题，已具备相应的正式和系统的治理平台与机制安排。这一方面有利于在这些领域实施治理，但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利益分配格局已经成型，既有的治理规则或机制的不合理、不适应之处往往根深蒂固，治理体系改革的阻力非常大。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治理、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可以说是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较新议题。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引起国际社会一定的重视，而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更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才频繁出现在G20等国际会议的倡议和成果之中，并被正式写入全球发展议程。与传统领域或议题不同，围绕这些新的治理议题尚未形成正式的全球治理规则和机构，治理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者与该议题的利益攸关度和博弈者特性，并因此成为世界各国激烈争斗的角力场。

国际金融治理自“二战”至今，都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议题。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革是一个缓慢的历史演变过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原有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缺陷，无疑是推进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革的一个的历史转折点。国际金融治理主要包括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两个方面。建立超主权货币、改革特别提款权架构、提升包括人民币在内的非美元货币的作用，是实现储备货币多元化的重要路径选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主要包括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危机监管与应对机制改革。历次金融危机显示，单纯依靠IMF无法实现危机预防和应对的目标，存在救援不及时、救援资金不足、救援条件不合理等问题。改善危机监管与应对需要构建多层次、多方面的机制。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金融实力的上升，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地位得到大幅提升，同时全球金融危机为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打开了机遇窗口，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目标和利益诉求也日益变得清晰。

国际贸易和投资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一直是WTO长期以来致力于实现的目标。受金融危机影响，当前全球贸易、投资增长乏力，保护主义再次抬头，“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国际投资领域被3200多个双边协定所分割，呈现严重的“碎片化”发展态势，跨境投资多边合作障碍重重。变革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机制，重建全球贸易和投资新秩序，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在WTO多边贸易谈判出现困难的情况下，G20在全球贸易治理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G20成员国在多次峰会上均承诺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建立开放、透明、包容，基于规则、非歧视的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G20也致力于推动国际投资合作与协调，在2016年杭州峰会上通过了全球首份关于多边投资政策制定的纲领性文件——《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该文件确立了全球投资规则的总体框架，为弥合国家间投资政策利益分化，加强多边投资政策协调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将为全球投资治理提供长远的制度性引领。由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非中性明显，故各国在此领域的利益争夺始终十分激烈。

气候变化不仅会影响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健康状况，而且会深刻影响各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因而其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产生负有不同程度的责任，气候变化的影响也具有不平衡性。更重要的是，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存在很大的异质性，因而各国及各国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对于气候变化治理的立场和参与度迥异，不难想象，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将是一个艰难的讨价还价过程。国际气候变化治理的核心目的是希望通过国际协定或公约的制度约束和激励效用，规避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遇到的集体行动困境。整体而言，无论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还是其后的《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还是非正式的国际规则，它们都给出了国际气候治理的几大核心要素和机制——减缓、适应、技术和资金。在国际气候治理舞台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处于持续的动态变化之中。对于减排责任界定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资金和技术援助的态度存在很大差异。中国是温室气体第一大排放国，又是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之一，同时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两方面的压力。如何在确保中国经济平稳发展基础上，主动承担减排义务，构建“公正、合理、有效、共赢”的国际气候治理框架，是当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指世界各国为解决彼此之间在国际经济利益中的矛盾，消除各自的宏观政策对彼此的负面效应，就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展开磋商和协调，以维持和促进各国经济稳定增长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一国（主要是开放中大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通常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与“回荡效应”。因此，通过加强国际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来尽可能地控制或消除“负效应”就显得十分必要。国际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由来已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各国越来越认识到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并且对国际宏观经济协调达成了一些共识，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频繁出现在G20历次峰会、全球发展议程以及其他国际议程上。学术界的大量文献足以论证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全球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历史经验也证实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多数条件下具有帕累托改进之效果。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却困难重重。国家间规模的不对称性、对经济形势和跨国传导效应的不同判断、政策决策者在各种政策目标之间重要性取舍上的误判，等等，都是造成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困难的重要原因。中国作为日益重要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成本和收益仍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参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过程中，如何确保经济政策的自主权与独立性，始终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