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典型的分裂时期，南北两地在政治局势、民族构成、经济发展、宗教文化格局等方面产生了很大差别，与之相适应，佛教在北朝和南朝也出现了不同发展态势，逐渐在不同社会条件制约下呈现出更为鲜明的地域特色。

南北朝时期，域外佛教持续输入，做出贡献者既有传法西来的外籍僧人，也有求经东归的汉地法师，相对而言，无论在北朝译场还是在南朝译场，起主导作用的翻译家仍然是外来僧人。这个时期翻译出的《方等大集经》《金光明经》《大方等无想经》《大涅槃经》《菩萨戒本》《摄大乘论》《楞伽经》《大乘起信论》《十地经论》等典籍，进一步丰富了中国佛教的思想内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朝已经有人把汉文佛经或著述翻译成外国文字，传播到西域。这种佛教文化双向交流的现象以前是没有过的。

南北朝佛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般若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宣告结束，佛学多途发展、多头开拓，波澜壮阔。这个时期佛学发展的突出表现，就是在注重研究佛教典籍风气下形成了诸多学派。在南北各地先后出现了涅槃学派、毗昙学、成实学、俱舍学、地论学、摄论学、三论学、律学、禅学等，或者流行于一地，或者蔓延于南北。从这些学派专奉的经典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佛学界已经不以域外佛教的某一宗派或某一经典为佛学正宗，而是出现了全面接受、全面认可、全面研究汉译经典的热潮。当时佛教界既重视大乘佛学，又不抛弃小乘佛学；既强调研究记录佛言佛语的“经”，又不排斥历代天竺祖师撰写的“论”；既看重以哲学思辨层面内容为主的“智慧”，又关注以实践层面内容为主的“戒律”和“禅定”。正是在全面研究佛教典籍的风气中，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佛学著作逐渐增多，以后这种发展趋势再也没有逆转过。

南北朝诸多学派代表人物都提出新观点，都有不同程度的学术建树，促进了中国佛学的发展。其最直接的价值和影响，就是为隋唐佛教宗派的建立，为中华佛学体系整体框架的形成提供了人才储备、知识储备和思想储备。

无论是北朝还是南朝，在处理夷夏和政教关系方面，在协调佛教与儒家、道家关系方面，都有了新的探索、新的开拓，既留下了许多至今可以借鉴的经验，又留下了不少至今可以吸取的教训。这种情况显示着佛教在中国化道路上的迈进，在适应中国社会方面的成熟。随着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快速发展壮大、僧尼人数和寺院数量的急剧增加，官方对僧团各方面事务的管理，包括对僧团修行活动的干预，措施力度越来越大、涉及范围越来越广。

南北方的政治割据、军事对垒自然阻隔了两地的各方面交流，但是，民间的交往似乎比官方的交往要多一些，而往来南北的高僧似乎比一般俗人更有交往的优越条件，所以南北各派的学说随着高僧的游锡而得以传播。伴随着佛教义学的迅速发展，作为佛教主要崇拜对象的观音、弥勒、弥陀、药师佛等信仰，不仅在佛教界流传起来，也在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底层社会民众中普及开来。佛教进入民间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其表现形式是丰富多彩的，主要有烧香、忏悔、礼拜、供养、浴佛、造像、建塔寺、斋戒、读经、听经、诵经、写经、造经、刊经、念佛、放生、布施等，这些活动强调功德，常与福报、解脱、灵验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民间佛教的显著特点。

相对来说，北朝佛教经历的大起大落要比南方更为剧烈。北朝曾出现僧尼200万（也有说300万），这是在中国佛教两千年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数字，也是让人震惊的数字，反映了在特定社会环境中佛教信仰泛滥的规模和疯狂程度。两次灭佛与多次兴佛的交替，说明佛教要与中国封建社会相适应，要与以儒道为主的本土文化相融合，不仅需要经过友好的相互交流或唇枪舌战，还需要经过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残酷洗礼。只有温柔的相拥，没有无情的格斗，佛教要实现自身的变革，要在中国社会土壤里扎根，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在这个历史阶段，北朝寺院经济一度恶性膨胀，拥有了巨额财富以及大批劳动力。占有和支配寺院财富的部分上层僧侣，逐渐成为与世俗地主阶级差别不大的僧侣地主阶级。僧侣地主的残酷剥削、压迫，激起了下层僧侣和底层民众的暴力反抗，引发了农民的起义。北朝出现的这种情况，在南朝也有，只是程度稍微弱一些。由此可见，在特定社会环境中，佛教会产生加剧社会矛盾的负面效应。

佛教艺术从佛教创立的时候就产生了，而佛教艺术发达和繁荣起来，直接受到大乘佛教思潮的推动。汉魏两晋南北朝是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第一个大阶段。大体来说，两汉魏晋是佛教艺术的起步和初期发展阶段，南北朝则是佛教艺术走向全面繁荣阶段。

寺院和石窟是僧众的生活场所、修行场所和弘教传法场所，随着僧众的增多、佛教社会影响的扩大，寺院的兴建和石窟的开凿也越来越普遍。寺院和石窟天然融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形式为一体，成为佛教艺术的主要构成部分。在中国，寺院建造早于石窟开凿，所以寺院艺术的起步早于石窟艺术。魏晋时期，中国的石窟艺术只是刚刚起步，到南北朝时期，则进入迅猛发展阶段，开启了建造一座座佛教文化宝库的漫长历史进程。

与信仰直接联系的佛教建筑、雕塑、绘画等，不是一般的生活用品、一般的艺术品，不仅仅要满足生活需要、欣赏需要，还要满足信仰者顶礼膜拜的需要和弘法传教的需要。因此，这些佛教物品寄托着信众们对获得福祉的期盼，对实现解脱的渴望，对得到拯救的追求。寺塔建筑也罢、佛菩萨像也罢、各类法器也罢，都是佛教义理的形象化展示，都是为了赢得社会各阶层民众对佛教的喜好、接受和信仰而制作，都是为了让佛法永驻世间而制作。当信众赋予佛教各类物品以神圣佛法载体功能的时候，那么每一件物品从开始设计到制作完毕再到最终展示的每一个环节上，捐助者和工匠们都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充分施展自己的技能。在宗教信仰力量的推动下，历代寺院建造和石窟开凿过程中往往集中了当时最好的建筑匠人和制作艺人，既有民间的能工巧匠，也有宫廷的旷世高手。所以，在佛教建筑、雕塑、绘画等多种形式的艺术品中，不乏能够代表那个时代最高工艺水平的上乘佳作。诸如此类的精品佳作历代都有，其数量之多寡，直接反映了佛教的兴盛程度和深入人心的程度。

本卷南北朝部分由李利安撰写，其余部分由魏道儒撰写，最后由魏道儒负责统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