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促进文化人口发展的新途径
文化人口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最早在2010年广东省发布的《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中正式提出。所谓文化人口，是指对人的文化属性的描述和概括。按文化属性的不同，可分为文化素质人口（静态）和文化活动人口（动态）两大类。文化素质人口一般采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来衡量，如大学文化人口；而文化活动人口通常以参与文化活动的特征来衡量，主要包括文化生产（供给）活动和文化消费（需求）活动，分别称为文化生产人口和文化消费人口。
一 文化人口是文化改革的生力军
从现代人类文明演变的进程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由传统农业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变迁，目前正由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变。由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在时空压缩的背景下同时兼具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知识文明。但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目前正处于全面转型升级，向后工业社会和知识经济迈进的阶段，此时，文化人口的培育尤为重要，是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
（一）文化人口是技术创新的生力军，是衡量人口质量和民族素质的重要指标
文化人口是技术创新的生力军，是衡量人口质量和民族素质的重要指标。文化的进步反映社会的文明进步，文化的发展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扩大和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才能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表现为教育科学发展水平和民族综合素质的竞争。以往我们的统计更多以人口受教育水平作为评价人口质量和民族素质的关键指标，学历水平长期被等同于人口素质水平。文化人口作为衡量人民群众文化生产、消费能力的指标，在知识经济时代，也应该成为衡量人口质量和民族素质的重要指标。
1.文化人口是技术创新的基础
文化消费促进技术进步。文化人口作为高层次的消费者，最能了解技术在哪些方面好用，哪些方面不好用，最能了解技术需要朝哪些方面改进。尽管消费者不直接参与技术改进，但他可以给技术创新者提供最恰当的意见。不同文化的消费者对同一种产品也有不同的认知，有不同的对技术优缺点的评价。这要求技术生产者在面对不同文化的消费群体时，设计出不一样的产品，即使对同一种功能的产品也要作出不同的外观设计，以适应不同消费文化的需要。当前国内小米手机等互联网企业在利用消费者进行技术创新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成效，未来这一趋势将成为新常态。
2.文化人口是文化创意的源泉
知识经济时代，经济活动所包含的先进文化因子越厚重，其产品的文化含量以及由此带来的附加值也就越高，在市场中实现的经济价值也就越大。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文化成了“创意产业”“朝阳产业”。文化创意来源于文化人口的脑袋，文化产业是以创造力为核心的经济形式。在文化经济中，文化人口的发散效应尤为显著，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创意带动整个产业、整个门类的现象时有发生。“创意与文化人口将比传统的生产要素例如劳动力和资本，更快地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1]一部《阿凡达》的收入30亿美元，利润4亿美元，是广东大型制造企业广船国际2009年收入65.53亿元人民币和利润5.15亿元人民币的3.1倍和5.3倍。可见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经济效益或附加值普遍比纯物质产品高。
文化人口是文化发展的支撑，文化产业是以创造力为核心的经济形式。文化生产是复杂的创造性劳动，投入的是智力资源，产出的是著作权、版权等知识产权和优秀的文化产品，满足的是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需求。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人口是先进思想和优秀文化的生产者、传播者，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但与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究其原因，文化人口的匮乏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因此，应注重文化生产力，特别是开发符合当代市场需求的文化精品，包括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进行挖掘，进行创造性转化工作，也包括发挥创意和创新的能力。电影、图书、音乐、动画、游戏、体育、主题公园和其他衍生文化产品的开发，都反映着文化人口的智力与能力。
3.文化人口是国家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力资本是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表现出来的能力。这种能力对生产起促进作用，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一种资本。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经成为社会的核心，是社会革新和政策的依据。和以前的土地一样，知识是一种资本、一种生产要素、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知识的“质”和“量”将成为一个人社会价值的重要标志。其中，知识的“量”是指一个人在单位时间内的知识更新的“流量”；知识的“质”，是指一个人在一定时期内拥有的具有再生能力的隐性知识或经验知识的丰富程度。具备这种“质”与“量”的知识构成了知识经济所需的人力资本和再生资源。一个人的自学能力（获取知识的能力）、知识创新能力和应用知识的能力这三大能力将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增值和实现。
培育壮大文化人口可以使劳动者不断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从而使人力资本不贬值。当今，新旧知识更替迅速，即使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个就业时有着比较雄厚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如果不再继续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不及时学习新的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所学的知识就会陈旧老化，人力资本也就会贬值。而文化人口建设一方面要求每个人不断接受教育，学习新的知识，同时，还要求国家与社会应当给每个人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作为劳动者，只有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才能跟上知识更新的步伐，保证其人力资本具有持续创造效益的价值。
培育壮大文化人口能够帮助劳动者弥补自身知识技能结构中的不足，使其人力资本发挥最大效益。劳动者为使自己拥有雄厚的人力资本，都在尽最大努力掌握更多的知识技能；但当他们的人力资本开始创造效益时，则感到所学知识、技能与实际工作并不完全对应，存在许多缺口，影响人力资本发挥最佳效能。文化人口通过再次文化消费则可以为他们提供弥补的机会，他们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调整人力资本投资方向，实现人力资本的重组，从而保证自身人力资本的升值和整体效益。
4.文化人口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的重大问题。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大大增强了改造物质世界的能力，但人类活动的物质与能量交换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仍然是基于自然资源利用和改造的物质经济。由于物质经济必须与自然界进行能量交换，因此难于摆脱相对于人类无限需求的资源稀缺性，其资源配置活动也总是围绕着如何获得更多的物质和如何分配所获得的物质两大命题展开。为了生产更多的物质，做大物质经济总量，人类过于滥用科学技术改造和开发自然，攫取自然资源，导致严重的环境危机。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该跳出工业文明阶段，以知识文明的视野来解决当前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以文化经济为基础的非物质经济将转变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的交换方式，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实现。文化活动和文化产业以知识和精神为要素资源，这种资源永不枯竭、可重复共享、能无限增值，基本不需要与自然界进行能量交换，可以摆脱一直困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资源稀缺性命题，是人类活动方式的革命性变化。
比较物质产品消费而言，文化消费享用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无疑是“绿色”和“生态”的，在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上都极低。文化消费和文化产业发展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当前，我国迫切需要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文化消费市场是内需扩升的重要增长点，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优化需求结构以及就业结构。以广东为例，根据广东省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显示，2004年，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6.6%，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7%，拉动GDP增长1.1个百分点；广东城镇居民的人均文化娱乐消费从2002年的1386元跃升至2004年的1939.43元。同时，文化产业属于知识经济，产业链条长，就业容量大，就业灵活度高，是吸纳中高层次人力资源尤其是大学生就业的重要产业部门。因此，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也有利于优化我国的就业结构，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促进充分就业和社会稳定。
（二）文化人口是文化资本的承载者，有利于提高消费社会中公民的文化品味
文化人口是文化资本的承载者，有利于提高消费社会中公民的文化品味。随着物质资料的逐渐丰富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人的文化品味日益成为社会地位的指示器。地位是人类永恒追求的目标，是人的存在性意义之源。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人的社会地位经历了由经济资本主导向文化资本主导的转变。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所言，在富裕社会中人们的地位追求越来越取决于文化资本。在后现代的文化脉络中，由于社会已经普遍丰裕（即经济资本的相对地位开始下降），基于品味（taste）的品味消费是确认或提高社会地位的最重要方式。以文化资本为基础的品味消费成为人们地位争夺的新方式。从中国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以前人们的地位高低主要取决于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分层逐步由政治分层向经济分层转变；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今后中国必将进入一个以文化资本进行社会分层的新阶段。
1.文化资本的含义：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到文化资本
布迪厄指出，任何一个社会场域都有着隶属自己的正统文化。它是区分场域内各行动者处于有利或不利地位的基本原则，是一种分类标准。例如在学校这一场域内，文化修养、知识水准以及高度专业化的语言表达能力便是一种正统文化、一种分类标准。也就是说，尽管行动者在特定场域内所处的位置——处于有利或不利地位——取决于他本人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的高低，以及这些知识和素养与正统文化的吻合程度。但是，这些知识与素养究竟属于哪一类型的文化，即是否属于正统文化却不是行动者所能决定的。通常情况下，它必然要受到所属阶级、阶层以及家庭等多重文化因素的制约。布迪厄认为行动者所处的有利或不利地位除了与经济因素有关之外，还与文化等其他因素有着密切关系。他用“文化资本”来表现这种受各种社会条件制约的文化上的有利与不利因素。“文化资本”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及无形资产。尽管我们无法像对待经济资本那样对其实行定量化操作，但在日常生活中，它却发挥着与金钱和经济资本相同的作用。布迪厄将其划分成身体化形态、客观形态及制度形态三种基本形式[2]。
（1）身体化形态。“文化资本”的身体化形态指行动者通过家庭环境及学校教育获得并成为精神与身体一部分的知识、教养、技能、趣味及感性等文化产物。“身体化”（incorpor）一词有“成为精神与身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之意，借用布迪厄本人的话说就是一种“惯习化”。正如行动者可以通过劳动获得物质财富那样，他同样也能够通过学习来积累知识、提高文化修养。正如劳动可以转换成一种物质财富那样，时间同样也可以积累文化资本——可以使文化资本身体化。换言之，文化资本的身体化过程必然伴随着大量的时间消费。如同任何物质财富一样，以这一方式获得的身体化文化资本同样可以投资于各种市场（学校市场、学术市场、社交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并获取相应的回报。而且，这种回报既可以是金钱与社会地位等物质性利润，也可以是他人的尊敬或好评等“象征性利润”。从表面上来看，知识与修养等文化资本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它既无法私有化，也不受法律的保护。因此从理论上讲，只要有良好的学习条件和具备一定学习能力，任何人都可以获得它们。这种表面的公共性也使它更具普遍价值。但实际上，身体化文化资本的积累不仅需要花费行动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通常还必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因此，能够掌握高度专业化知识的人才在任何领域都是十分稀缺的，他们具有很高的市场价值。显然，通过“淘汰与选择”这一本质性区分，以及经历了由共有可能性的显著增大而产生的卓越化的量化过程，随时都可以成为一种分类标准。
（2）客观形态。文化资本的第二种形态是客观（objective）形态，即物化（object）状态。具体地说，就是书籍、绘画、古董、道具、工具及机械等物质性文化财富（biensculturels）。显然，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分类，即卓越化标准。行动者的藏品——书籍、绘画和古董等物质性文化财富——越丰富，或者其质量（文化价值）越高，他拥有的客观形态文化资本就越多。由于客观形态文化资本是一种“物化”资本，所以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有足够的金钱就可以立刻得到它们，但这一看法显然是片面的。任何事物如果要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发挥作用，它必然或多或少具备一些身体化文化资本的特征。例如，某收藏者为了丰富自己的藏书，除了要投入大量金钱之外，还需要花费许多时间用于挑选书籍。此外，他还必须掌握丰富的知识和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否则的话，他是无法收集到真正具有价值的优秀作品的。总之，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不是一种与身体化过程毫不相关的完全“物化”的资本。如果行动者的身体化文化资本不投入具体的市场（特别是文化生产市场）中去的话，那么是无法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发挥作用的。[3]
（3）制度形态。文化资本的制度形态就是将行动者掌握的知识与技能以某种形式（通常以考试的形式）正式予以承认，并通过授予合格者文凭和资格认定证书等社会公认的方式将其制度化。这无疑是一种将个体层面的身体化文化资本转换成集体层面的客观形态文化资本的方式。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制度化文化资本是一种介于身体化文化资本与客观形态文化资本之间的中间状态。文凭是制度化文化资本的典型形式。布迪厄指出，学历资本的积累只有通过经济层面的教育投资才能得以实现。学历资格是经济资本转换为文化资本的典型方式。父母们运用各种可能的手段将自己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转换成孩子的学历资本。不过，这一愿望只有在得到孩子们积极配合的前提下方能实现。
从以上文化资本的三种形态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资本的积累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不是谁都有条件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文化资本的积累的。
2.文化资本对人自身发展的意义：文化资本是提升个体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既然现代社会文化资本如此重要，那么行动者具体是如何继承和获得以上这三种文化资本的？代与代之间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活动又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得以实现的呢？布迪厄在《区隔》一书中阐述了文化资本的两种主要获得方式：第一种方式“在人们对此还未形成意识的早期就全面展开了。它是通过年幼时期的家庭体验获得的”。第二种方式“从很晚的时期开始，以一种比较系统的、比较快速的学习方式进行”。
家庭无疑是文化资本最初也是最主要的再生产场所，而且它通常都是通过第一种方式，即继承的方式进行的。在充分反映出父母文化素质和兴趣爱好的家庭环境中，父母的一举一动都将成为孩子们竭力仿效的对象。除了家庭以外，文化资本的传承也经常发生于各种公共场域内，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教育市场的学历再生产。布迪厄指出，学校是除家庭之外最重要的产生文化资本的场所，但和家庭不同，孩子们只有等到法定年龄才能入学。也就是说如果达不到年龄要求的话，他们是无法接受学校教育的。此外，与个性化的家庭教育不同，孩子们在学校接受的是一种经过预先设计、内容统一的集体教育。在此情形下，文化资本的传递必然以第二种方式，即“从较晚的时期开始，以一种系统的、速成的学习方式”进行。显然，在现代社会中，家庭和学校所承担的传承功能是不尽相同的。
文化资本的传承通常是以一种“再生产”方式进行的。“再生产”一词取自布迪厄和帕斯隆合著的《再生产》一书，是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再生产”既不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创造性生产，也不是对同一生产的完全单纯的机械性重复。例如，一位教师通过教育这一行为将自己所掌握的正统知识传授给了与他本人出身相近的学生们。学生们经过充分的吸收和消化之后掌握了这些知识（完成了知识的身体化过程）并成长为一名教师、律师、医生或企业管理人员。此后，他们又将这些学来的知识灵活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并将这些经过改造的知识再传授给自己的学生、晚辈或下级。显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机械性复制过程，它是一种知识与地位的再生产。在此过程中，文化资本的传承必将受到时间、转换和实践行为这三大因素的制约[4]。时机不同，传承条件自然不同。而且学生们还必须把从老师那里学来的知识转换成一种适合于自己的知识并灵活地运用于工作中。在某一特定时期内，伴随着某种变换的生产行为就是人类的实践。总之，“再生产”不是一个表示事物机械性复制的概念，它是一个反映因受到时间、变换和实践这三大因素的制约而出现某种变化的概念。文化资本的传承正是以这种再生产的方式进行的。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不仅文化资本的总量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可能被部分地消耗掉，也可能出现增长，而且其性质也经常会发生改变。但不论怎么变化，它都必定是以一种“再生产”的方式代代相传的。
3.文化资本的获得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
从文化资本再生产的机制可以发现，文化资本的获得除了继承的因素之外，更主要的是需要人后天的主观努力而习得。一个人的文化品味的提高，必然通过大量的文化消费来获得。文化消费是一种特殊意义的消费，指对精神文化类产品及精神文化性服务的占有、欣赏、享受和使用等[5]。文化消费又具有积极的、关键的和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培育社会道德价值意识、传承优秀历史文化、开掘创新思维及文化创造力、提升文明素质和塑造人文精神等具有重要作用。
（三）文化人口是人性发展的必然要求，有利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产品的不断丰富，低层次的物质需求会逐步基本满足，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费将越来越迫切，因此，必须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文化人口正是对日益张扬的人的文化属性的描述和概括。
1.人的文化主体性，文化的人类生产的产品
从文化的产生来看，它源于人的生命的未完善性。“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文化发展与本能的完善程度是紧密相连的。动物生命的特定化使其失去了开放的空间，鲜有文化创造的可能。但人的生命的未特定化为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6]所以，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来讲，人首先是文化的创造者，这是人的文化主体性的首要体现。从发生学上讲，文化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人的生命的未完善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的创造性是文化产生的前提。人的生命的开放性和未完善性，使人必须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换才能生存下去，这种人与环境的作用就产生了文化。哲学家帕斯卡尔指出：“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7]”这就诠释了人的生命所具有的能力——人的思想和创造能力。它能使人超越自然性，创造文化，获得社会性的存在方式。卡西尔从“人是符号的动物”的命题中，解析了人对文化的创造。在卡西尔看来，人并没有与生俱来的抽象本质，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永恒人性，人的本质是永远处于创造之中的，它只存在于人不断创造文化的辛勤劳作之中。可以说“文化世界是一个以人为本体的世界，人的意向性是文化世界的动力和指向，人的活动是文化世界的运动方式”。[8]人的生命就是文化的本性，生命创造了文化，也创造了自身。
从中国文字的溯源来看，古代文字中的“文”通“纹”。“文”最早的意思是“文身”，后来又泛指纹理、花纹，与“纹”相通。《考工记》曰：“青与赤谓之文。造画者，文之本义。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依数象形，故谓之文。”这里渗透出的意思是，人身之文、器物之文、绘画之文和文字之文都是一种“象征符号”，是圣人根据天下万物的形象及其活动的轨迹进行符号化创造的产物，这是一种带有普遍的文化意味的思想。“纹”就是在某种物件上做记号，并称之为“刻纹”“画纹”，使某件物品上留有“纹路”“花纹”等痕迹。“纹”实质上是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是人“有意识地”对“纯粹”的自然界的一种“改造”活动，因而是人的自为活动。在这个过程中，纯粹的自然界、自然物根据人的活动目的而发生了变革，“原有的”自然面貌发生了变化，变化后的物件里体现了人的意志和要求，因而成为“属人的”文化物，原来的自然秩序也变为“文化秩序”。文化世界与自然界不同，自然世界是一个“无人的自在世界”，而文化世界则是一个“有人的自为世界”。因此，可以说，人对自然界改造的过程和结果就是文化。
2.人类须臾离不开文化，人对文化的选择和消费使人不同于动物
人对文化的选择，是人的文化主体性的又一重要体现。人所面临的文化形态有历史遗留文化和共时态文化两大类。一个人的文化选择能力就体现在他对历史遗留文化的继承与否以及继承什么上，对当代文化的接受与否以及接受什么。由于人们的文化选择能力不同，文化的选择方式和内容的差异，往往导致同一个文化模式中的人，在具有各种相同或相似的文化性格的同时，更具有无限丰富的社会性差异。这种差异在不同的文化模式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文化向人展示其本体性的建构作用时，人也向文化环境展现自己对文化因素的选择能力。人的文化主体性主要体现在文化创造层面上，真正的文化创造是在文化学习基础上的文化反思与批判。而单一的学习只能起到文化传承、传播与同化的作用。因为人的文化选择能力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文化接受，即文化学习，这是自在层次的选择；二是文化反思，这是走向自为的开始，一种真正的文化选择；三是文化批判，这一层次的选择能力最终发展成文化创造。人的各类创造性活动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世界。这个世界在世世代代的传递和积累中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体系——“客观”世界。所以，对于个体来说，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和外在的力量，是个人生存的外在环境。个人通过对外在环境的适应和接受，形成自己的“世界”和“空间”——个体的人格结构组织的基本内容和人格发展的基本倾向。个体由选择而形成人格。个体每天都处在各种各样、大量的信息和事件包围之中。因此，作出选择对个人来说是一种客观的要求。选择的过程是个体的识别、取舍的复杂过程，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在同一情境中，由于个体所作的不同选择而会使其人格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比如，在危机的境况下，第一个人选择了畏缩后退，第二个人则选择了知难而上，第三个人选择等待观望。由于三个人所作的不同选择使他们人格中的意志特征明显地表现出来，因此，也给他们的人格涂上了不同的色彩。个体由选择而形成人格，并使其具有稳定性，但是个体的选择和人格的稳定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人的选择活动既是自衡的，又是动衡的。它既可以依赖不断变化的外部刺激作出相应的反应，进行调节，从而达到相对平衡，又能依赖自身发展的需求，选择新的刺激和行为方式，不断打破旧的平衡，努力达到新的平衡。所以，个体的选择表现为稳定性和变化性的统一。由此，个体人格也同样体现为稳定性与变化性的特点。
按照社会学的观点，人要经历社会化的过程，才能完成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而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就是个体人格的生成过程，也是文化对人格的塑造过程。人的社会化始终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的社会化，无论其学习或选择何种内容的信息，始终无法超越文化的限定，这是文化存在相对人的本体性的必然结果。但人还具有文化主体性，人的主体性体现在个人与文化环境发生作用时，其思维与行为格局通过同化与调节不断与外界进行文化能量交换，从而推动人的本质的建构与再建构。因此，可以说，个体的社会化就是人格的生成路径。但是，社会化并不是只塑造“标准的”人格类型，社会化过程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异和发展，同样的社会化过程在不同的个人那里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反应模式。个人的社会化过程是以个人之间的社会差异为前提的，而不是对这种社会差异的抹杀。个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个体人格的建构过程，也是个人的个性化过程。同时，人的生成发展过程也是人自身“人格化”的过程。而人的“人格化”过程是人的个体化与人的社会化相统一的过程，是人成为人的价值实现的过程，也是个体人格的形成过程。社会化过程是文化选择人格的过程，同时，也是人格选择文化的过程。人们丰富多彩的人格世界正是在这种双向的选择过程中形成的。综上所述，“人格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人格，它不是人的遗传性的生理结构和生理属性，实质上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接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和熏陶的结果”。[9]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人格是人的文化存在方式。文化是人的生活世界，人在自己创造的“文化世界”中获得自己生活的意义。
3.文化存在的本体性，文化成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
文化存在相对于人而言具有本体性。“人是文化的创造者，每个人的创造活动都是文化积累与发展链条的一个环节。但是，人最根本的特征是其社会性，生活于一定的群体之中，他的文化创造只是社会文化创造的一部分，二者的关系是‘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10]对于个体而言，人只是自己创造的文化的主体，由群体创造的整个社会文化系统，则独立存在于个人的主观意志之外，个体只有选择、批判或拒绝某些文化内容，而无法左右文化的整体存在。同时，文化也有自己的历史，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进行自身积累，通过量变到质变形式完成变迁。
相对于一个历史时期的人类而言，面临的文化有两类：一类是现实文化，即新创造的文化，另一类是历史文化。历史文化具有超现实性，人们的文化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所构成的既定环境中的行为。人类可以选择对历史文化的态度，但无法决定历史文化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由于其历史性和先在性而具有了相对于人类的本体性。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人是文化的生产者，文化也是人的生产者，人与文化水乳交融，密不可分”。[11]人类创造了把握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文化方式，“人类以文化的方式去把握世界，就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生生不息的文化世界，诸如宗教的世界、艺术的世界、伦理的世界、科学的世界等等”。[12]文化虽然为人所创造，但各时代、各民族在不同环境下所创造的文化的累积已成为人类创造力的一种历史积淀，它包含着人类创造力积淀的文化，具有外在于人的独立价值。个体生来就不可避免地要生活在体现人类创造力的客观存在的文化世界中，必然受到历史沉积的文化的限制。因此，对个体来说，每个人又为文化所塑造。人作为文化的存在，既创造了文化，又为文化所创造。
文化“规范”人格。人格是人的文化存在方式。人生活于文化的环境之中，接受文化的影响、选择、塑造与创造。人格是个人对特定文化“内化”的结果。正如荣格所言：一切文化最后都沉淀为人格。个人的文化，最后成为个人的人格；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后就成为这个民族的集体人格。可以说，没有文化，就没有人格。文化对个体的影响使其形成一种基本的大众人格，而个体对文化的选择和改造使其具有了自己独特的而不同于他人的人格。同时，由于文化不断地影响人，而人在人生体验和人文环境的变化下不断地重新选择和改造文化，即人重新选择价值观、建构人格的过程。因此，人格的形成是一个在文化影响下的动态的过程[13]。人格是文化要求其成员所承担的角色。
一般来讲，“文化”主要包含三个层面：一是物质文化，二是规范文化，三是精神文化。每个层面又包含着广泛的内容，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特质和文化现象，共同构成一个社会的文化系统，成为该社会成员共同生活的基础。“物质文化”可以看成是文化的物质形态。它不仅是人的创造力量的表征，同样也会对人的心理态度、认知方式以及生活方式产生持久的影响。同时，也可以把物质文化看作社会中一个固定的部分，在人的一生中都必须去适应它。“规范文化”是对人们在特定情况下的行动、思维和感受的“期待”。文化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它能为所在社会提供规范准则，保证了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多数规范都和社会身份与社会角色相联系，体现为“角色期待”。“个人对这种规范和期待的认同和接受，使其以正常的方式在社会中生活，同时，这种‘认同’和‘接受’也深深地影响个体的自我意识和人格选择”[14]。价值观念和意义体系是社会文化系统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被当作人们行为的原理和指南。多种多样的文化形态都是价值观念和意义体系的具体体现。文化规定着人格特征和人格类型。人格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由于文化有着自己的特征和类型，因而某种文化只是选择了人格系统中的某一因素，使这一因素得到特殊的放大、凸显。而其他因素则受到压抑和限制，使人格呈现出明显的倾向性和特征。
在中国文化中，道德对于人格具有根本的决定性意义。一个人人格怎样主要取决于道德表现，而不取决于能力、情感等因素。而人作为一个整体，是知、情、意、信、行等多方面规定的统一，中国的伦理型文化则选择、突出了其中的道德方面，使人格成为道德型人格。不同时代、不同条件的文化环境塑造着不同的人格类型。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文化条件下的人与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文化条件下的人就有相当大的差别。英格尔斯从个人人格变化的角度谈到了文化环境变化对人格的影响。指出：“在这些变化的环境中，通常在稳定环境中观察到的个人特性的稳定性，必然随着对环境改变的适应而发生剧烈的变化。一个人环境的改变可能会在他一生中的任何时期发生，并不仅仅局限于童年期或青春期，这就肯定了在成年期如果环境改变，其个人特征也会有随之改变的可能性。”[15]文化扩展了个体的生存境界，塑造了个体的人格。文化给人提供的完整价值观和意义体系以及行为规范，不仅影响人的身份和角色的认同，也塑造人的心理态度和倾向气质。“是文化给人提供了作为人类一员的行为方式和内容，使人能把自己的人格提高到真正存在的水平。”[16]同时，个体人格也为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文化与人格就是在这个双向运动中共同发展的。
（四）文化人口是软实力的代言人，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
国家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赖以生存与发展实际存在的综合力量。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所体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社会方式、意识形态等的吸引力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17]倘若一个国家的文化处于中心地位，别国就会自动地向它靠拢，倘若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支配了国际政治秩序，它就必然地在国际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
文化是精神力量的代表，它以精神财富的形式，以对别国进行文化辐射的影响力来显示综合国力。任何文化软实力最终都体现在人身上，因此，文化人口是国家文化软实力最直接的显示器，文化人口指标是衡量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尺度。一个民族的灿烂文化，必然要有一大批文化人口来支撑。由此而论，文化人口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
1.凝聚力：文化的社会整合功能是保障国家凝聚力的必备要件
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而文化则体现出了人的这一本质特征。人的社会行为，都是在文化环境中发生的。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的序言中指出：“我们必须把个体理解为生活于他的文化中的个体，把文化理解为由个体赋予其生命的文化。”[18]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论述充分体现了人作为个体与其文化之间的一体化关系，以致于我们可以把人的本质界定为文化的表现形式。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不仅需要制度作保障，更需要精神的契合。作为一个民族长期的精神积淀，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和血脉。它可以依附于语言和其他载体，形成一种社会文化环境，以协调、整合各行为主体的力量，从而形成和强化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文化是凝聚社会的黏合剂，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纽带。正是因为文化具有整合社会各行为主体的功能，因而一个国家或一民族的文化传统，能给这一国家或民族的人民带来归属感、安全感和自豪感。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既继承了民族文化的传统，又深深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因素，是保障民族生生不息、国家兴旺发达的巨大力量。
文化产品是社会主流意识文化的重要载体，能够满足人类精神需要的文化创意产品体现了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它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具有凝聚力和感召力。文化媒介提供的信息和知识可以指导人们的决策和行为。文化娱乐活动可以调节人们精神世界的感受，艺术作品和演艺节目可以传递人们的思想和情感。这些经过文化创意、出版发行、演艺娱乐、影视制作、文化会展等产业运营所形成的产品，是传播社会主流意识、提升国民文化素质、强化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英国社会学家Anthony D.Smith[19]就认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受到人们居住的特定地区、区域内人际间的互动与集体记忆所影响，它通常由教育、媒体、历史、宗教和神话建构，塑造了人们的价值观与社会秩序，召唤人们的文化认同及归属感。近年来，《建国大业》《云水谣》《铁人》等电影作品用时尚娱乐元素弘扬了主流意识形态文化，既获得了艺术价值的“叫好”，又得到了商业价值的“叫座”。台北故宫用周杰伦的音乐作品《青花瓷》和动漫作品《国宝总动员》作为宣传点，吸引了大批青年人走进博物馆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可见，文化人口创造的文化产品完全可以承载社会主流意识文化，并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推动力量。
2.生命力：文化的调控导向功能是永葆国家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文化的变革与发展深刻影响着国家的社会历史进程，是国家朝气蓬勃和事业进步的重要保证，是国家的生命线工程。一方面，文化是社会变革的内燃机。对社会变革具有先导和推动作用。任何社会形态的文化，本质上不只是对现行社会的肯定和支持，而且包含着对现行社会的评价与批判。实践证明，当旧的制度、体制阻碍社会发展的时候，文化对新的制度、体制建立的先导作用十分明显。纵观历史，思想文化的解放，常是国家政治经济急剧变革的先兆。从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到近代的“西学东渐”以至“五四”运动，那些蕴含着新思想的先进文化，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开来，并逐渐渗入到社会公众的生活方式当中，从而成为推动社会改革的巨大力量。因此。人类历史上新的制度或体制战胜旧的制度或体制，文化起到了内燃机的作用。
另一方面，文化是社会常态的调控器，是保证社会稳定和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新的制度、新的体制建立后，社会在一定秩序中运行发展就是社会常态的表现。文化作为社会常态的调控器的作用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维持社会稳定。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20]毛泽东在谈到报纸的作用和力量时也强调了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的重要性。邓小平更是指出，要使我们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在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如果不坚持以本阶级的思想作为统治思想，那么它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统治地位也坚持不住。例如苏联在思想理论文化建设方面的落后，结果导致西方国家一枪不放，就瓦解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协调社会矛盾。由于社会是人的社会，而社会个体的需求又不尽相同。所以常态中的社会仍然会存在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各种矛盾。如果这些矛盾不能妥善解决，这个社会的常态就会被打破。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人们解决这些矛盾常常采取多种手段，而依靠文化的力量去化解这些矛盾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缓和、协调、化解矛盾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依靠文化的熏陶、教化和激励作用，通过柔性而有说服力的方式，将诚信、正义、公正等文化因子潜移默化地植入民众的心田，依靠人们的内心自觉来实现。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健康、有序、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3.创新力：文化的教育塑造功能是国家创新力的重要保证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全社会全民族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是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更是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但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创新力必须以整个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升作为依托。而这一切都取决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是否有完善的现代文化教育体系。文化教育所肩负的教育塑造功能和人格塑造功能能否适应现代经济与社会的转型，并全面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着一个民族和国家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命运。目前，许多国家都把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如为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日本已开始大力调整教育和科技政策及体制，决定告别“模仿时代”，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立国”。“加拿大的明天”对策研究会也曾提出呼吁，为确保在“新工业革命”中取得主动，必须改变教育制度，去培养“富有创新的一代人”。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等，都十分重视创新，把培养创新人才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才发展战略目标。
文化人口的多寡直接决定国家创新能力的高低。文化生产是复杂的创造性劳动，投入的是智力资源，产出的是著作权、版权等知识产权和优秀的文化产品，满足的是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需求。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人口是先进思想和优秀文化的生产者、传播者，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文化人口已成为世界各国文化竞争的重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适应文化发展需要的文化人口。美国有30所大学开办了文化管理学、艺术管理学等专业，培养从本科到博士的文化人口。强大的研究智库对美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每年，美国文化产业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和广阔的市场前景，从世界各地吸收大量优秀文化艺术人口，这些移民对美国文化艺术各个方面的发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好莱坞之所以成功，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从国外引入大量的文化人口。在文化人口引进的同时，美国还根据产业发展的需要，通过多种方式，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文化产业人口。日本也很重视文化产业人口的培养，近年来，许多大学和职业学校都开设了新兴文化专门学科，如形象造型、尖端艺术表现、数码艺术、动画、媒体、艺术和情报设计研究等。
4.传播力：文化的传播辐射功能强化和延伸了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的力量
中华民族的崛起必须有文化的崛起作保证。文化人口是增强文化传播力的关键。文化传播力是指文化通过各种传播方式的组合进行扩散，从而产生尽可能好的传播效果的能力。在国际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文化格局下，要让文化更好地走进国际文化大舞台，走在国际文化前列，必须具有强大的文化传播力。在影响文化传播力的所有决定性因素当中，人的因素是最根本的。对内凝聚人心、增强认同，对外提高文化竞争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宣传我国良好形象，都需要有好的传播内容和传播环境，这就需要大批优秀的文化人口。
此外，文化产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内在地蕴含着生产者的思想和观念。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认同也就暗含了对某种观念的认同，在消费某种商品的同时就会无意识地接受其内在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理念。因此，文化产品的流通输出同时也就是文化观念的传播辐射。文化产业越发达，就越有利于文化思想的传播和渗透，越有利于该文化认同度的提升，从而增强了该文化的吸引力，这样也就在无形之中强化和延伸了文化产品输出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的力量。
二 文化人口是文化竞争优势的重要支撑体系
人口通常是指一个地理区域内具有规模、结构、分布等特征的人的数量。人口统计学往往从数量上研究人口的各种生物特征（如年龄、性别构成）、经济社会特征（如职业、文化及经济状况分布等）的现状、变动及其发展趋势。
在人口学界，有经济人口、体育人口、教育人口等概念，但人口与文化结合起来，却并不多见。2011年《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提出，“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实行文化人口评估统计制度，使全民文化活动参与率逐年提高；建立文化人口评估机制，每年对全省文化人口进行统计。”这是国内最早明确提出“文化人口”，并要求对文化人口进行统计评估。可见，“文化人口”是一个创新概念，是有着丰富内涵和重要实践指导意义的新范畴。
（一）文化人口的概念：内涵与外延
基于文化属性对人口进行分类和评估统计，是一种理论上的创新，尤其是从人口角度来评估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绩效，更具有较大的现实价值。从人的社会性来看，任何人口都具有文化属性，差别只在文化程度的高低、文化素质的优劣。从人与文化活动（生产、流通、消费）的关系来看，有生产性人口和消费性人口之分。因此，文化人口是具有某种文化特征的人的总和。
以文化属性来考察人口可基于静态与动态两个维度。一是静态的差异性，即文化素质人口；二是动态的差异性，即文化活动人口。从统计角度来看，文化素质人口一般采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来衡量，如大学文化人口、高中文化人口，本质上与教育人口概念一致。而文化活动人口通常以参与文化活动的特征来衡量。从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两个维度来看，文化活动人口可分为文化生产人口和文化消费人口（见图2）。
图2 文化人口分类图
1.文化生产人口
文化生产人口是指从事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活动的从业人员。由于文化生产人口本质上与文化及相关产业的从业人口的口径是一致的，因此，本研究中文化生产人口统计上是指在文化及相关产业就业的人员（统计指标体系见附件）。为便于对文化生产人口构成的分析，我们又把文化供给拆分为制造和流通两个环节，其中文化制造按照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国统字〔2004〕24号），文化产业分为核心层、外围层和相关层。因此，文化制造人口还可按文化制造的属性进一步细分为核心文化制造人口、外围文化制造人口和相关文化制造人口三大层次。依据上述概念可整理出文化生产人口的概念层次表（见表2）。
2.文化消费人口
文化消费是对精神文化类产品及精神文化性服务的占有、欣赏、享受和使用等。从特征上讲，文化消费具有娱乐性、享受性、消遣性、发展性和智能性。文化消费给人以精神营养，是比物质消费的生物性营养更能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消费，是人们正常和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生活要素。按经济学的物品分类原理，可进一步将文化服务（或产品）分为公共文化服务和市场文化服务（也称为私人文化服务、非公共文化服务等）。公共文化服务是指由政府提供的免费公共文化服务（如免费音乐会、展览、论坛、场馆活动等），而由企业、私人通过市场途径提供的有偿文化服务（如购票的音乐会、讲座等）则属于市场文化服务。这样，文化消费人口可按文化供给的属性细分为公共文化消费人口和市场文化消费人口。
表2 文化生产人口的概念层次
文化消费人口作为一个创新概念，目前在统计制度上并没有完备的体系，因此要测量区域内文化消费人口的各项指标，如规模、结构和分布等较为困难。从已有的统计指标来看，涉及文化消费人口的指标大部分属于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包括公共图书馆的总流通人次、群众文化机构举办活动的场次和参与人次、艺术表演场所和艺术表演团队的观众人次、博物馆的参观人次、科协活动人次以及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等。由于市场文化消费多为个人或家庭行为，国家仅对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支出进行统计，以此反映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基于此，本研究对文化消费人口的分析框架如表3所示：
表3 文化消费人口实证分析框架
（二）文化人口的评估统计
长期以来，我国文化发展存在“重硬件轻软件”“重物不重人”的倾向，即重视基础设施硬件建设，轻视人对文化产品服务的享受及其效果。文化人口概念和理论的提出，将重视公民个人日常的文化活动和参与程度。文化人口评估统计的实质，是从人口的角度来统计和评估文化生产与消费的状况、进展与绩效。
1.文化统计
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对文化的科学统计一直是统计学面临的重要难题。1986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发了“文化统计架构”（Framework for Cultural Statistics，FCS）模型，以方格结构设计了包含5项功能横轴和10 个类别纵轴的文化统计架构。5项功能横轴分别为创作/制作、传输/传播、接收/消费、注册/维护/保护、参与；10 个类别纵轴分别为文化遗产、印刷品及文学、音乐、表演艺术、视觉艺术（包括摄影）、电影、广播电视、社会文化活动、体育和游戏、环境与自然。但在各国的文化统计实践中，发现FCS架构仍存在不少缺陷，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mmission）、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机构后来不断对其进行修正，各国也依据本国的实际制定了相应的文化统计体系。
总体上，文化统计主要从不同角度（政治、社会、经济等）、不同方面（管理、法规、投入、设施、产业、产品、服务等）和不同领域（文化遗产、印刷品及文学、音乐、表演艺术、视觉艺术、电影、广播电视、社会文化活动、体育和游戏、环境与自然等）对文化活动各个方面的状况、进展与绩效进行统计。其中，经济领域在文化产业、文化产品与服务等方面的统计，以及社会领域在文化保护、文化发展等方面的统计是文化统计的重点。
2.文化人口评估统计
与传统的文化统计思路不同，文化人口统计主要从文化生产的主体和文化消费的对象——人口的角度来统计和评估文化生产与消费的状况、进展与绩效。文化人口评估统计的最大突破，就是以人数为计量单位，代替了传统的文化统计中的实物或货币计量单位，其计算简单，无须进行价格指数或货币汇率的换算，可直接加总。这种统计一方面对传统统计方法进行有效补充。另一方面，在某些领域统计结果更为真实可靠，并可直接反映文化生产或消费方面的公众参与度。以博物馆服务为例，传统统计方法只能通过投入或设施规模的指标（例如建设面积、展品数量、价值等）来反映服务的供应量，但难以体现服务的质量以及公众的真实需求度和参与度，如以单位面积博物馆的参观人数来衡量，不仅能更加真实地反映服务质量，也能与直观的感受（如人山人海、门可罗雀）相契合。因此，文化人口的评估统计不仅是文化统计方法的创新与发展，在文化消费方面，以人口为单位进行统计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3.文化人口评估统计的重要意义
一是代表公共文化建设理念的重大转变。传统的文化统计和文化服务评估标准比较偏重于文化设施建设、场馆面积、资金投入等硬指标，而对服务则有所忽略，较少考虑人的需求，对设施的便捷性、服务的可得性、场馆的使用率、文化活动的参与率等指标关注甚少，给人一种“见物不见人”“重钱不重人”的感觉。众所周知，政府绩效考核统计标准具有极强的导向功能。传统文化统计“重物不重人”的偏向，必然促使各级政府在文化建设上偏重财政投入、硬件建设。并不是说基础设施建设不重要，而是在政策导向上更应注意投入与产出、建设与服务的均衡。建立文化人口评估统计制度，不仅是文化统计方法的创新，更是公共文化建设理念的重大转变。文化人口评估统计，改变了传统文化统计中以实物或货币为统计对象的思路，改用以人为统计对象，更加突出了公众对文化的参与和消费，不仅能反映文化产品供给状况，而且也能较好地反映文化产品被实际消费的结果，反映社会公众文化参与度和活跃度，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二是作为政府公共文化决策的量化依据。政府公共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向公众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文化人口评估统计制度的建立，为政府公共文化决策提供量化的依据，有利于各级党委、政府依据准确及时的统计资料、统计分析和统计咨询意见，作出正确的公共文化发展决策，对于提高政府公共文化决策的科学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利于更全面地掌握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现状与特征。以文化生产和消费人口为评价对象的文化人口评估统计，是全面系统、科学合理地评估当前文化活动现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有利于全面把握当前文化活动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文化活动的基本特征，对于了解实情、深化认识、科学推进工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二是有利于准确把握当前文化活动工作的重点与难点。通过评估统计，可以较为全面系统地了解到当前我国推进文化活动存在的核心障碍、突出优势以及各地区在文化活动工作中的特色与不足，从而便于工作更有针对性，能够重点突破制约当前文化工作的“瓶颈”问题，促进各项文化工作的顺利推进。三是有利于科学规划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以文化人口评估统计数据作为量化依据，可以更科学、更准确地规划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保障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
三是为评价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绩效提供客观量度。政府绩效评估，在评价政府能力、监督政府行为、提高政府绩效、改进政府公共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建立和实施文化人口评估统计制度，是对现有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和绩效考核办法的完善和深化，对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绩效考评有重要参考价值。由于传统文化统计方法的局限，以往对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价，往往缺乏一些客观数据。文化人口评估统计指数是数量化的数据，具有更加清晰、明了、准确的特点，以此作为尺度，衡量一个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状况和地区文化发展水平，更具说服力。第一，从纵向来说，比较一个地区不同年份的文化人口状况，能够判断当地文化发展的趋势、规律、特点及存在问题；第二，从横向来说，依据文化人口评估统计指标，对不同地区间文化人口状况进行比较，评价文化人口状况，也能发现不同地区人口在公共文化消费方面的差异。通过这种评估统计手段，能更好地监督、评价各级党委和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绩效，促进各地政府进一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此外，建立和实施文化人口评估统计制度，也是落实文化强国战略在考核评估层面的重要体现，科学合理的评估工作，可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全国及各地文化活动人口的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对深化认识文化系统的评估工作有重要意义。
（三）文化人口评估统计指标体系的构建
目前国际上尚未发现有专门从人口维度进行文化统计的指标体系。从国内来看，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行评估统计的指标逐步增多，在各类文化统计中也会混合一些与人口有关的统计指标，但也无专门从人口维度进行文化统计的指标体系。目前，基于生产角度的文化生产供给评估已有成熟的文化产业分类标准以及相关的统计方法（见表五）。鉴于开展文化人口评估统计的目的是评价公共文化服务的绩效，因此，本研究将集中探讨基于文化消费人口角度的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绩效评估体系建立的问题。
1.文化人口评估统计指标体系
本研究在借鉴国内外关于文化人口及公共文化考核指标体系的实践与经验的基础上，采用演绎与归纳的综合方法构建一套能科学反映公共文化消费状况的文化人口评估统计指标体系。基本思路见图3。
经过专家讨论、研究和筛选，同时将一些属性相同的指标进行归并，合成为新的综合指标。比如，将“每万人公共图书馆流通人次”“每万人群众艺术馆、文化馆、文化站组织文艺活动参加人次”和“每万人参观博物馆人次”三个指标合并转化为“每万人公共文化设施的参与人次”，将“每万元公共图书馆财政拨款的流通人次”“每万元群众文化机构财政拨款的流通人次”和“每万元博物馆经营支出的参观人次”三个指标合并转化为“每万元公共文化设施财政拨款的参与人次”。最终形成了文化人口评估指标体系如下（表4）。
表4 文化人口评估指标体系
图3 综合演绎法与归纳法的文化人口评估指标体系构建思路
评估指标体系框架确定后，需要进一步确定各级指标的具体权重。从文化人口评估指标体系来看，由于各指标的基础数据存在较多缺失，年份数据较少，太多的缺省值替代会导致客观赋权的失真。因此，我们选择了主观赋权的层次分析法，最终确立的文化人口评估指标体系的具体权重见表5。
表5 公共文化消费人口评估指标体系权重（AHP法）
2.文化人口指数生成
文化人口评估属于多指标的综合评价方法。综合评价的目的，就是把描述评价对象不同方面的多个指标的信息综合起来，得到一个综合指标，并依据一定的指数生成方法形成综合评价指数，由此对评价对象作一个整体上的评判，并能进行横向或纵向比较。
综合评价指数生成方法的原理为：采集所有n个地区t时期内全部k个观测变量的原始值xij（t），1≤i≤n，1≤j≤k，选择指标的无量纲化技术将原始值转化为相应的无量纲化值sij（t）。然后，依据以下的计算公式对各指标的无量纲化值进行加总，最后生成可用于比较的综合评价指数。
其中，wij表示i地区第j个评价指标观测变量的相对权重，sij（t）表示i地区t时期第j个评价指标观测变量的无量纲化值。
由于文化人口评估指数要能起到横向（各地区之间）与纵向（年份之间）的同时比较，因此，无量纲化方法采用对基于最大值、最小值的无量纲化转换进行修正的方法，无量纲化公式如下：
1）正相关指标的标准值
2）负相关指标的标准值
按上述公式调整，文化人口评估指标的所有值均无量纲化在70至100之间。
表6 文化生产人口统计指标体系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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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培育和壮大文化人口的基本任务
培育壮大文化人口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着手增加文化供给，让人有机会从事文化相关活动；二是着手激励城乡居民加大文化消费，促进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三是着手建立文化人口监测评估机制，及时准确地知晓文化人口的成长和人的文化活动情况。
（一）大力加强文化供给，优化提升文化生产人口
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壮大文化创意人才队伍和提升文化创意水平为根本，以优化文化生产人口的结构分布为重点，促进全国文化供给的均衡可持续发展。
1.扭转文化低端制造模式，促进文化由“硬制造为主”向“软制造主导”转变
技术和文化是改变人类社会与物质世界资源交换方式的两大动力，是实现传统物质经济为代表的工业文明向非物质经济为代表的知识文明转型的必由之路。我国加快转型升级不仅需要依靠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而且需要重视工业设计、数字内容、文化创意、品牌构建等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此，一方面，要推动文化产业与传统优势产业的对接，以文化创意和数字内容提高传统产品的竞争力和附加值，形成文化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格局；另一方面，鉴于我国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本身还停留在简单的器物式复制加工阶段，当前迫切需要加快文化生产制造业本身的转型升级，扭转低端制造模式。文化建设不能停留在公益性文化场馆和经营性文化工厂等可见度高的物质“硬制造”层次，要加快发展文化创意等“软制造”环节，深层次开发民间智力资源和创意精神，不断扩大文化性知识产权规模，促进文化制造不断从低端向高端提升。只有这样，文化及相关产业在国家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才能得到进一步发挥。
2.优化提升文化生产人口构成，促进不同地区、城乡、所有制和单位类型文化人口的相对均衡
文化生产人口构成不平衡是一种常态，但过度不平衡则是发展不科学的表现。要加大公共文化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覆盖和倾斜力度，扩大其文化生产供给人口规模，满足落后地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以东南沿海要素成本上升和产业转移为契机，推动东部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低端文化制造产业（如印刷、玩具等动漫衍生品）和文化制造人口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探索试办“文化产业转移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放宽民营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的门槛，大力扶持民营文化企业，提高文化生产人口尤其是核心文化制造人口在非国有单位就业的比重。进一步深化体制内文化单位的干部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改革，促进国有文化创意人口在不同所有制和单位类型的流动，推动文化内在活力的迸发。
3.加大文化创意人口的引进培养力度，铸造文化灵魂
文化创意人才是文化生产人口的重中之重。一要大力引进高层次文化人才，壮大核心文化制造人口队伍。把文化人才放到与科技创新人才同等重要的高度，将文化领域人才引进纳入各级政府的各项引才、引智工程。针对文化人才的特点，制定专门的文化人才引进办法和评价体系，定期发展文化人才需求目录。完善用人留人机制，强化为才服务，健全智力贡献评价和文化人才激励制度。二要努力培育本土优秀文化人才。鼓励国内高等院校、职业学校开办符合文化产业发展需求的专业，培养专业人士。针对新兴文化行业的特点，定期调整文化人才的专业技术资格序列，强化职业资格鉴定和职称评定。三是提高文化生产人口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带动公民素质的普遍提升。在加强广场、图书馆、博物馆、农家书屋等文化硬件设施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拓展其软件服务功能。要以人才引入和培养为主要抓手，让所有文化设施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促进公民精神文化思维方式的变革和人的本质升华。
（二）刺激居民文化消费，不断扩大文化消费人口
要以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为契机，刺激居民文化消费意识，增强文化消费能力，从而提升生活质量和满足精神文化需求。
1.提高居民文化消费水平，促进文化消费结构转型升级
促进文化消费人口规模增加的关键着力点，一方面要努力增加城乡广大人民群众收入，提高人均收入与人均产值的比例值，健全社会保障，减缓“积蓄需求”，提高人均文化消费与人均非文化消费的比例值，提升城乡文化消费成为居民消费“支柱性需求”。另一方面，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供给要以需求为导向。文化产品的创作者、生产者和文化服务的提供者，要把人民群众喜欢不喜欢、认可不认可、消费不消费作为创作、生产和服务的追求，积极提供导向正确、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和优质的文化服务，努力满足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不同群体、不同年龄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只有符合人民群众需求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才能赢得并不断扩大需求市场。
2.提高公共文化设施使用效率，优化改善文化消费环境
一方面，应运用经济手段包括税收、价格、补贴等手段，对公共文化消费进行调节。各级财政的文化事业经费应随着经济发展逐年增加、稳步增长，确保到2020年，人均文化事业费达150元，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三馆一站”免费开放的目标。中央、省、市三级要设立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确保农村重点文化建设资金需求。另一方面，应充分运用高新技术，加快构建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文化传播体系，不断为公共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注入新的内容、搭建新的平台、创造新的形式，增强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表现力、吸引力和感染力，从而引导文化消费、扩大文化消费。
3.重视文化“毛细血管[21]”建设，培育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文化市场
改进欠发达地区文化民生状况，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文化消费需求，不仅需要考虑国内物价上涨的影响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进一步加大投入，推动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和阵地的配套建设，还要反思历来的文化服务投入机制及其实际成效。除了必要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外，凡是提供可移动产品和可选择服务类型的文化工作，比如乡村电影放映、各级文艺团队下基层等，包括广播电视村村通、万村书库建设等，不妨采用类似“家电下乡”的“消费直补”方式，针对不同文化产品和服务类别，由社区居民集体自行计划、自主消费和自我管理，变“国家计划配给”为“群众自为消费”，更有效地满足和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4.培育文化消费氛围，提升居民文化消费热情
培养全民热爱文学艺术、参与文化活动的高雅志趣和文化氛围。各级文化部门和文艺团体可通过组织开展高雅艺术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业、优秀文艺精品基层巡演、“三下乡”、“四进社区”、“送欢乐下基层”等活动，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免费的文艺演出、艺术讲座和文艺创作辅导，提高群众的文学艺术欣赏水平。各级各类学校要加强对学生的文化艺术素质教育，开设专门课程，开展文艺活动，加强文化艺术熏陶。发挥各种宣传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的作用，使主流媒体成为文化消费的倡导者、文化消费品的广告者、先进思想的传播者，调动居民自觉满足精神享受的欲望，并为居民享受先进、丰富、科学、健康的文化提供必要的途径、产品、方式、领域等信息。
（三）建立文化人口评估统计制度，精确把握文化活动情况
通过建立文化人口评估统计制度，开展文化人口评估统计，不仅可以全面、准确、及时地反映文化发展尤其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范围、结构、效益、速度等发展现状和变化趋势，摸清文化发展的总体状况，还可以通过统计数据的分析研究和对比，找出文化发展的优势资源和薄弱环节，为各级各有关部门规划文化改革发展蓝图、制定文化发展政策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1.制定文化人口评估统计制度实施办法
一是建立健全文化人口评估统计指标体系。虽然前文已经初步建立了文化生产人口统计指标体系和公共文化消费人口（评估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绩效）统计指标体系，但这一指标体系仍然不够完善，须进一步修订。同时，如何建立一个同时涵盖文化生产人口和文化消费人口（包括市场文化消费人口）的指标体系也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二是以地区为基本单位进行评估统计。文化人口评估统计要坚持统一标准、统一口径，以各地区为基本单位进行。如在全国层面，文化人口评估统计首先由各省依据评估统计指标体系收集原始数据，填写统计报表，对本省情况进行统计，并按要求上报。然后，中央有关部门在汇总各地数据的基础上，根据文化人口评估指数，对全国及各省的文化人口发展情况及变动趋势进行排序、比较和综合评估分析。三是开展文化人口考核评比。公共文化消费人口是评估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绩效的得力辅助工具，可每年进行一次公共文化消费人口评估统计，并定期公布文化人口评估统计结果。评估统计报告内容包括年度文化人口评估统计情况、各地文化人口发展水平排序比较、文化人口发展热点难点问题等。
2.建立文化人口监测制度
文化人口评估统计指标体系的主要目的是进行综合评价，但文化人口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的主要目的是进行动态监测。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二者不是完全独立的，监测指标体系比评估指标体系更加庞大、系统和全面，评估指标体系的指标来源于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区别在于评估指标体系有权重，最终会生成一个总指数，可以总体上进行横向和纵向对比，而监测指标体系没有权重，只是了解工作的进展。只有二者结合起来，同时用，才能构成有机的监测评估系统。因此，为了更加全面、及时地掌握文化人口发展状况，除对文化人口活动设立评价指标体系之外，还需要建立一套更为系统、全面的统计监测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从部门工作的角度出发，分几大领域对相关工作进行动态监测。文化人口监测指标体系对公共文化领域涉及相关指标进行全面、动态的监测，同时明确相关责任单位，通过及时收集、整理、分析文化人口活动的相关数据和信息，可以及时了解指标发展的好坏快慢，掌握工作进展状态，便于及时了解存在或潜在问题，方便相关部门及时采取措施，推动工作开展。
3.强化文化人口评估统计组织保障
各级各部门要从文化人口的角度重视文化改革发展，把文化人口的情况纳入各地各部门的政绩考核。但由于文化人口评估统计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难度高，为此，一要明确部门职责分工。各级各部门要加强领导，明确分工，搞好配合。各级党委宣传部门侧重于评估统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文化人口情况的综合分析；统计部门侧重于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确保评估资料的准确性；其他相关部门负责提供相关资料，协助撰写专题报告。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文化人口评估统计工作纳入工作日程，建立文化人口评估统计部门协调联动机制，确保文化人口评估统计工作的顺利实施。二要确保统计质量。严格执行《统计法》，坚决杜绝虚报、瞒报、拒报、迟报和弄虚作假等统计违法行为，确保文化人口评估统计数据的真实可靠和及时有效。三是落实专项经费。文化人口评估统计工作是一项新任务，各项工作环节都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要积极争取文化人口评估统计专项经费，并确保专款专用。各有关部门领导要高度重视文化人口评估统计工作，努力改善工作条件，加强统计队伍建设，充实统计人员，保障文化人口评估统计工作的顺利完成。
四 培育和壮大文化人口的战略对策
（一）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构建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行有效、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城乡居民提供优质、全面、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公民文化权益的保障，也是培育壮大文化人口的基础工程。
1.转变政府职能，加大公共文化服务投入
公共文化服务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政府有责任向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各级党委、政府应该把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作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任务，像重视经济建设那样重视文化建设，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为基本队伍，转变服务理念，创新服务方式，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均等化建设。同时，要建立“文化改革发展成效考核评价体系”及“文化专项资金绩效评估体系”，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联系起来。要把“公共文化服务的范围和种类”“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等指标标准化、定量化、法治化，以制度保障督促和激励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为增强国家文化竞争优势提供行政支持。
2.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增强公共文化机构活力
公共文化机构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供给主体。当前，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推动公共文化事业单位形成责任明确、行为规范、富有效率、服务优良的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要按照国家事业单位改革的要求，扎实推进政事分开，由大包大揽向宏观统筹指导转变，对业务运行给予必要监督，对其经营效绩定期进行评估，对其日常业务活动，应尽量减少直接插手和干预，从而实现其独立发展。加快政府对公共文化机构的投入机制改革，探索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实现从养人办事到市场购买的转变。同时，积极推动内部机制及其配套制度的改革，在劳动人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推行全员聘用制和岗位责任制，完善绩效考评机制，增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发展活力，以便更有效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3.加强文化立法，健全公共文化政策法规体系
完备的立法和有效的执法是保证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的有力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立法工作有了初步的成效，但从整体上看还不够完善，而且也缺少针对公益性文化行业特色、发展现状和规律的法律制度。因此，加强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文化立法工作是当务之急。要紧密结合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实际，加快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法治建设进程，积极开展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立法工作，通过文化立法，保障人民群众合法享有文化权益，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繁荣发展。总结一段时期以来的公共文化发展决策、文化监督和执法的实践经验，将运行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逐步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加快公共文化建设立法进程，不断完善文化政策法规体系。有计划、有步骤地继续推进《公共图书馆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立法工作。推动专项立法建设和文物保护地方性法规体系建设，修改和完善促进文化艺术发展、鼓励文化艺术创新的知识产权法。在加强立法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法律监督机制，完善相关政策，督促各级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做到有法必依，务必把发展社会公益性文化事业工作落到实处，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要。
4.推进基本公共文化均等化，促进城乡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城乡之间文化的均衡发展关系到我国整体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要加大对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扶持，树立农村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并重的发展理念，利用文化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让农民群众既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又享受到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要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建立健全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完备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规划布局和文化网络建设，建立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标准化体系。挖掘农村历史文化资源，发展特色农村文化，做大做强农村文化品牌。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满足农民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培育和拓展农村文化市场，促进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甚至国际文化的交流。中央财政要加大对落后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转移支付力度，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重点支持并解决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文化发展财力不足的问题，促进地区之间协调发展。利用信息化手段，积极建立公共文化流动服务网络，实现资源共享，缓解经济欠发达地区资源不足的问题，缩小城乡区域间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差距。
5.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多元化，创新公共文化供给方式
目前，我国公共文化建设还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然而，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打破“政府是公共文化服务唯一提供者”的观念，打破公共部门的垄断地位，积极引入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组织、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提高公共文化的生产力和文化市场的活力。应研究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积极鼓励企业和个人捐赠、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从而最大限度地为公益事业谋取发展资金，推动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要设立促进民办公益性文化单位发展的各种专项基金，采取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税收减免等政策措施，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1.激活创意元素，形成文化产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22]在描述全球化浪潮的种种景象时，特别强调了创意对人类社会的价值。创意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思维活动，更能够衍生出无数新产品、新市场、新机会，通过扩大受众群体、增加边际效益，从而达到利润最大化，由此成为新经济的原动力。电影、音乐、动漫、主题公园及衍生产品的开发与销售，既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展示了美国极强的文化渗透能力。日本在20世纪末的经济持续低迷期，致力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目前其动漫产业的收入已经超过汽车和家电等传统支柱产业的收入。日本政府借此提出“动漫外交”的口号，以期在国际社会推广日本文化。这些都是文化创意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例证。
文化产业要步入创意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关键是要形成上下联动、左右衔接、一次投入、多次产出的完整高效的产业链。内生增长理论[23]认为，对于任何一个经济系统而言，重要的是具备一种使新创意产生或被采纳的机制。美国经济学家赫尔曼（Herman E.Da—ly）[24]的“产业关联效应”理论认为，现代经济各部门间都存在前向或后向联系，并由这种联系形成一连串不均衡的连锁过程，各行业部门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经济发展是一个部门伴随另一个部门的一系列不均衡发展的过程。文化产业是把文化与创意碰撞产生的成果产业化和规模化，将抽象的文化经过创意加工，转换为具有更高经济价值的现代新兴产业。文化创意产品不是单一要素的产品，它需要多种技能的配合。比如动漫设计和网络游戏的研发需要计算机图形、仿真、数据传输等技术的支撑。没有技术支撑，再美妙的创意也无法实现。这就直接引发文化产业的参与主体在产业运营过程中要求合作共赢，从而使参与主体结成产业链成为必然。创意元素，不仅作用于传统文化产业，而且作用于制造业、旅游业、服务业，甚至是农业。这种产业领域的跨界融合，促使高科技手段和现代运营模式为传统文化产业注入新的元素和功能，促进了传统文化产业的升级换代，催生出全新的产业形态，并吸引越来越多的行业向文化创意产业靠拢，进而形成产业链并且不断衍生。
2.发挥中华文化资源优势，培育特色文化产业
我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所创造的五千多年中华文化，是世界四大文明起源中唯一延续不衰、生生不息的文化，其自身具有西方文化无可比拟的优势，其所蕴含的诸多精髓在今天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25]。我国的文化产业只有突出中华文化的自身特色才能生存，这也是我国与国外文化产业进行竞争的最大优势。为此，一方面要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利用。2006年5月，美国《新闻周刊》评选出进入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中国文化形象符号，具体包括：汉语、北京故宫、长城、孔子、兵马俑、丝绸、瓷器、京剧、少林寺、功夫、西游记、针灸、中国烹饪等，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因此，必须运用创意元素实现中国文化符号的现代性重构，创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并且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文化标志和文化品牌，赋予中国文化持久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例如，美国人以中国功夫为主题拍摄的动作喜剧电影《功夫熊猫》，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美国人尚能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利用得如此出神入化，中国人更应该知耻后勇。另一方面，要创新观念，加快时代文化的产业化。我国文化产业集团要想在起步落后的状况下，与发达国家的产业集团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必须以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思路向世界展示“中国创造”的无限魅力。例如，中央电视台从1983年开始创办的春节联欢晚会，已成为我国农历新年代表性符号之一，深入到普通百姓心中，成为中华民族在春节期间的一个新年俗。随之而来的晚会经济已经出现，春晚的巨大收视率吸引着更多的厂商，并把春晚看作展示企业形象的最佳舞台。无论是对已有的文化资源充分利用，还是无中生有地制造文化消费热点，只有挖掘并满足公众潜在的文化需求，培育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才能实现文化产业成为发展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目标。
3.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法规体系
要以《文化产业促进法》的出台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一方面，要借鉴吸收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法治经验。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管理有其独特的规律。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整合，已经形成了较完善的市场化融资、工业化生产、商业化营销和大众化消费的产业体系[26]，我国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经验，制定符合文化产业发展规律的政策法规。另一方面，要结合我国自身的特点，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发展道路。以网络产品市场为例，仅从2009年开始，文化部先后发布了《关于查处第六批违法游戏产品及经营活动的通知》《关于开展文化市场集中整治行动的通知》《关于立即查处“黑帮”主题非法网络游戏的通知》《关于查处第七批违法游戏产品及经营活动的通知》《关于查处第八批违法网络文化产品经营活动的通知》《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以整治网络产品市场，为网络游戏管理提供法律保障[27]。
4.拓宽文化市场投资融资渠道
文化产业既是文化密集型产业，也是资金密集型产业。拓宽文化市场投融资渠道，建立多方投融资机制，是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础。要建立合理的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清除非国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的制度和政策障碍，进一步放宽社会资本准入条件，引导民间资本和外资投入文化产业，逐步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多元筹资机制。积极鼓励社会资本依法发起组建各类文化产业投资公司和投资基金，进一步简化民间文化产业投资项目行政审批程序，取消不利于民间投资发展的各类收费。大力培育民间文化团体和文化组织，促进文化企业行业协会建设，促进文化协会及文化中介等组织的健康发展。建设文化产业与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机制，促进文化与资本市场对接，鼓励各种风险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参与文化产业建设。支持文化企业通过上市、发行企业债券等形式直接融资。探索建立文化产权交易平台，发展版权和其他文化知识产权交易市场。研究建立文化知识产权的价值评估体系，设立价值评估中介机构和抵（质）押登记、交易平台。
（三）着力扩大居民文化消费需求
要把提高居民文化消费的能力和水平作为扩大消费的中心环节，努力推进文化消费商业模式创新，充分发挥科技和旅游对文化消费的拉动作用，大力促进文化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积极构建扩大文化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1.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强公民文化消费能力
由于文化消费具有较大弹性，收入越高，用于文化消费的支出也越高。因此，要在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底线和基础上，通过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拓展居民文化消费的空间。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要采取多种措施，重点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培育壮大中等收入阶层，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从而保障各阶层都具备相应的文化消费能力。要健全和完善促进文化消费的政策，并运用多种包括税收、价格、信贷等经济手段来调节文化消费，着重于提升居民文化消费能力，着力于提高文化消费规模和水平，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体落实在满足人民群众文化消费需求上。
2.培育文化消费习惯，拓展文化消费需求领域
收入增长是文化消费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实际上，居民有没有文化消费的意愿还受到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等文化因素本身的影响。因此，一要加强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引导，培育科学健康的文化消费习惯。积极营造良好的文化消费氛围，努力改善文化消费环境，加快推进由被动满足文化消费向主动创造文化消费的转变。充分调动全社会参与群众性文化活动的积极性，探索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引导、规范、扶持和激励机制，对社会力量组织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政策扶持。搭建公益性文化活动平台，培育专业性的群众文化活动市场经营机构，探索形成群众文化活动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运作模式。二要积极开发与文化产业相融合的教育培训、健身休闲、文化旅游、信息服务、电子消费等服务性消费，拓展文化消费领域，创新文化消费产品，扩大文化服务消费规模。未来，随着民众文化消费能力的提高和文化消费方式的转变，在文化消费结构上趋向转型升级，由形态单一、层次较低向多样化和高层次转变，由实用型向实用和审美兼顾转变，由休闲娱乐向休闲娱乐和求知求美兼顾转变，更加注重文化消费的品质和档次。在消费特点上，则更加注重即时性、个性化、互动化和多向体验，从日常实用、身心愉悦、时尚追求转向深度阅读、心理调适和境界提升，有力地促进文化消费中的知识增值和价值创新。因此，要积极顺应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新变化和审美的新需求，大力促进文化消费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高文化消费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加大学习提高、审美提升型消费在文化消费结构中的比率。
3.创新文化消费商业模式，培育新的文化消费热点
积极创新文化消费商业模式，拓展大众文化消费市场，开发特色文化消费，扩大文化服务消费，提供个性化、分众化、专精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新的文化消费增长点。考虑文化消费者的消费偏好、接受心理、欣赏习惯和审美趣味，充分利用新产品、新业态、新功能刺激文化消费增长，不断激发消费主体的文化消费的动力和欲望，推动文化消费升级，改善居民文化消费预期。加大市场监督力度，进一步提高对文化市场的建设、监督、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加强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投诉处理，依法惩处、严厉打击文化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文化市场正常秩序和文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注重提高基层，特别是农村基层的文化消费水平，缩小城乡文化消费差距，扩大文化消费增量。积极引导文化企业投资兴建更多适合群众需求的文化消费场所，鼓励出版适应群众购买能力的图书报刊，鼓励在商业演出和电影放映中安排一定数量的低价场次或门票，鼓励网络文化运营商开发更多低收费业务，有条件的地方要为困难群众和农民工文化消费提供适当补贴[28]。面向基层群众，面向特殊群体，积极发展低成本、低票价、小规模的文化消费活动。可以通过发放文化消费券、提供专项消费补贴和价格优惠等方式激发基层群众的文化消费热情，鼓励和刺激文化消费增长。总之，人的文化消费是无限的和不断升级的，要通过克服影响文化消费的制约因素，提升文化消费满足程度，促进持续实现阶段性消费目标而获得心理满足和精神升华，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4.发挥科技、旅游等带动作用，促进文化关联消费
快速增长的文化科技创新是推动文化科学发展、促进文化消费的强力引擎和重要支撑，要加快推进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积极利用先进科技成果促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提高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从而提高文化消费的质量和水平。加快高新技术与文化消费商业模式的融合，推进科技在服务、营销、消费等环节的集成应用。加快文化消费的数字化转型，优化文化产品的技术载体和传播渠道，促进业态多样化和功能拓展。数字化趋向带来文化消费的新体验，成为文化消费的新引擎。推进服务模式创新，加快服务技术的发展，发挥多渠道传播、多方式接受作用，有效实现服务多样化和增值服务拓展。推进文化消费方式转变，不断创造新的消费需求，拓展新兴消费形式，推进技术载体先进化、接受方式多样化、消费手段智能化、消费体验独特化，使文化消费更加便利，有效需求更为扩大，文化消费总量规模快速增长。
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要积极发展旅游产业，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相结合，充分发挥旅游业的产业带动作用和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加快推进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进一步强化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联动作用，促进旅游业获得更多的文化内涵和文化附加值。要通过特色旅游产品营销和旅游品牌集群创建，把文化内容和文化元素融通于旅游构件和旅游体验中，实现文化内容为王和旅游景观为美的内在融合，提升旅游业的文化品位，强化旅游业的溢出效应，以获得更大市场消费份额和国际影响力。充分利用新兴媒体（特别是互联网）构建文化旅游市场营销机制，着力发展大众性、商务型、终端型文化旅游服务，以促进服务性消费的多样化、特色化、优质化，不断提高文化消费增长水平。
（四）加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文化人才不仅是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而且是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重要消费者。换句话说，文化人才既是文化生产人口，又是文化消费人口。
1.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
在人才竞争激烈的今天，实施科学的文化人才战略刻不容缓。一是改革不合理的用人制度。要结合文化行业自身的特点，对不同岗位设立一套科学客观、操作性强的岗位能力标准体系，将岗位能力标准作为使用的依据、考核的方向、培训的目标。要坚持唯才是举，量才录用，真正把“想做事、能做事、做成事”的人才推上文化事业的第一线，真正营造一种岗位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的人才脱颖而出、充满生机活力的用人环境，真正做到引得进、留得住、出得去。二是制定吸引文化人才的优惠政策。要建立文化人才资源开发和人事制度改革的工作机构，研究制定文化事业单位人才培养、使用的政策措施。各级政府应重视文化人才的引进，不断优化引进文化人才的环境，运用待遇、事业、感情等多种形式吸引急需人才，稳定现有人才。充分发挥文化教育研究机构、专业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作用，培养一批文化经纪人、会展策划人、主持人和文化中介者等。三是改革不合理的分配制度。要建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多劳多得的收入分配制度，实行收入与绩效挂钩，工资按贡献大小拉开距离，对那些工作表现出色、为文化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文化人才，应给予重奖，让他们有一种实现自身价值的自豪感、贡献社会的成就感、得到社会承认和尊重的荣誉感。四是打破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要建立起有利于人才流动的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人事代理制度、资格认证制度，使这些人才能够在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条件下流动，消除人才流动的后顾之忧。
2.加大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资金投入
各级政府要加大对文化系统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的政策扶持和经费投入，为文化人才的成长和作用发挥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要设立文化人才基金，如建立“文化人才引进专项基金”“高级文化人才培训基金”“高级文化人才突出贡献奖励基金”“高级文化人才生活补贴基金”等，用于紧缺文化人才的引进、有突出贡献文化人才的奖励、特殊急需文化人才的培养资助等。要扶持人才成长，为文化人才承担重大课题、重点项目等提供足够的经费资助。要给予文化人才以充分的生活保障，使他们能全身心地工作。要给予文化人才学习考察的机会，丰富他们的知识，扩大他们的视野。
3.改善文化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
文化人才的成长，不仅要靠个人的努力，还需要有良好的社会条件。邓小平说：“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29]为此，一要创新人才观念。要珍惜文化人才、爱护文化人才、用好文化人才，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文化人才队伍。要坚持“二为”方向，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在学术研究中提倡不同观点的自由讨论，在艺术创作中提倡不同风格的自由发展，努力形成尊重文化、尊重艺术的浓厚氛围，形成生动活泼、民主团结、宽松和谐的良好局面。要鼓励探索，支持创新，包容失败，最大限度地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二要拓宽培养渠道。要把短期培训与脱产进修结合起来，把岗位培养与挂职锻炼结合起来，既培养又使用，真正让文化人才能够不断进步、不断提高。三要创造有利于文化人才工作的条件。对文化人才的优秀成果和作品，要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宣传、推介，扩大社会影响。领导要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制度，了解文化人才的工作生活情况，多办实事好事，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四要健全文化人才评价机制。要建立两个体系，即能力评价体系和业绩评价体系，前者以文化人才对岗位的胜任情况来确定其职位，后者以文化人才在其岗位上为本单位所作的贡献和为社会所创造的价值大小去衡量。
[1] 李舫：《突破瓶颈人才先行——我国文化产业逆势上扬观察与思考综述之三》，《人民日报》2009年6月25日。
[2] Pierre Bourdieu，1986，The forms of capital，in J.G.Richardson（ed），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New York，p.244.
[3] 朱伟钰：《“资本”的一种非经济学解读——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4] ［日］宫岛乔：《文化的再生产社会学》，藤原书店2002年版，第162页。
[5] 徐淳厚：《关于文化消费的几个问题》，《北京商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6] 冯建军：《生命与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7] ［法］帕斯卡尔：《思想录》，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7—158页。
[8] 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
[9] 杨秀莲：《文化与人格关系研究的若干问题》，《教育研究》2006年第12期。
[10] 魏则胜：《道德建设的文化机制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11] 冯建军：《生命与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 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8页。
[13] 赵立军：《文化、自我概念与健康人格》，《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14] 武斌：《文化与人格：双向的选择》，《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4期。
[15] ［美］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
[16] 武斌：《文化与人格：双向的选择》，《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4期。
[17] ［美］约瑟夫·奈：《软实力》，马娟娟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18] ［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19] Anthony D.Smith.Cultural Foundations of Nations：Hierarchy，Covenant and Republic.Wiley Blackwell Publishing House，2008.
[2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1]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周文彰指出，推动文化建设，关键在于“毛细血管”。即，重视乡村文化站这些“毛细血管”的建设，把文化熏陶送入千家万户。
[22] Thomas L.Friedman.The world is flat：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M-I.Farrar Straus Giroux，2005.
[23] ［美］查尔斯·I.琼斯：《经济增长导论》，舒元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4] 芮明杰、刘明宇、任江波：《论产业链整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页。
[25] 陶知翔、张建中：《文化冲突与大学生民族文化认同》，《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26] 曹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安徽大学学报》2007年第22期。
[27] 《2009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白皮书摘要》，《中国文化产业网》2010年1月11日。
[28]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6日。
[29]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