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沿革

陕西城镇化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7）：城镇化正常推进阶段；第二阶段（1958—1960）：过度城镇化阶段；第三阶段（1961—1978）：独特的逆城镇化阶段；第四阶段（1979— ）：持续快速城镇化阶段。

一 城镇化正常推进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7）。这一阶段是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实现的时期，也是大规模工业化和城镇建设时期。陕西绝大多数人口从事广义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只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随着商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商品交换为主要职能的小城镇不断增多，但小城镇及城乡之间的相互影响较小，构不成等级关系。城乡之间人员、物资、信息交流很少，道路等区域性基础设施水平低，社会发展缓慢，没有形成区域间经济发展的疏密问题，城乡空间结构状态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即呈现低水平的空间均衡发展状态。陕西城镇开展了大规模的清理整顿工作，恢复正常秩序，发展城镇经济，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镇人民居住环境，初步改变了全省城镇的环境面貌，城镇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9年间城镇化水平不断上升，城镇人口的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相适应的，人口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迁移自由。

二 过度城镇化阶段

第二阶段（1958—1960）。1958—1960年全国展开了以“三年超英，五年赶美”为目标的盲目“大跃进”，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强调以钢为纲，全民大炼钢铁。社会内部的变革和外部条件的变化促进了经济的一定发展，农业产品有了一定的剩余，社会分工明显加快。作为内陆经济强省的陕西，由农村向城镇调动大批劳动力，部分人口从事手工业、矿业、小规模的原材料加工业和制造业，城镇人口比重快速上升，是上个世纪提高速度最快的时期之一。随着铁路和公路运输线的不断扩展、延伸，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在工矿业和港口附近逐渐形成新的城镇。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使城镇不断吸取周围地区的资源，并向周边地区输出商品，发挥政治、经济领导和组织职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低效的空间均衡状态被打破。远离城镇的边缘地带乃以落后的农业生产为主，空间经济梯度和城镇等级规模逐渐突显。但这种增长违背了客观规律，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业生产连续减产，城镇发展明显超过了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的承受能力，致使许多城镇供水、供电严重不足，交通、通信困难，许多市政设施超负荷运转，从而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三 独特的逆城镇化阶段

第三阶段（1961—1978）。盲目“大跃进”致使城市物资供应不足，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建立在快速、低质、低效的工业化发展基础上的快速城镇化，不得不进行调整。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提高设置市镇标准，大量精减职工并压缩城镇人口；“文化大革命”又把大批城市知识分子和干部下放到农村劳动，非农就业人口比重和城镇人口比重急剧下降，城镇建设工作受到严重冲击。陕西城镇化进程遭受严重挫折，城镇人口不断减少，城镇建制基本停顿。

四 持续快速城镇化阶段

第四阶段（1979—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陕西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农村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步伐不断加快，经济的活跃为城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90年代陕西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创造了条件，城镇化出现了多元化的特征，突出标志是90年代自下而上乡村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经济的发展使国民收入大幅度增长，社会和私人投资能力扩大；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钢铁、机械、化工、动力、纺织等部门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第三产业开始大量出现，工业化和城镇化速度逐步加快。省会西安继续发展的同时，由于资源开发和经济增长，区域的第二级、第三级中心得到加强，宝鸡市、咸阳市、铜川市、渭南市、延安市、榆林市、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杨凌示范区城市空间不断扩张。稠密的交通网深入到区域的各部分，单纯的“中心—边缘”结构逐渐变为多核心结构。城镇之间的交换、交流关系极为频繁，落后地区的资源更多地被吸引到经济循环中来，并分配给原有的中心和形成新的中心，城镇职能分工和等级体系初步形成，西陇海沿线城镇带已具雏形。由于经济实力还不是很强大，并不是所有的边缘地带都得到了充分的开发，相反，由于集聚经济在社会经济区位决策中的统治地位，社会及产业主要集聚于高等级的城市和轴线上，“点—轴系统”逐步形成，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愈演愈烈，空间结构仍处在变化之中。2014年，陕西城镇化水平为52.58%（图3.2），而1978年为16.33%，提高了36.25个百分点，年均增长1.07%。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城镇化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国家战略、政府干预对城镇化道路有着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城镇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后来随着国民经济逐步恢复以及工业生产向“三线”地区转移，陕西城镇人口中所占比重开始快速上升。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城镇人口增长速度都要快于东部和东北地区，改革开放后，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原有经济基础和人文条件较好，东部地区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在全国城镇人口中所占比重也随之逐步提高。

2014年，全省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为18657.84亿元，而2009年为6194.86亿元，增长2.96倍。城镇市政公用设施实现县城以上全覆盖，城镇垃圾处理、污水处理、供水、供气、供热等设施水平大幅提高。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民生事业加快发展，城镇新增就业超过200万人。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养老、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建成了一大批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有效推进了城乡公共服务设施一体化进程。

图3.2 陕西城镇人口及城镇化率（2000—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