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趋势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城镇化（urbanization）是城乡空间结构变迁的必然趋势，是农村人口和各种生产要素不断向城镇集聚而形成的经济结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社会观念等向城镇性质演变的过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现阶段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通常用城镇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重来度量，是一个区域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城镇文明扩散等方面的综合体现。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过程是一个国家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城乡空间逐步融合的过程。落后的乡村和现代城镇之间的巨大差异，吸引着乡村人口不断地涌向城镇，形成了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现象[1]。
18世纪的工业革命使传统的以家庭、作坊经济为主体的分散式的城乡空间格局迅速瓦解，规模效益、集聚效益使人口、资金和技术不断向城镇集聚，城镇化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的同时，也导致了城镇的繁荣和乡村的衰败。1900年以前，虽然没有出现专门的城镇化理论著作，但是关于城市的起源、城市的发展、城市问题以及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所引起的后果等等，已有不少论述，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在此背景下，空想社会主义者开始思考社会改良的药方和城乡空间结构的理想模式，欧文的“新协和村”和傅立叶的“法朗吉”，以及由奥斯曼主持的巴黎改建计划和由本汉姆主持的旧金山、芝加哥等城市的空间发展和治理规划，均是在工业化初期对城镇经济发展的理论探索[2]。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大部分国家已初步实现了城镇化（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城镇化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开始暴露出来，这不仅提出了对城镇化研究的理论需求，而且也为深入的城镇化研究提供了现实基础，对城镇化的研究由传统的形态偏好开始转向功能空间。其中最著名的理论有英国学者霍华德（E.Howard），于1898年提出“田园城市”理念，强调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3]。在其思想影响下，法国青年建筑师加尼埃（Tony Garnier）从大工业的发展需要出发，开始了对“工业城市”规划方案的探索，对“工业城市”的要素进行了明确的功能划分，重视规划的灵活性，给城市各功能要素留有发展余地。西班牙工程师索里亚·伊·马塔（Aruro Soria Y Mata）认为在新的集约运输形式下，传统的从核心向外一圈圈扩展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已经过时，它会使城市拥挤、环境恶化，主张城市形态沿一条高速运转的轴线发展，并于1882年提出了“带形城市”的空间结构。英国生态学家盖迪斯（P.Geddes）进一步深入研究城市的功能，于1915年发表了《进化中的城市》一文，预见性地提出了城市经过大规模的集聚与扩散，将形成新的空间形态，即城市地区、集合城市和世界城市。与此同时，针对不断蔓延的城市以及日益松散的城市结构，勒·柯布西埃（Le Corbusier）在1922年发表了《明日的城市》，随后提出的巴黎中心区改建方案及“光辉城市”结构模式，一反霍华德以来的城市分散主义思想，强调用现代技术手段来引导城市人口的集中，形成以高层为主，拥有大片绿地的现代城市空间形态。美国建筑师F.L.赖特（Frank Lloyd Wright）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广亩城市”（Broadacre City）的设想，赖特认为现代城市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也不能代表和象征现代人类的愿望，是一种反民主的机制，因此，这类城市应该取消，尤其是大城市。在《宽阔的田地》一书中，他正式提出了“广亩城市”的设想，他认为，在汽车和廉价电力遍布各处的时代里，已经没有将一切活动都集中于城市中的需要，而最为需要的是如何从城市中解脱出来，发展一种完全分散的、低密度的生活居住就业相结合在一起的新形式，这就是广亩城市。根据城市内部居住用地的布局，美国人C.佩里在20世纪20年代末提出了“扩大居住街坊”的概念，即以小学、基层商店为基础来组织“社区”的“邻里单位”原则。对于城镇化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30—40年代的德国，之后，这项研究在美国、瑞典、联邦德国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它包括以城镇型居民点（市场）为中心的土地利用空间结构；最佳的企业规模、居民点规模、城市规模和中心地等级体系；社会经济发展各阶段的空间结构特点及其演变；社会经济客体空间集中的合理程度；空间相互作用即地区间的货物流、人流、财政流，各级中心城市的吸引范围，革新、信息、技术知识的扩散过程等，所有这些都是空间结构特征的重要反映[4]。1933年，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W.Christaller）在《南德的中心地》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中心地理论。芬兰建筑师E.沙里宁（E.Saarinen）针对城市过于集中而产生的弊病，于1942年在他的著作《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一书中提出了关于城市发展及其布局结构的理论——“有机疏散论”，它的可取之处在于将城市与外围乡村作为一个整体，通过规划和产业的再布局实现城乡分工协作与耦合发展，使人们居住在一个兼具城乡优点的环境中，体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本思路。美国城市问题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城市和区域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生态系统，城市是区域个性的一种表现，城市的活动有赖于区域的支持，区域的发展取决于城市的推动；对城市密集区主张大、中、小城市的结合，城市与乡村的结合，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结合，从而形成一个区域综合体[5]。
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随着世界工业化的推进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人们越发认识到从区域角度研究城镇和从城镇角度研究区域的重要性与必要性。195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发表了题为“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的文章，创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这成为发展中国家有关城镇化理论的鼻祖。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Perroux）于1955年提出了著名的“增长极”理论，成为城镇化动力理论中“大城市动力论”的首创者。美国区域发展与规划专家弗里德曼（Friedmann）结合缪尔达尔（G.Myrdal）和赫希曼（A.Hirschman）等人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提出区域发展的“核心与外围”发展模式。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Gottmann）根据对美国东北部海岸地区的城市发展考察，发表了著名的《大都市带：东北海岸的城镇化》论文，从而产生了新的城市空间结构理论。1960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发表邓坎（D.Duncan）等人的著作《大城市和区域》，文中首次提出了“城镇体系”概念，并阐明了城镇体系研究的实际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后，信息化、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等理论与思想融入到城镇化的研究之中。美国规划大师赖特（H.Wright）提出了自然生态空间融合的区域城市。欧盟从1993年起开始了“欧洲空间展望”跨国空间规划工作，以实现区域与城市空间的集约发展。加拿大与美国也采取“生长控制”之类的措施，来调控区域城镇空间的演化。伴随着工业和人口向大城市的盲目集中，城市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许多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将城市与周边乡村地区联系起来的重要性，中心地理论、增长极理论得到进一步应用。如日本制定了5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纲要，韩国实施了全国国土规划，等等。1993年联合国东京会议一致认为，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城镇的世界，人们相信，21世纪是一个新的城镇世纪[6]。随着工业化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全球城镇化水平在持续提高，2008年，世界城镇化率为50.01%，人类首次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地区，全球城镇化的浪潮已经到来。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对城镇化的研究晚于西方国家。1945年，梁思成先生撰写《市镇体系秩序》一文，呼吁使市镇发展成为有秩序的组织体系。但一般认为，我国关于区域空间结构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城市规划学、城市地理学、建筑学、区域经济学以及一些经济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一批学术著作相继出版。20世纪80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董鉴泓先生的《中国城市建设史》；傅崇兰的《中国运河城市史》；叶骁军的《中国都城发展史》；俞伟超的《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阶段性》；陈田的《我国城市经济影响区域的初步分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乡镇企业的兴起、小城镇的大量涌现、乡村城镇化迅速发展密不可分。随后，国内发达地区开始探索中心城市与周边乡村地区通盘考虑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有学者从城乡景观演变这一现象出发，研究了城乡空间演变的发展趋势，认为城—镇—乡体系是在集中和分散两种趋势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其目的是做到农村有中心、城市有腹地，城乡紧密结合。
崔功豪（1990）等提出边缘区演变的动力机制是城市内部发展压力作用于郊区所产生的被动型城镇化力和郊区自发的城镇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发展受到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影响[7]。1992年，顾朝林出版了《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一书，这是国内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研究我国城镇体系产生、发育、发展的论著。之后，姚士谋等撰写的《中国的城市群》探讨了我国的城市群形成现象、规律、空间分布和发展趋势，首次提出了“城市群”的基本概念，推动了我国城市群的研究。顾朝林（1993）等在探讨中国城市边缘区划分的基础上，对中国大城市边缘区的人口、社会、经济、土地利用以及地域空间特性进行了研究。其后，学者进一步探讨了城乡一体化的空间意义，指出城乡一体化系统由社会、经济、自然、城镇系统构成；提出城乡协调的区域观、可持续协调观等规划观念[8]。1995年，中科院地理所陆大道研究员出版了《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一书，提示了区域发展过程中包括区域城镇空间结构在内的空间结构演变的一般特征，并提出我国未来几十年区域经济发展和国土开发以沿海和长江沿岸为一级轴线，二者组成“T”字型的宏观构架。周一星（1995）总结了我国在城市的行政地域与景观地域严重背离的情况下，继续使用行政地域区分城乡的种种弊端，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适合中国特点又具有国际可比性的城市实体地域概念，以此作为城乡划分及统计的地域基础，提出以下限人口规模、非农化水平和人口密度三个指标定义城市实体地域，并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城市空间形态的分类，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划分实体地域的方法和工作程序[9]。1997年，周干峙明确提出城市与其所在区域是一个开放的特殊复杂的巨系统，在城市规划上要突出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域整体性，规划程序应先区域后城市，而不是相反的过程[10]。1998年，南京师范大学的陆玉麒博士出版了《区域发展中的空间结构研究》一书，对区域空间结构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提出了“成长三角”模式。张京祥（1998）认为城镇群体空间演化的基本机理是空间自组织和被构组织两者相互作用的过程，城镇化既要遵循经济规律，又要发挥政府的适当调控，不拘于西方模式与简单的现象分析，追求城市实质性的健康、有序、持续发展，才是城市化的主旨[11]。
2000年，张京祥在《区域城镇群体空间组合》中，把城镇群体发展放在整个区域空间考察和分析，认为城镇群体空间演化的基本机理是空间自组织和被构组织两者相互作用的过程。谢守红（2004）总结了国内外城市空间组织研究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分析了国外大都市区的发展历程、空间演变特征及动力机制，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大都市区空间演化的新特点、新趋势。并根据我国当前经济和城市发展实际，对中国大都市区的界定标准、形成机制和演化规律进行了探讨[12]。王兴中等（2005）从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原理与社会规划的角度分别论述了城市生活空间结构、生活空间评价、微观综合评价、三大生活空间评价、日常行为场所结构与生活场景微区位理论[13]。熊国平（2006）从城市内部结构的急剧变化和外部轮廓的迅速扩展两个方面归纳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形态演变的总体特征，建立了信息化、全球化、知识经济和快速城镇化与城市形态演变的基本联系[14]。陆大道研究员在《2006中国区域发展报告：城镇化进程及空间扩张》一书中以事实阐述了我国城镇化的冒进态势及其影响，并建议采取严格、多方面的综合措施，遏制“冒进式”城镇化和空间失控的严峻态势。胡序威（2008）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国土开发、区域规划、城镇化与城市发展的区域研究、区域与城市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突出了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科学对于区域和城市发展问题的综合研究[15]。许学强（2009）等探讨了城乡划分和城市地域的概念，以城市体系为中心，阐述了城市职能分类、城市规模分布、城市空间分布体系、区域城镇体系等内容[16]。赵虎（2009）从当前我国职住关系变化的角度入手，首先探讨了职住平衡与城乡空间结构在因果联系、有效区域和结构构成三个方面的关系；结合南京市江宁区的职住实际情况，认为其存在通勤人口数量巨大、职住服用地比例失调、城市内部功能关联度较低等问题，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些问题与现有空间结构之间的联系[17]。韦亚平（2009）在总结“城区外拓”和“城镇蔓延”的用地发展特征基础上，分析了当前建设用地管制体制的内在矛盾；以广州市为例，指出：二元建设用地管理体制下的土地利用管制已经对大城市的空间增长形成了越来越多的约束，集中表现为相关主体对集体土地建设权的争夺；这不仅增加了城市规划编制和用地管理的成本，而且将进一步扭曲大城市的城乡空间发展；在制度检讨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18]。王立、刘明华、王义民（2011）以城乡空间互动—整合演进的理念为依托，横向思考城市与乡村在社会经济发展、居民理想生活诉求层面的异同，着力探讨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原理及规划体系的核心内容，指出经济空间互动、生活空间延展、社会文化空间更新、城乡交通空间链接及田园生态景观空间表征是城乡空间互动—整合演进不同阶段新型农村社区规划的基本原理，新型农村社区规划体系的确立必将对城乡空间的合理规划与管理提供有益的参考[19]。孙昌盛、赵艳林、刘宝臣（2011）认为，随着国内区域经济联动的加强，产业布局的调整升级，以及大区域交通条件的改善，我国城市化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区域化”的新发展时期。东南部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面临着若干重大机遇。通过分析县域城乡空间发展存在的一般性问题和制约因素，提出通过空间规划与行动集成，将城乡统筹概念落实到县域空间层面上，构建一个综合的发展战略与行动规划[20]。段禄峰（2011）认为城镇与乡村作为区域经济系统的两大组成部分，两者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实现总体经济最优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了解城乡空间结构演变的方向及未来趋势，对于打破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开拓农村市场、发展新型产业、节约建设用地、优化空间组织、提升发展潜力具有重要意义[21]。雷诚、范凌云（2011）认为大都市区的发展将成为中国城镇化的新阶段，分析了大都市区“双轨”发展特点，认为其引发的“土地配置”问题主要集中于土地产权、土地市场流转和土地使用管制，指出大都市区地区实现城乡统筹的核心在于土地，应当“构建土地开发权利平衡机制、构建土地开发利益共享机制、构建多方参与土地决策机制”来实现大都市区“土地配置方式的转型”[22]。宁越敏等（2011）以上海为例，在三个空间层次上建构了大都市区劳动分工和空间组织相关性的分析框架[23]。王雪松、彭建（2012）认为我国城市交通发展面临的交通拥堵、交通安全、交通环境等问题日益突出，学习和借鉴美国大都市区新一轮的交通规划经验十分必要[24]。刘永红、刘秋玲（2012）认为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属地规划管理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区域整体协调发展的要求，因此实现区域共同规划管理至关重要[25]。张沛等（2012）从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切入，探讨促进西部地区均衡发展的空间策略。认为城镇化作为西部地区近现代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区域协调发展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助推器，两者之间存在着强烈的链式反应。当前西部地区业已显现“城镇化推动区域的统筹协调发展，区域协调为城镇化优化外部环境”的良性互动态势[26]。陈建兰（2012）以2009年江苏省苏州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现状的调查资料为基础，详细剖析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即“农保”）向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即“城保”）的转移接轨这一新生事物，并提出了完善农保转城保制度的对策建议[27]。李小云、叶红（2012）从城乡空间融合的角度出发，以广州花都区为例，分析了区域绿地景观格局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区域特色绿地景观元素的提取，通过“渗透”、“环绕”、“多样复合”，塑造花都“山、水、田、城融合”的连续统一、网络状、可渗透的城市区域绿地景观形象[28]。
在区域城镇空间结构的实证研究上，也取得了一批丰硕成果。除了用统计分析方法以外，GIS技术开始引入；有人尝试用动力学模型研究城市、城乡空间的相互作用，也有的学者用几何方法研究区域城镇空间分布。如许学强撰写的《论珠江三角洲大都会的形成》；姚士谋所著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空间演化趋势》；宋迎昌的《空间集聚扩散理论与北京大都市区实证研究》；吴良镛等（2006）在综合北京、天津城市总体规划及河北省城镇体系规划的基础上，采用批判性整合的工作方法，以实现良好的人居环境与和谐社会同时缔造为目标，自主创新，在更高的境界上推进京津冀地区空间战略发展规划的研究；[29]等等。张玉鑫（2011）论证了长三角各地纷纷“接轨”上海的空间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上海及周边地区的空间发展正由极核集聚阶段向极核扩散阶段转变[30]。黄娉婷、张晓平（2012）采用天津市人口与工业总产值数据，引入重心测度模型，以人口重心为参照，对天津市工业重心在时空上的动态演变轨迹进行实证研究；结合各区县工业差异变动规律，对重心迁移的影响因素进行探析[31]。
（三）陕西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陕西城镇化发展的研究主要有：段汉明（2002）通过分析西安城市发展在地域空间上的不利因素，提出新西安“一核三副”城市发展的主体框架[32]。尹怀庭、刘科伟（2002）认为西安城市发展出现了无序扩张、生态环境破坏、交通拥塞、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等问题，应拓展西安城市发展空间，采用双轴线空间发展结构，重新构建其交通、产业和生态发展空间[33]。和红星（2002）通过对西安三次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过程的比较分析，探求西安整体环境不协调的原因，并提出一些较具体的、易于实际操作的建议，以促进西安整体环境向协调方面发展[34]。余向洋、王兴中等（2004）通过对国外有关城市社会收入空间理论进行概括，结合西安实际，首次全面探讨其社会收入空间的结构与模式，力图揭示西安市社会生活空间质量及其结构[35]。张沛（2006）认为区域协调发展客观上要求打破行政界限以区域整体利益为目标，大西安都市圈发展应当统一配置区域资源实现区域一体化[36]。张宝通（2006）论述了建设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的紧迫性，并提出了具体的关中城市群实施方案[37]。李宏志、王圣学（2006）通过介绍分析“点—轴”理论，探讨了它在都市圈空间结构中的作用机制，以西安大都市圈为例，分析了其空间结构的特征及其演变过程[38]。高岩辉、刘科伟（2007）采用理论分析、区域比较的方法，分析西部大开发以来西安城市市区对其周边城镇的影响，探讨经济集中与区域发展的关系以及市区与周边城镇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39]。赖作莲、王征兵（2008）对陕西农村劳动力产业转移和空间转移的分析表明，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陕西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和质量都呈上升趋势。但是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与城镇化率的相关性不太显著，相当一部分非农就业转移在农村内部实现，从而影响了城镇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的发挥。此外，不同时期、不同规模和不同区位的城镇发展对劳动力转移的作用不同[40]。马秋芳、杨新军、王军伟（2009）等选取西安国内游客为研究样本，运用合图法综合游客的特性和游客造访的景点（区）特征对西安旅游资源进行分类，并进一步构建了西安的游客旅游空间模型，基于游客和资源的综合分析为旅游资源分类和旅游空间模型的认识提出了新的方法和思路[41]。王圣学等（2009）认为在城市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中，通常是由单中心城市向多中心城市发展，在城市形成发展的初期，在一个区域范围内形成单中心城市有利于城市规模经济的形成和集聚效应的发挥，当单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时，城市规模过大往往会造成集聚的不经济，以及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人口过密、经济发展缺乏持续动力等问题，于是城市空间结构开始向多中心发展，其最为典型的形式之一就是在原有单中心城市的周边发展卫星城[42]。
席保军（2010）认为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旨在以落实《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相关政策，《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以国际化的视角，以加快科学发展、实现率先发展为主题，在延续城市文化、塑造城市特色、提升市民的幸福指数等方面做了探索，提出了山水同构，建设生态大西安；文化复兴，建设人文大西安；组团发展，建设活力大西安；幸福宜居，建设和谐大西安的基本构想[43]。《2011西安概览》从西安的综合实力、西安概况、历史沿革、经济结构、农业经济、现代工业、第三产业、城市建设等方面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人文西安、活力西安、和谐西安[44]。董欣等（2011）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西安旅游地产在西安都市发展中的核心带动作用。认为旅游地产作为西安大都市旅游业与房地产业结合而产生的新兴产业，其发展模式灵活多样。在此基础上，试图探索一条通过旅游地产开发带动都市圈空间与人文资源整合，从而实现城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全新路径[45]。张中华（2011）从休闲行为空间视角，通过对西安居民进行问卷调查，梳理居民经常去的休闲场所、休闲环境状况、休闲活动的障碍因素、居民休闲行为动机、居民对休闲设施的评价等休闲行为空间的现状特征，分析了西安大都市休闲空间存在的问题，从而为未来休闲空间规划提供研究基础[46]。高征、段禄峰（2012）指出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不同产业之间重大比例关系调整和相同产业内部资源配置调整两部分。西安要实施“产业强市”战略，发展与自身环境、资源相匹配的产业，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全面提升工业化水平[47]。赵凯、王宁（2012）论述了城镇化既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单纯采用市（镇）人口占全部人口的百分比来表示城镇化水平有很大的缺陷；根据城镇化水平的内涵，提出了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并以陕西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了其城镇化水平的变化趋势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陕西省1999—2008年期间的城镇化水平整体上呈上升趋势，2008年陕西省各城市的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总体来讲，关中地区城镇化水平最高，陕北地区次之，陕南地区最低[48]。苏新泉、武永义、周正（2012）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任务，也是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推进城镇化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财政作为党和政府施政的物质基础、体制保障和监管手段，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承担着重要职责；陕西财政积极发挥职能作用，着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完善财政政策，加快推进陕西城镇化进程，是亟待深入研究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49]。陕西省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3）指出，农村人口的转移转化，特别是进城农民的转化（农民市民化）已成为当前制约我国特别是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的主要问题；陕西省作为西部欠发达省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时期，要破解当前城乡居民收入低、城市化水平低、经济外向度低三大难题，必须努力加快农村人口转移转化，推进城镇化健康快速发展[50]。江泽林（2013）指出建设陕西“三强一富一美”西部强省的战略目标，是今后陕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富民强省目标的具体要求，也是事关全省发展大局的紧迫任务；当前，城镇化已经成为推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实现民生进步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51]。葛龙、孙忠民（2014）运用陕西1978—2012年间的统计数据，在构建陕西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陕西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实证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分析陕西城镇化水平的发展趋势和特点，最后提出优化城镇化发展的建议[52]。
二 未来研究趋势
国内外城镇化发展研究，虽然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资源禀赋、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等因素相异，推进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也千差万别，但在研究思想和基本观点上基本一致，都强调城市与乡村不可分割，城镇化建设必须从城乡整体、系统的观点进行探求。总体呈现以下趋势：
研究范畴：从单一城市到区域城市、城镇群、都市区、大都市带，并总结出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动力机制和发展模式。
研究学科：从单一学科到以社会、地理和管理科学为核心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的重点已经转移到社会领域。
研究方法：从描述到解析、从定性到定量相结合，从理想状态下的规范研究到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下的城镇空间社会的不确定性。除了用统计分析方法以外，GIS技术的开始引入；有人尝试用动力学模型研究城市空间的相互作用，也有的学者用几何方法研究区域城镇空间分布。
研究重心：从城镇空间的物质属性到城镇空间的社会属性，从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到社会结构的制度变迁，注重强调个人的行为层面，重点解决城镇集聚问题。
目前，关于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问题的研究已有很多，上面提到的有关城镇化发展的战略、理论、问题等研究，基本上都是研究城镇化发展的速度问题。关于城镇化发展质量问题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对城镇化质量及其评价的相关研究成果开始出现。这些研究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城镇化质量的综合评价研究，二是对城镇化质量的单项评价研究。对城镇化质量的综合评价研究成果主要有：叶裕民教授研究提出的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国家统计局“建立中国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及应用研究”课题组研究提出的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一些类似于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等。研究成果目前主要有城市竞争力评价、城市现代化评价、城市综合实力评价、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等。对城镇化质量的单项评价研究有多种，包括城市人居环境评价、城市环境评价、城市文化评价、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评价、生态城市评价、文明城市评价等[53]。
总的来看，过去我国关于城镇化发展问题研究的共同特点是：注重城镇化发展的进程或速度研究，缺少对城镇化发展质量、模式、机制的系统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