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冷战后亚太地区的局势及美国面临的挑战

到冷战结束时，美国对亚洲事务的参与建立在两个支柱之上：一个是在冷战中对亚洲的安全承诺责任，另一个是美国不同寻常的经济实力。[1]然而，这些外交政策的前提在冷战之后都发生了变化。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冷战戛然而止。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新的趋势逐渐显现。首先，世界格局从两极化向多极化发展，国际安全形势进一步走向缓和；其次，世界经济相互依存趋势进一步深化，国际竞争的重点转向综合国力的较量。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处于激烈的挑战与变动之中。从军事和安全利益的角度来看，亚太地区的紧张气氛明显缓和，军事威胁程度减轻了。[2]

冷战中两极对抗的结束，使亚太地区最强大的和最具影响力的四个国家，即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日本，自进入20世纪以来第一次不处于军事对抗的状态。由此，柬埔寨冲突的根源消失了，中越关系和美越关系得到了改善。亚太地区国家用和平方法解决争端、联合起来寻求用政治手段保障地区安全和稳定的愿望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再次显示出对东盟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的关于建立东南亚和平、自由和中立地区思想的兴趣。亚太地区正在成为西方大国和俄罗斯关注的重点，各国领导人纷纷出访这一地区，拓展其亚太外交。在这方面，德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都表现得非常积极。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亚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在20世纪80年代呈现出了高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有些国家在经济上依然没有摆脱落后状态，而且收入不平等现象在一些国家依然存在，但是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那些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如高储蓄率、市场导向的政策、经济日益开放、地区内贸易强劲增长等，在90年代继续发挥着作用。亚太地区在过去的10年中，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这一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7.5%，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大量外来资本涌入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国。[3]

更引人注目的是日本相对经济分量的增长。到冷战结束时，日本的经济已经占到亚太地区经济总量的1/3。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也增长迅速，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以及新加坡被称为亚洲“四小龙”，泰国、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也在接近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地位。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亚洲国家也在向更民主的政治制度迈进，许多国家在80年代出现了政治多元化、权威主义制度减弱、政府更加透明和负责的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中国的沿海和南方地区出现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制造业经济高速增长，中西合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海峡两岸与香港地区的经济融合趋势日益明显。[4]1979—199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15%。[5]中国正在逐步成长为亚洲经济增长的引擎。据统计，即使在发达国家经济情况不佳的1992年，东亚9个国家和地区（不包括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仍高达6.5%。[6]

美国虽然仍然保持着冷战后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但随着欧洲的联合、日本经济的崛起以及新兴工业国的涌现，美国经济开始面临严峻考验。里根时期的大规模军备开支使美国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急剧恶化，美国从世界上的最大债权国沦为最大债务国，财政和贸易收支不平衡加剧。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削弱了美国政府利用财政和金融政策调节经济的能力，使美国经济长期处于萧条状态；美国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国债，从而阻碍了民间投资，严重影响了美国经济增长；长期利率居高不下，国外资金大量流入，引起美元升值，产生了新的对外不平衡；美国设备投资增长缓慢，技术水平下降，设备老化，企业研发进展缓慢。所有这些都导致了美国企业国际竞争能力的下降。统计表明，1949年后期，美国商品和服务占世界总量的将近50%，到1990年下降到大约24%，大致是二战之前的水平。[7]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呈现下降趋势，欧盟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超过了美国，日本则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跃居美国之上。美日贸易摩擦成为这一时期美国政府需要面对的突出的经济挑战。

美国经济战略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已发生了本质变化，即由内需主导型转变为外需主导型。冷战后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趋势进一步促进美国推行面向亚太的经济战略，出现了北美、亚太、欧洲三大经济区域相互竞争的局面。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日益上升，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利益也越来越重要。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与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亚太地区相比，美国传统出口市场——欧洲内部统一大市场的运行日趋保守，为此，美国将目光投向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亚太地区。亚太地区已经超过欧洲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海外贸易伙伴。1991年，美国对东亚地区的出口额超过了除加拿大以外的其他任何国家。[8]

亚太地区也成为美国重要的资本输出地和直接投资场所。从1991年到1995年，亚太地区购买了超过30%的美国商品，吸收了超过400 亿美元的美国对外直接投资。[9]美国向亚太地区的出口每增加1%，就会给它的经济部门提供53300个就业机会。美国最重要的10个贸易伙伴中有5个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总之，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亚太地区已成为美国重要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地。因此，美国经济战略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势在必行。

然而，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伴随着各国对市场的竞争和对资源的争夺。贸易争端成为美国与亚太国家之间关系不能顺利发展的障碍，在市场准入方面的较量也日趋激烈。克林顿总统是以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为主要竞选目标而进入白宫的，他与大多数亚洲国家政府和商业领导人都赞同一个观点：美国的经济复兴是美国—亚洲/太平洋关系方面的优先考虑。[10]有人评论说，克林顿政府的一个假设是，有效的外交政策始于国内，需要首先努力推动美国的经济复兴。[11]但这并非易事，它意味着对国内计划更多的投资和对军事预算的大量削减。此时，美国贸易赤字庞大，经济复苏缓慢，而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出路之一就在于扩大对外贸易，尤其是解决美国对亚太地区的贸易逆差问题。1992年的贸易数据显示，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494 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183 亿美元。[12]

此外，东亚国家间的竞争压力也在增大，并由于经济方面的竞争而导致彼此政治关系的紧张。对于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和国家而言，对资源特别是能源的竞争逐渐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亚太地区从中东进口石油依赖于中东局势的稳定和海上通道的安全；从中亚进口能源则面临较为困难的运输问题；中国、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海海上油气开发中也存在主权纠纷。

在美国看来，冷战后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趋于稳定。除了朝鲜半岛的分裂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外，美国在地区安全方面不存在任何威胁，自珍珠港事件发生以来，美国军队第一次在太平洋地区没有了可分辨的对手。在过去的40多年里，美国主要是根据冷战来看待其在亚洲的利益的，甚至在冷战之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根据以下设想来制定的：西欧和东北亚的稳定对于美国的利益来说至关重要。冷战结束之后，这一设想依然存在，但是，美国自身维护其重要的地区军事存在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与此同时，一些尚待解决的和新出现的问题，对美国的安全战略构成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