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北洋政府时期的学前教育（1912—1926）
民国初期，袁世凯凭借掌控北洋重兵，攫取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职位，开启了北洋军阀集团的统治。天津是北洋军阀的发源地，时常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北洋政府的独裁统治下，社会极不稳定，“直皖之战，中央不发饷械，而将直省政费教育费作为军费，以故学校欠薪，省署裁员。然省署一月之公费，不足供军队一营人之饷款，军费实较收费浩繁，战事告终，则财政厅已窘迫万分矣”[15]。天津当时隶属于直隶省，由于战事连发，教育经费经常被挪作军费，导致教育投资亏空，学校经常停发教师薪金，引发了多次教师索薪事件，学校难以维持。
政局动荡对天津学前教育产生很大影响。但是在北洋政府颁布学前教育文件后，天津许多乡绅积极响应，早在1912年6月5日，就有筹划创办幼稚园的消息见诸报端[16]，同时，教会学前教育开始“潜”入，成为天津学前教育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学前教育机构的发展
据1924年南京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设幼师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全国190所幼稚园中，教会幼稚园竟达到156所，占总数的80%以上。[17]1925年立案注册后，外国人创办幼稚园数量逐渐减少，天津的情况同样如此。在这一时期，天津普通性质的学前教育机构勉强维持发展，只新增加了3所幼稚园，且大多为小学附设的幼稚园，而教会幼稚园或幼稚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带动了学前教育的发展。[18]
（一）教会学前教育机构
为了扩大影响，教会积极兴办学校，包括幼稚园，以此来缓和中国民众对教会的反抗情绪。天津的教会学前教育机构大部分集中在英法租界，附设在女学、小学或中学里，以招收华人幼儿为主。北洋政府时期，天津教会幼稚园（班）的创办情况详见表2—1。
表2—1 北洋政府时期天津教会幼稚园（班）一览表
续表
这一时期，新增教会幼稚园10所，在数量上超过国人创办的普通幼稚园。1913年，基督教全国会议规定各地教堂都要附设幼稚园，天津基督教会在中西女学、培才小学、正德小学与究真中学里都附设了幼稚园。同时，天主教会也积极创办幼稚园，雷鸣远（天津天主教区的副主教）在1912年来到天津，组织成立公教进行会，在该会的章程中提到：“教育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师范。”[19]在此章程的指导下，天主教的各教派积极兴办了圣功女校、圣约瑟女校、私立贞淑小学、若瑟小学等，并在学校里附设幼稚园。
（二）普通学前教育机构
这一时期，清末创办的蒙养院有的在原基础上继续发展，1924年，卢木斋在原来卢氏蒙养园的基础上，又办起了木斋幼稚园；有的划归到其他学校作为附属蒙养园，如北洋第一蒙养院，于1914年划归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天津美术学院前身）附属蒙养园，作为该校的教学实习基地；有的则停办，如严氏蒙养院于1925年停办，主要原因是严修“晚年身体不好，长期受神经纤维瘤的折磨，非常痛苦，手术治疗后体力更弱，没有精力过问学校事务；加之本市陆续曾办一些女子学校及幼稚园……严氏家学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20]；有的则改建为公立幼稚园，如私立朝阳观蒙养院，于1933年改为天津市立师范学校附属幼稚园，这是当时唯一的市立幼稚园。
这一时期，私立幼稚园新增3所，一是由卞月庭、解忱青等捐资，1912年9月设立的天津私立蒙养园。开办初期，由卞肇新夫人、严修长女严智蠲任园长，卞煜光外孙女韩昹华在该园任教，招收5—8岁儿童。天津建市后，改为天津特别市私立蒙养园，聘请毕业于北平公理会贝满公学校附属幼稚师范科的严仁清为园长，该园在1912年到1929年，共培养毕业生十七届，174人。[21]二是由校董肖同茂、李洪、韩起发等人募款建立的三义庄小学[22]，1920年成立女校，附设幼稚班。三是1922年创办天津县私立第十八小学，附设幼稚班，校址在贺家口小桥大街30号，校长赵凤书。
二 学前教育机构的办学概况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以后，西方各种学说传入中国，对于中国文化、教育影响很大，尤其是学前教育受益良多，最具意义和价值的就是“发现了儿童”。先进的学前教育思想以及教学设备，在学前教育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并且在民国时期，学期教育机构有了法律的保障。
（一）教育法规
清朝末年，学前教育机构的发展主要依靠私人或者教会学校办学，没有明确的教育法规对其进行规范。1912年～1913年，“壬子癸丑学制”正式将学前教育机构命名为“蒙养园”，规定招收6岁以前的学龄儿童，1922年，“壬戌学制”将“蒙养园”改为 “幼稚园”。1920年颁发的《教育部公布国民学校令实行细则》中，对蒙养园及类于国民学校之各种学校进行了详细的规范：
第六章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对蒙养园的教育目的进行了规定：保育满3周岁入学的幼儿，并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以辅助家庭教育。第七十四条对蒙养园课程等进行了规定：游戏、唱歌、谈话、手艺。第七十七条对蒙养园教师的资格进行了规定：女子须有国民学校正教员或助教员之资格，或经过检定合格。第七十八条对园长及教师的待遇进行了规定：俸额及其他给与诸费，县知事依照国民学校教员之规定，参酌地方情形定之。第七十九条及八十条对蒙养园人数进行了规定：保姆一人保育幼儿在30人以下，幼儿园总体人数在百人以下，有特殊情况可以增加到160人。第八十一条对蒙养园教学设备进行了规定：应具有游戏园、保育室、游戏室等，恩物、绘画、游戏用具、乐器、黑板、桌椅、钟表、寒暑表、暖房器等。[23]1921年7月21日，直隶教育厅接到教育部训令，要求推广蒙养园，并且因地制宜，制定了以下两条规定：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应附设保姆科，以培养蒙养园师资。第二，除女子师范学校及女子师范讲习所应附设蒙养园外，每县至少须设一所蒙养园。[24]在此法案的推动下，许多幼儿教育机构得以创立，这是天津以官方文件推动幼儿教育之始。
（二）经费来源
由于连年战乱，教育经费紧缺，因此，接受市款补助的市立幼稚园步履蹒跚，如官立第一蒙养园（北洋第一蒙养园），于1915年被划归到直隶女师学校，作为附属幼稚园。私立幼稚园主要靠社会捐款，辅以学生学费，有的依靠本园的教育基金，如卢氏幼稚园，其办学经费皆由木斋教育基金支付。天津市私立幼稚园经费来源渠道较多，如私立蒙养园，在1930年的立案调查记录表中有以下记录，该园1912年9月设立，其资产来源有三个渠道，分别为：“绅商捐款464元，学费200元，租金66元。”[25]教会幼稚园的经费均由教会组织筹集，如中西女学附设幼稚园，经费即为学生学费、美以美会津贴以及董事捐助，“学校是美国立的，一点没有用中国钱，一切都得听美国差会的”[26]。
（三）课程与教学
1920年，在卢氏幼稚园中，室内布局比较合理，其活动室比较大，老师和小朋友坐在一起、站在一起，和小学教师的位置不同，这样的空间布局可以有效地开展幼儿教育。在活动室中，一边是几张长方桌，四周放上小椅子，另一边预留出足够的空间，用白漆在地上画个大圆圈，大圆圈成为维持秩序、指引活动方向的教具。集体活动时孩子们或沿着大圆圈在小椅子上坐好，或围站在圆圈上做各种活动，这种布局即是效仿蒙台梭利幼儿园，并且在活动室内增加了一些大型积木，还有一小部分福禄贝尔和蒙台梭利教具，可以在地上搭摆建筑物，但是此时卢氏幼稚园只是对西方幼儿教育的初步引进，并没有按照福氏和蒙氏的教法教学。在教室外增加了沙土箱、秋千、滑梯和摇椅、压板等，游戏有“老鹰抓小鸡”“丢手绢”以及捉迷藏等，孩子们的自由活动多了一些。毕业时小朋友每人到中间讲个故事，故事讲完后就可顺利毕业。[27]据卢乐山回忆，20世纪20年代在卢氏和严氏蒙养园的课程中，歌曲非常丰富，有讲述德育的歌曲《孝敬父母》，有教导日常行为习惯的歌曲《整齐洁净》《认识“左”和“右”》，有常识性的歌曲《动物》，还有如《逗笑》《朋友》《快乐》等歌曲，不仅如此，还有英文歌和入园离园时的歌曲[28]，直到许多年后，当时的孩子们回忆起来还记忆犹新，足见当时天津私立幼稚园教学内容丰富、有趣。虽然此时天津市私立学前教学机构较少，但是理念比较先进，大量引进了西方幼儿教育的思想，尤其是受到蒙台梭利和福禄贝尔教育思想的影响较大。
三 北洋政府时期学前教育的特点
北洋政府时期，虽然外部的社会环境限制了学前教育的发展，但是，由于当时天津租界很多，凭借这一优势，天津学前教育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其特点归纳如下：
（一）教会学前教育异军突起
这一阶段，教会学前教育机构的数量要多于普通学前教育机构。虽然教会幼稚园在课程的设置上显得更科学、合理，但其真正目的是传教，开办学前教育机构是传教的一种方式，宗教活动和宗教课程贯穿了幼稚园日常生活，比如，在幼儿一天的日常生活中，在上茶点前，要求幼儿闭着眼睛唱一支祷告的歌曲。上学、放学话别，要说一声“上帝祝福”[29]，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二）私人办学促进学前教育的发展
在北洋政府时期，虽然学前教育机构大多是由教会创办，但是由于许多天津本地教育工作者重视幼儿教育，所以私立幼儿教育机构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据卢乐山回忆，其祖父卢木斋，外祖父严修都十分重视幼儿教育，在祖辈的“教育梦”和家庭浓重的教育氛围影响下，其母亲曾担任蒙养院教师，并开办过幼稚园。其姑母和两位表姐，都曾学习幼儿教育，并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并且卢乐山最后在长辈的影响下走上与母亲、姑母、表姐同样的路，成了一名终身的幼儿教育工作者。[30]可以说，天津学前教育的发展离不开这些热心办学的开明士绅和企业家。
（三）教育教学日趋科学化
这一阶段，幼稚园借鉴西方的幼儿教育思想，一切事宜都以幼儿为核心展开，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在课程设置上，根据幼儿年幼的特点，设置了诸多趣味浓厚的课程，如故事课、游戏课、音乐课、常识课等；在教学方法上，以游戏为依托，给予幼儿自由探索的空间，注重其自主操作能力；在教学资源上，引进各种“恩物”以及蒙台梭利教具，锻炼儿童的感知觉，发展儿童的智力以及创造力；在教学过程中，让幼儿自由活动，发展儿童的自然天性，教师只是起到指导和辅助的作用。
（四）由效仿日本转向效仿欧美
清朝末年，天津学前教育机构大多效仿日本，民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22年新学制颁布后，又开始效仿欧美。随着蒙台梭利和福禄贝尔幼儿教育思想的广泛传播，天津幼儿教育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无论是幼稚园中的教具，还是游戏室的整体布局，都以欧美为参照。许多留学欧美的幼稚园教员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陈林淑云，美国芝加哥万国幼稚园专大的毕业生，曾在美国幼稚园任教，1927年2月回到天津市私立培才小学校任幼稚园主任[31]，对整个学校幼儿教育理念的转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北洋政府时期，天津学前教育开始转型，由效仿日本转向效仿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