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末的学前教育（1860—1911）
我国传统的学龄前儿童教育是在家庭中自发进行的，主要是进行识字和日常行为规范的教育。20世纪初，社会化的学前教育机构首先在湖北武汉出现。天津第一所学前教育机构是创办于1905年的严氏蒙养院。
一 学前教育机构的萌发
最初天津的学前教育只在慈善组织或机构里进行，具有一定的慈善性质，直到《癸卯学制》颁布后，天津才逐渐出现了官办、公立以及私立等多种形式的学前教育机构。
（一）慈善组织中的学前教育机构
清末，天津的一些慈善机构收养的人群中有一部分是儿童，他们也对这些儿童进行一定的教育，带有学前教育的特性，这类慈善机构主要有以下两所：
1.津河广仁堂慈幼所
清光绪年间，河间、天津一带屡遭水旱灾害，灾民流离失所，纷纷逃到天津市内，有时沿街乞讨的难民多达数万之众，其中受害最深的当数贫苦的妇女和儿童，很多孩子或被鬻卖，或被饿死，或被遗弃，尤其是女孩，官府和市民皆为忧悯。在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倡议下，光绪四年（1878）创办广仁堂，地址在东门外南斜街，用以收养流落街头衣食无着的孤儿寡母。由于广仁堂收养的是天津、河间两府的子女和贫苦节妇，因此，广仁堂也叫“津河广仁堂”。
后来在地方政府的资助下，又对广仁堂进行了扩建，地址选在天津西门外太平庄，新建房舍280间，东为男号，西为女号，将原有的妇孺收养于太平堂中。太平堂分为六个所：慈幼所（幼童班）、蒙养所（义塾）、力田所（务农班）、工艺所（做工班）、敬节所（妇女班）和戒烟所（戒毒所）。其中的慈幼所，即是专门收养5—8岁儿童的教养机构。[3]
2.长芦育婴堂蒙养院
长芦育婴堂创设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由长芦盐商联合开办，地址在镇海门外水阁大街，共有102间房屋，专门收容弃婴，由当时天津著名的社会慈善家周南樵管理该堂的一切事务。长芦育婴堂是天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
长芦育婴堂计划收养弃儿二三百名，但是由于后来人数日益增多，房屋不敷应用，于是在绅商捐助下重新修建。1907年，长芦育婴堂迁入河北新开河，占地70亩，建房355间，秉承“教养兼施”的理念，内设蒙养院、女工厂、女子半日学校和女医堂，其中蒙养院收养4—8岁的幼儿，内设保育室3间，游戏室3间，游戏园1所。民国初年，育婴堂收养规模达到500人。[4]
（二）蒙养院
直隶学务督办严修（1860—1929），多次去日本考察教育，1902年9月，他参观了神户泛爱幼稚园、爱珠幼稚园，对园内儿童“唱歌环走，步伐整齐”极感兴趣。1904年6月，严修再度赴日，在东京参观了小石川幼稚园、国民教育社附设幼稚园。[5]回国后深悟发展学前教育的重要性，于1905年，创办了严氏蒙养院，地址设在西北角文昌宫四棵树严宅内，招收4—6岁儿童，主要是严氏亲友以及附近邻居的子女儿孙，人数约30人。严氏蒙养院开启了民办幼稚教育的先河，是天津最早的幼儿园。
1906年，普育女学的校长温世霖（1870—1935），在西门里板桥胡同火神庙募捐盖新校舍，增设蒙养院，由其夫人安桐君任院长。1911年改名为天津公立第一蒙养院，时有职工2人，男童13人，女童11人。
1908年，私立朝阳观蒙养院成立，设在户部街。同年，官立第五小学附设蒙养院，校址在东南城角。这两所蒙养院的师资均为严氏保姆讲习所培养的毕业生。
1909年，直隶提学使卢木斋（1856—1940）创办卢氏蒙养园，地址在河北区元纬路卢氏私宅，主要招收家中和亲友的幼儿，聘任留日归国的吕碧城姊妹主持园务，转年该园由留美归国的卢木斋次女卢云卿接办，继卢云卿之后又由卢木斋之媳严智娴负责。同年，天津出现了官立第一蒙养院，又名北洋第一蒙养院，院址在窑洼。[6]
清末天津的学前教育机构，数量较少，办学形式以私立为主。
二 学前教育机构的办学概况
清末，天津学前教育刚刚起步，办学尚处于探索阶段，因此，这一时期，学前教育机构的规模较小，教学内容也比较简单。
（一）经费来源
清末学前教育机构经费的筹措，根据机构的性质不同主要有政府拨款、绅商捐资、租金、创办人承担以及学生自费几种形式，有的学前教育机构经费来源兼有多种形式。根据《广仁善堂纪实编》记载，广仁堂在清末到民国初年接受的官方捐款有：督院月捐20两，岁捐500两，藩司岁捐500两，海关道岁捐500两，天津道岁捐240两，运司月捐200两，天津府和天津县均岁捐100两，每年共有4580两。后经李鸿章奏请，朝廷每年拨漕米300石。[7]同时，广仁堂采用了传统的投资形式，购买地产和房产，以获得利润和租金。在现今天津儿童福利院发现有三块石碑，其中一块石碑上铭刻着李鸿章、周馥、盛宣怀、经守业等清朝官员的名字，由于此处原是李鸿章倡导、天津官员士绅出资兴建的广仁堂，据推测这可能就是当时记载此事的功德碑。
官办性质的蒙养院由政府拨款，省财政厅拨款至劝学所，再由劝学所发至各院。私立蒙养院经费以创办人承担为主，经费以社会筹集为辅。如长芦育婴堂的经费均来自长芦盐商的捐助；严修把自己的私人宅舍做严氏蒙养院的校舍，每个幼儿每月大约交纳一元的学费，严氏子弟也照常交费，其他的各项费用都由严修自己筹集。宜兴埠徐肃静创办温氏私立女学及幼稚园，一切经费均“斥私产变价充之”[8]。
综上，这一时期学前教育经费来自多种渠道，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蒙养院的运行。
（二）师资的聘任与培养
清末，蒙养院的教师称为“保姆”，其来源主要有两种途径：
1.聘任日本教习
天津学前教育兴办之初，师资严重缺乏，聘任日本教习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师资不足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他们带来了全新的教学方式和方法。第一位受聘的日本教师是大野铃子，在严氏保姆讲习所和严氏蒙养院任教，她培养了严氏保姆讲习所的第一批学员，这是天津第一批幼教师资；她还兼任严氏蒙养院的管理人员，指导保姆讲习所学员在蒙养院的实习工作，学员毕业后大多留在蒙养院工作。大野铃子回国后，保姆讲习所停办，但其幼儿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2.保姆讲习所培训幼教师资
1905年，严修创办严氏保姆讲习所，这是中国最早培养幼儿教师的学校。
保姆讲习所是在严氏女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除了女塾原有的学生以外，又招收了一部分新生。学生入学时都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基础，根据知识程度分成两个组，由大野铃子任教。严氏保姆讲习所的课程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化课，由张伯苓、尹劭询、时子周教师讲授英文、算术、生理、化学等；二是能力（或才艺）课，仍然由大野铃子教授保育法、音乐、弹琴、体操、游戏、手工等，尤以弹琴为主。大野铃子不会中文，由日语较好的学生严智蠲（严修长女）当翻译。
严氏保姆讲习所学制3年，学员半天学习文化课，半天在蒙养院实习。考试合格后，准许毕业，颁发文凭，并举行毕业典礼。据严修的孙女严仁清回忆，保姆讲习所首批学员有20余人，除了严家子弟，还有支持新式教育的严家世交韩、林、华等诸家子弟，包括张祝春（张伯苓之妹，马千里的夫人）、刘清扬、严智蠲、严智娴（严修之女）、严淑仪、严淑瑜（严修堂妹）、严智园（严修侄女）、刘霭如 （严修侄媳）、韩升华（傅佩春夫人）、韩咏华（梅贻琦夫人）、王敏、徐本敬、李应兰、林澄、王素愿、安同君、华纵宪、华纵拂、郭静容、刘汝明等人。这些学员毕业后除一部分由于管理自家事务未参加工作以外，其余的分别在严氏蒙养院、天津河北蒙养院、京师第一蒙养院、私立朝阳观蒙养院、严氏女学、官立第二小学以及官立第五小学任教。[9]
1908年，大野铃子离开中国，传习所停办。不久严修又开办了一个师范班，学员半天上文化课，半天在蒙养院实习，文化课还是由张伯苓及南开学堂的教师担任。这个班开设时间很短，学员也只有七八人。严氏保姆讲习所开办了三年，共培养出20余名幼儿教师，在当时幼稚园师资奇缺的情况下，这些教师的培养，对京、津乃至中国北方幼教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教学内容
广仁堂慈幼所和长芦育婴堂蒙养院，在养护儿童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一定的教育。比如，慈幼所的孩子每天都要按计划学习识字。但是，受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只有年满9岁的男孩才能转入蒙养所继续学习，女孩则被送入广仁堂的女工厂学习手艺。长芦育婴堂秉承“教养兼施”的理念，附设蒙养院，其宗旨是“保育幼儿身体及启发幼儿知识”[10]，学生分两个班，皆为4—8岁儿童。
广仁堂慈幼所和育婴堂蒙养院的建筑，渗透着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思想，比如，广仁堂慈幼所20间房屋的名称分别以存、孤、养、幼、载、在、礼、经、诚、求和保、赤、抚、字、加、勤、黎、元、爱、育命名，体现了对儒家文化的尊崇。蒙养所也设置了仁、义、礼、智、信各塾和五子祠，其用意显而易见，旨在激励孩子们像窦燕山的五个儿子一样认真学习儒家经典，严守儒家道德规范，以显誉天下。
严氏蒙养院采用日本模式，设置了以游戏、歌谣、谈话、手技为主的保育科目：（1）歌唱，老师一边弹琴，一边教儿童唱歌，或者儿童随琴声做游戏。歌曲有许多是严修的长子严智崇翻译日文而来的，其内容涉及科普知识（比如植物、动物、自然现象）及礼貌、道德等多个方面。据韩咏华回忆，歌曲有《辛勤的蜜蜂》《蝴蝶》《黄菊》《金鱼》《地球》《送春归》《七巧》《采桑曲》《万里长城》《扬子江》《黄河》《枫桥夜泊》《交友》《小小和小佬》《从军》《春游》《农田》《正月真正好》等[11]，从中可见，教育内容十分丰富，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2）讲故事，由教师讲，孩子分别扮演故事中的角色。故事主要有寓言故事、《龟兔赛跑》《西游记》片段及日本故事《桃太郎》等，浅显易懂，启发儿童的智力。（3）游戏，一般是集体游戏并带有表演性质，比如“猫捉老鼠”“老鹰捉小鸡”，也有竞赛性质的游戏，比如“拔河”“听琴抢圈”“套圈”等，有的游戏一直流传至今，像“猫捉老鼠”“老鹰捉小鸡”等。除了室外游戏，在室内主要是安排一些堆积木、手工之类的活动。桌子上摆放成盒的积木，分成简单与复杂的几种，可以摆成不同类型的物体，还有不同长短的竹棍等，以培养儿童对几何图形的认知。（4）手工，主要有编纸工、折纸、剪纸、黏土工（用白泥）、穿麦莛、画图画等。此外，还设有自然，教孩子辨别常见动物、昆虫、鸟类，常见植物、水果，常见矿物和铁、木工具，一年四季的气候。除标本、图片外，有时还带孩子进行实际观察，讲解社会常识、社会服务（如邮递员）与人们的日常关系。[12]
（四）教学设备
蒙养院的教学设备大致分成两类：教室设备和游戏物具。以严氏蒙养院为例，一是教室设备，其中包括钢琴、风琴、儿童桌椅及教具等，但是这些设备都不是本国制造，而是购自日本。二是游戏物具，即玩具，严氏蒙养院的玩具很简单，比如涂色的藤圈、拔河用的布绳、分组游戏用的红白色布带子、自制投篮用的红白线球，以及玩猫捉老鼠游戏用的串铃铛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户外锻炼用的器械，比如秋千等。
三 清末学前教育的特点
清末，天津的学前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养到教的一系列转变。学前教育机构从慈善组织里的慈幼所、育婴堂向专门的学前机构蒙养院过渡；教育理念实现了从重视养到教养合一的转变；教学内容逐渐摆脱以传统儒家经典为主的局限，开始渗透更多的近代元素，其特点归纳如下：
（一）学前教育机构具有慈善性质
清末天津的慈幼所和蒙养所，并不是专门为学龄前儿童特别设立的，而是出于管理的需要，把收养的妇女和儿童进行分类，将儿童划归到了慈幼所和蒙养所，这些儿童中包括一部分学龄前幼儿。因此，这类机构本身具有慈善性质，属于慈善组织的范畴，不属于正式的社会教育机构，富有阶层绝不会将自己的孩子送去和贫民的子女一起学习，同时由于资金不足、设备不完善、师资匮乏等原因，许多幼儿得不到应有的教育。
（二）公私立结合，以私立为主
清末天津学前教育出现了官办、私立办学模式，以私立为主。原因有三：一是学前教育刚刚起步，还未形成建立社会性学前教育机构的一种共识；二是“癸卯学制”并未将蒙养院纳入学制系统中，只是附属机构，附设于育婴堂、敬节堂里，所以，难以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三是天津有许多热心教育事业的实业家、商人，如实业家卢木斋耗尽全部资产创立了“木斋教育基金”；隆顺榕卞家，三代帮学；“教育世家”温世霖等等，正是这些教育家、实业家们的兴学助教，才推动了天津学前教育的发展，使更多的学龄前儿童接受到正规教育。
私人办园的规模较小，一般只招收自家子弟或亲戚邻里家的孩子，严氏蒙养院、卢氏蒙养园均是这种情况，这样虽然能够使每一位孩子都受到教师的关注，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但这也仅仅是家庭教育的扩大化，没有面向全社会提供更多的学前教育机会，受益的人群很少，还有更多贫苦家庭的学龄前儿童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同时私人办园的经费来源单一，多是主办者自己出资或捐资办学，一旦出现资金周转不开或者破产等情况，就只能关闭了。
（三）直接或间接地受日本影响
清末，天津新式学堂大多参照西方国家的成规，“大学堂多依美制，中学堂多仿英国，小学堂和蒙养院多效日本”[13]。《奏定学堂章程》中对蒙养院的保育教导要旨、科目以及设备等的规定，几乎是1899年日本《幼稚园保育及设备规程》的翻版，如日本规定的四项课程——游戏、唱歌、会话、手技，在《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中几乎得到了全部体现。天津的教育行政体制也有仿效日本的地方，天津劝学所的设立即是“仿警察分区办法，采日本地方教育行政及行政管理法，订定章程，颇著成效”[14]。
严氏保姆讲习所和严氏蒙养院都深受日本影响，在师资上直接聘请日本教习任教；蒙养院的设备、玩具多从日本进口或者是大同小异；教材也是从日本翻译而来，这些情况与清末全国教育均受日本影响有直接关系，因此，这一时期的幼儿教育被称为“日本式的幼儿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