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克林顿政府的亚太战略
冷战刚结束时，虽然美国不再面对像冷战时期的苏联那样强大的竞争对手，在全球也没有遇到看得见的敌人，但是在亚太地区美国的安全战略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
（一）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安全挑战
1.朝核问题
冷战结束以后，朝鲜半岛成为美国东亚战略中最棘手的问题。[13]自从形成南北对峙局面以来，朝鲜半岛一直是军事人员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带来朝鲜半岛的统一，中、美、日、俄的战略利益仍然在此交集，朝鲜半岛局势的演变成为美国亚太安全最紧迫的挑战，而且该地区出现的任何不稳定状态都会对亚太地区产生深远影响。
90年代初，朝核问题升级了。[14]当时，美国根据卫星资料怀疑朝鲜正在开发核武器，发现朝鲜核反应堆数次停堆，国际原子能机构由此判断朝鲜可能借处理核材料之便来制造核武器，并认为朝鲜在宁边的核反应堆已经能生产可制造两至三枚原子弹的钚，因此要求对朝鲜的核设施进行核查。而朝鲜则宣布无意也无力开发核武器，同时指责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威胁了朝鲜的安全。第一次朝鲜半岛核危机由此爆发。[15]1992年5月至1993年2月，朝鲜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6次不定期核核查。
冷战结束之后，朝鲜一直面临着国内外的严峻形势，国内经济滑坡，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对于朝鲜政权，美国试图对其保持强大的压力，以去除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这一成员，同时继续维持美国在朝鲜半岛的驻军。而朝鲜在核问题上同美国针锋相对的主要目的是维持国内政权的稳定，并掌握对美、日关系的主动权。朝鲜担心，如果在核问题上向美国妥协，必然导致美国势力对朝鲜的进一步渗透，从而造成朝鲜国内政权的危机。朝鲜一方面否认自己正在开发核武器，另一方面以美国在韩国部署兵力和导弹、日本积极开发核武器和正在向军事大国发展为由，在国内加紧战备，使朝鲜半岛局势处于紧张状态。美国对朝鲜的政策还包括阻止朝鲜向巴基斯坦和中东出口弹道导弹技术，限制朝鲜进一步进行弹道导弹试验。
2.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问题
冷战时期，美国与亚太地区国家关系结构的基础是防御“共产主义的威胁”，美国打着这个旗号把这一地区的国家聚拢在自己周围。但随着冷战的结束，不少国家对自身安全战略的自主意识增强了，它们开始努力摆脱美国的控制和约束，这给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从军事和安全方面讲，在美国签订的7个共同防御条约中，有5个是与亚太国家或国家集团签订的。这5个条约中有2个是多边条约，即《美澳新条约》和《马尼拉条约》，有3个是双边条约，即《美日共同合作与安全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和《美菲共同防御条约》。1986年，美国还同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签订了承担防御责任的协定。
然而，冷战结束后，随着“亚洲自主意识”的增强，亚太地区正在形成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多元共存的局面，由一、两个超级大国操纵和决定亚太事务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1992年11月，根据菲律宾参议院通过的不再延长基地租借协议的决议，最后一艘美国军舰驶离了苏比克湾，从而结束了美军在该地区长达一个世纪的存在，这意味着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在亚洲所承担的安全义务减少了。但美国仍然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保持着军事同盟关系，在亚洲仍然有10万美军的驻军。此外，东盟推行大国平衡战略，试图建立同所有大国的友好关系，而不受任何一个国家的主导。20世纪90年代，美国关于亚洲安全政策的四个声明都阐明了美国在这一地区至关重要的战略利益，提供了对美国在东北亚维持前沿军事部署的再保证。但是，由于安全问题不再成为一个迫切问题，在老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在后冷战时期的关键目标是确保进入亚洲市场，美国的军事存在被看作提供地区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对于扩大美国的亚洲市场是必需的。[16]这样，如何处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问题，就成为克林顿政府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3.如何对待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
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共同对抗苏联扩张主义动机的驱动下，美国与中国实现了缓和与外交关系的正常化，从而在亚太地区形成了美、苏、中大三角国际关系，但这种秩序的核心仍然是美苏争霸。从80年代中期开始，“促进中国现代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变取代了战略合作成为中美相互关系的基础”。[17]在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特别是在文化和经济领域里，中美两国有了相当多的合作。即使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实行了对美国更加和解的政策，美国在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方面还是与中国有共同的战略利益。[18]在这一阶段，中美关系始终处于起伏之中，不过直至1989年冷战结束，从根本上讲，美国并没有放弃遏制苏联在全球扩张的基本战略，为此中美两国仍然保持了某种战略伙伴关系。
冷战结束以后，中美关系陷入了低潮。1989年6月在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和1991年冷战的结束使中美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许多美国公众看来，西方民主制度已经在全世界占据了优势，中国成了少数残存的“专制国家”，不再是值得尊敬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先锋；同时，苏联的解体和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使得美中之间共同的战略利益基础不复存在，因此“在苏联崩溃后，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已失去意义”的想法开始在美国政界蔓延开来，人权问题随之凸显。从1990年起，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成为美国对中国人权政策的核心争执问题。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中美存在着四个引人注目的基本问题：人权、贸易、武器扩散和台湾问题，尤其是台湾问题再次成为中美之间的突出争执问题。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曾一度认为中国已失去了对苏联的战略平衡作用，而降为地区性大国。由于中美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方面存在着根本差异，一个逐渐强大起来的中国迟早会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权构成威胁。然而，随着国际战略形势的演变，美国逐渐认识到，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在国际事务，尤其是亚太事务上，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国际上存在的许多问题，如维护亚太地区安全、防止核扩散、环境保护以及反毒品走私等，若离开了中国的合作，美国将寸步难行。
（二）克林顿政府的亚太战略选择
1993年1月，当克林顿上任时，“他是第一个面对后冷战世界所有有利条件和模糊性的总统”[19]。美国政府意识到，亚太地区已成为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美国跨太平洋贸易超过了跨大西洋贸易一半以上。美国的出口为其创造了25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在亚太地区有着持久的战略利益。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1995年1月表示，直到最近几年，“美国才试图确定自己的太平洋身份、作用和利益”[20]。
美国在试图确定其太平洋身份时，遇到了三个概念上的挑战。
第一，美国的国家认同仍然强烈地建立在自己的欧洲遗产之上，这一方向在冷战时期显得更为突出，受到了美国传统的移民模式、安全联系和贸易流向的影响。1993年，克林顿政府调整了美国的关注点，试图向美国人说明亚太地区对美国的利害关系，并向美国的地区伙伴表明，美国将加强对亚太地区的参与。1993年7月，克林顿总统的第一次出访是前往东京和首尔，他在这里提出了“太平洋共同体”（Pacific Community）的概念，并指出，这一共同体将建立在共同的强大和繁荣以及对民主价值观的共识之上。克林顿在韩国首都首尔韩国国民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
今天我想要讨论新的太平洋共同体的安全基础和美国想要发挥的作用。美国毕竟是一个太平洋国家。……本世纪我们在这里打了三场战争。我们必须无负于这一付出。我们最有效的对地区侵略的威慑使这一地区有力的经济发展得以永久化，保护我们的海洋和其他利益的方法是积极的存在。我们必须和继续担当领导。[21]
11月，克林顿参加了在西雅图召开的亚太领导人第一次峰会，以此抬高主要地区经济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地位。通过维持美国的前沿军事存在、促进美国的出口、增加美国内阁级官员对亚太地区的访问，美国做出了积极参与亚太事务的姿态。
第二，如何定义美国在一个新世界中的作用。美国坚定地认为，像在其他地区一样，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作用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建设太平洋共同体是一个集体事业，任何国家，无论是美国、中国、日本，还是其他太平洋国家，都不应是唯一的设计师。
第三，安全、经济和人权都是美国的重要利益，但是在后冷战时代，如何对这些重要利益做出排序，成为一个更为困难的任务。
克林顿政府把经济放在其日程的中心，承诺要使美国的经济利益融入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中。[22]它寻求打开亚洲市场，消除贸易障碍，确保美国在“太平洋共同体”中的经济地位。它认识到，与美国亚太贸易伙伴更密切的联系对于美国和这些贸易伙伴的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美国将在国内、双边、地区和全球四个贸易层面上开展工作。克林顿总统和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国务卿把商业外交当作外交政策的优先考虑。大量高级官员，包括国务卿投身于经济和商业事务。在双边经济层面，美国进行了一系列密集的贸易谈判，达成了一些重要协议，并敦促日本更加开放其市场。对中国，美国在关于纺织品问题的双边谈判上取得了令其满意的进展。它不断抱怨中国违反知识产权，并试图对中国进行惩罚。1995年，中美在期限的最后一刻就知识产权，包括版权、专利权和商标达成了协议，从而避免了贸易战。中国同意建立至少22个工作小组来监督国内盗版行为，并在3—5年内就保护知识产权问题同美国进行磋商。在克林顿总统的第二任期，美国政府在中国扩大市场准入的条件下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考虑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美国同其他经济体，如韩国、泰国和中国台湾也进行了正式谈判，并同东盟所有6个经济体进行了磋商。
在多边经济层面上，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是美国执行其亚太经济政策的核心机制。克林顿总统积极支持APEC，认为“茂物声明”中提出的茂物目标[23]是一个大胆的政治承诺和经济目标，它对于美国和整个太平洋共同体的利益来说，意义将是不可估量的；作为一个拥有21个国家的地区贸易集团，APEC不仅促进了这一地区更大的繁荣，而且促进了全球的经济繁荣。它正在建立一个新的网络，赋予“太平洋共同体”新的定义，帮助美国在亚太地区落脚，不仅是在经济方面，而且也在安全和政治方面。克林顿政府把美国看作一个在三条战线上发展的轴——APEC、在西半球推动自由贸易、新的世界贸易组织，认为这一时期是自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国际经济历史上最富有创造性的阶段，并决心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美国把对APEC的积极参与当作发挥自己领导地位的样板，对它给予了明显的和关键性的支持，并为其制造舆论。
在安全领域，克林顿政府上任时所遇到的安全挑战包括柬埔寨冲突、朝核问题、重新军事化的日本、正在复苏的俄罗斯，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的减少所引起的担忧。
在柬埔寨，1993年有将近40万名难民返回家园，国内暴力冲突减少，自由选举将按计划进行。美国认为，在这一过程中，联合国的行动、国际上的广泛支持，以及美国的努力发挥了作用。
朝核问题是将近50年冷战对抗的遗产，也是最后一个冷战前线，它被看作美国在亚洲遇到的最关键的安全挑战。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试图采取经济制裁和取消援助与大规模经济援助和外交承认相结合的方法，来减缓半岛的紧张局势。1994年10月，美国与朝鲜在日内瓦签署了《美朝核框架协议》（DPRK-U.S.Nuclear Agreed Framework），根据这一协议，朝鲜将冻结其核设施，作为补偿，美国将牵头成立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The Korean Ener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KEDO），美国、韩国、日本和欧盟将负责为朝鲜建造估计造价为50 亿美元的清水反应堆，并提供重油，以弥补朝鲜终止核能计划所造成的电力损失。美国、日本和韩国试图用贸易外交和经济让步来换取朝鲜在核发展方面的让步。[24]此后，朝鲜关闭了其小型核反应堆，封存了后处理设施，停止了两座核反应堆的建设，宁边5兆瓦核反应堆中的8000 根乏燃料棒被取出封存。所有这些措施都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朝鲜也同意重返核不扩散条约。美国还做出保证，不对朝鲜使用核武器和以武力相威胁。此外，双方还商定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办事处，努力推动双边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正常化，最终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美朝核框架协议》的签署结束了第一次朝核危机。美国期望，朝韩之间的接触与走向与美朝关系正常化大致同步进行。但是，1995—1996年，朝韩关系趋于紧张，朝鲜拒绝接受韩国的反应堆。朝核问题不仅涉及美国、韩国和朝鲜，其他三个地区大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也被卷入其中。韩国和日本都是美国的同盟国和重要的贸易伙伴，对朝鲜核力量的发展非常担忧。
同日本的同盟关系仍然是美国的共同防御政策和美国在亚洲存在的关键。美国通过其在日本的军事基地的前沿军事存在和与这个亚洲最大的经济体的密切关系，得到了很大好处。日本也因此获得了美国的安全保护，并可以更容易地进入美国市场和获得美国的技术。美国则容忍了日本的重新武装倾向。
不过，美国也认识到，由于苏联威胁的消失和后冷战环境的出现、对“二战”的记忆以及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美日同盟关系并非完美无瑕。美国试图把美日安全同盟与美日贸易摩擦分开。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1994年在东京时说：“除非除了所有其他因素之外，我们是和谐与强大的，否则我们无法充分实现我们（美日）关系的潜力。我们必须使我们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像我们的政治和安全纽带一样是互惠的。”[25]美国在1996年系统地重审了安全问题。当年4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和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两国修改了美日安保条约，以加强同盟关系。美国试图显示美日伙伴关系的广度，在从维和与处理地区冲突到全球问题上做出共同努力。
美日安保条约消除了日本获得核武器的需要。日本为美国海军和空军提供了军事基地，它们可以保护日本的贸易航线。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也服务于维持地区的权力平衡，特别是针对一个它认为可能崛起的霸权——中国。
然而，美国想要日本在防务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1995年国家防务计划指针》（The 1995 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Outline）（NDPO）显示出日本防务责任的扩大，它强调日本在地区安全上需要与美国合作，并强调美日安全合作是遏制地区威胁的需要，而不是遏制日本重新武装的需要。[26]这一防务指针和1997年的新《国家防务合作指针》（Guidelines for Defense Cooperation）提出了一个老问题：日本扩大同美国的防务合作是否符合宪法，换言之，支持介入地区安全的美军的行动是否构成“单个”自卫，而不是宪法第11条款所要求的“集体自卫”？日本内阁法律局赞同新指针中最关键的行动支持内容——日本可以进入基地和在空中与海上航线执行巡逻。1999年日本议会批准了《国家防务合作指针》。重审防务指针是由于美国抱怨说：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1994年的朝核危机发生时，日本只能对美国提供财政和外交支持。在日本国内，对防务指针的修订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该指针把日本拖入了支持美国在亚洲所有地点的军事行动；另一种看法是，该指针是把日本置于美国安全控制之下的手段，旨在确保日本不能发展其独立的防务政策。
《国家防务合作指针》要求日本在安全方面起非战斗作用。自卫队将在日本周边的深海和国际空域提供后方支持。该指针也号召两国军队共同执行联合行动计划，在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国际人道主义行动方面进行合作。该指针并没有说明除发生对日本的武装进攻外，在什么情况下要求扩大美日之间的双边防务合作，但两国的防务规划者都把在朝鲜发生的事件认作最有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但是，韩国对此表示了担忧，担心这会提高日本军队在本地区的影响，因此提出在同韩国政府事先磋商之前，该指针不适用于韩国。此外，韩国坚持即使是在紧急情况下，日本军队也不能被部署在朝鲜半岛。
对于美国来说，该指针最大的优点在于，它规定了如下条款：在危机时日本对美国军队提供燃料和零件；允许美军使用民用机场和医院；在后方对受伤的美军士兵进行搜救。这样，在韩国出现紧急情况时，美国的军事行动能够从日本获得更快和更充分的支持。这一指针受到中国的激烈抨击，被认为“对中国的重新统一大业构成了威胁，掩盖了美日与中国进行战略对抗的危险”[27]。中国政府严厉批评“新指针”把美日防务合作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周边事态。
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对日政策反映了其商业利益和安全利益之间的冲突。日本既是美国的盟国，也是其商业对手。美日之间持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为了减少贸易逆差，克林顿政府威胁要对日本进行制裁。美日进行了长期而持久的经济谈判。在克林顿总统看来，“我们的经济关系仍然是不平衡的。同我们与其他富裕国家的关系不同，我们与日本有巨大的和持久的贸易赤字。对于美国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日本市场的准入问题引起的”[28]。他认为，美国的公司、产品和投资在日本得不到充分准入。到1995年中期，为了促使日本购买更多的美国汽车零件，美国威胁要对日本豪华汽车征收100%的关税，美日之间的贸易冲突由此爆发。美国官员抱怨说，这方面所产生的128 亿美元贸易赤字占美日商业贸易赤字660 亿美元的20%。日本的回应是向WTO提出申诉，美国也递交了自己的申诉书，指责日本实行贸易歧视。这一争执最后通过妥协得到了解决，因为双方都认识到长期争执可能会造成更大危害。
这些贸易争执反映出，虽然日本重视同美国的贸易，但它还是在过去的十多年中逐渐转向独立于美国的政策。日本不再把自己看作美国的“小兄弟”，而是有着自己权利的主要经济伙伴。日本人感到，自己对美国援助的欠账早已还清。此外，缺乏工业竞争力、财政赤字日益严重的、脆弱的美国经济模式不再能得到日本人的尊重。失去执政地位的自民党得到许多工业巨头，尤其是汽车制造业巨头的支持，如果它想要重新执掌政权，就必须促进国内经济增长。总的来说，克林顿政府想要回到建立在市场准入和美国经济领导地位基础上的旧有的“二战”后经济秩序，日本则想要实现自己的经济成功，继续在亚太地区推广其经济模式，把它作为以日元为基础的经济秩序的一部分。美日两国的不和与竞争由此而生。90年代后半期，在日本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克林顿总统放松了对日本在贸易方面的压力。1995年，在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倡议下，美国再次把关注力集中在安全问题上。奈的倡议重申了美国前沿军事存在的重要性，并号召把扩大安全同盟关系作为后冷战时代美国东亚战略的核心。
对于中国，美国的目标是“帮助这个中央帝国融入国际社会，鼓励它接受相互依存和合作的利益和义务”[29]。在认识到把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和人权状况挂钩的做法失败后，基于对两国基本共同利益的认识，美国政府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主流看法：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对中国采取接触政策而不是孤立政策，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1995年，克林顿政府准许台湾李登辉访美和1996年3月的台湾海峡危机，导致中美关系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最低点。[30]台海危机刺激克林顿政府于1996年5月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全面评估。国务卿克里斯托弗5月17日发表对华政策演讲，阐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一个稳定、开放、成功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支持中国完全和积极加入国际社会；在保持对华接触政策的同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美国在必要时将采取强硬手段。[31]这些基本原则构成了此后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美国还恢复了同中国军队领导人的对话。
对于俄罗斯，美国仍然沉浸在对苏联冷战胜利后的喜悦之中，并不把俄罗斯的政治分量放在眼里。美国表示支持俄罗斯的改革，欢迎其加入“太平洋共同体”。对于越南，美国把寻找在越战中的失踪人员放在首位，但同时认为，为了实现美国重要的地区安全目标，美国应改善同越南的关系。
克林顿政府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同亚洲地区主要国家的关系处于相对稳定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来为下一世纪建立更具建设性的模式。它开始在亚洲探寻新的多边安全对话，把这些对话当作美国同盟关系和前沿军事存在的补充。在这方面，美国对建立东盟地区论坛（The ASEAN Regional Forum）给予了支持。美国认为，它是太平洋地区第一个基础广泛的、与安全问题有关的咨询组织。与冷战时期任何集团安排形成对比的是，东盟地区论坛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集团，它不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1994年7月，东盟地区论坛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东盟国家、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中国、俄罗斯和越南都参加了会议。美国希望，东盟地区论坛将在传达政府意图、缓和紧张关系、促进治理透明与法治、遏制武器竞赛、培养在安全问题上的协商与合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东北亚是一个历史上大国多次发生冲突的地区，也是最紧迫的安全挑战所在地，因此，美国认为，这里存在着对次地区安全对话的强烈需要。美国打算通过同日本、中国、朝鲜、俄罗斯之间的政府和学术界对话，来确保冷战的结束不会带来地区敌对、动乱和武器竞赛，为面向21世纪的共同安全打下基础。
在老布什和克林顿总统执政时期，美国仍然不关注东南亚地区，只是对政治经济危机做出零散的反应。有人认为，美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政策特点是“仁慈的忽略和失去机会”。[32]在入主白宫后，克林顿继承了老布什的看法，认为东南亚是一个充满经济增长活力的和平的地区。克林顿政府开始更多地支持东南亚多边机构，如APEC论坛和东盟地区论坛。尽管如此，东南亚国家还只是偶尔受到关注，主要是在民主化和人权方面。美国前外交官迈克尔·阿马科斯特（Michael Armacost）评论道：由于“在亚洲没有危机，美国可以把其注意力转向欧洲和中东”[33]。
鉴于1993年美国介入波黑危机和索马里危机的举措在国内几乎得不到支持，克林顿政府内部形成了一个共识：美国应当把其军事力量用在与其国家利益明显有关和公众强烈支持的地方，假如它可以快速取得成功，代价又不昂贵的话。与此相应的是，在东南亚，克林顿政府强调的不是维持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而是重视能够得到使用军事设施的许可。由于克林顿政府决定采取同中国交往的政策，在1995年和1998年菲律宾挑起美济礁领土争端时，美国采取的态度是中立和缄默。
在之后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美国未能对受到打击最大的东南亚国家提供紧急双边财政援助，而是通过货币基金组织给予附加强硬改革要求条件的贷款，这种做法在东南亚国家中引起了普遍不满，导致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急剧下降，东南亚国家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也降到了接近历史上的最低点。在1997年的东盟峰会上，克林顿把泰国和马来西亚的通货危机说成是“道路上的一些小障碍”。美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无所作为甚至与邻为壑，同中国的乐善好施形成了鲜明对比，成为美国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一个分水岭。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开始改善，它们感激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没有实行人民币贬值，提供了不附加条件的双边援助和贷款。
菲律宾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压力下结束了同美国的基地条约，而此时新加坡未经与其邻国商议，同意为美国军舰和军事人员提供使用军事设施的许可。马来西亚起初对新加坡的做法非常不满，但不久它也允许美国军舰访问其港口。泰国也接受美国海军在附近驻扎，以保护重要的海上通道。这样到1998年，新加坡、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同美国签订了军事准入协议，1999年，泰国同美国签订了《访问部队协议》（Visiting Forces Agreement）。
促进民主和人权仍然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目标之一。克林顿政府意识到，促进民主和人权同时平衡其他目标是美国面临的最复杂的挑战。在促进民主和人权方面，美国很少在亚洲获得支持。美国的盟国原则上赞同民主和人权，但是当美国对其国内政治提出批评时，它们常常表示反感。东南亚国家在人权方面也不愿受到美国的密切监督。因此美国试图“不带傲慢地和无歉意地在亚洲争取人权和劳工权利”，对同美国有友好关系的国家也不例外，例如，克林顿总统在会见印尼总统苏哈托时就表达了这方面的观点。在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问题上，克林顿政府最初把它同中国的人权状况挂钩，但是到1994年5月，克林顿政府得出结论，挂钩方法并未奏效，因此它改用其他方法来追求人权。在柬埔寨和蒙古国，克林顿政府改变了战术，通过支持非政府组织和使用对外援助来施加影响。克林顿政府强调，这并不表明它放松了对人权的追求。
此时的美国国会被反华情绪所笼罩。1999年5月25日，以众议院政策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 Cox）为首的“联合调查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报告，亦称为《考克斯报告》（The Cox Report）。该报告指责中国在过去的20多年中从美国国家核武器实验室窃取了7种核弹头和中子弹机密；报告还估计中国正利用这些机密资料研发两种陆上机动洲际弹道导弹，以及一种通过潜艇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虽然国会把此事吵得沸沸扬扬，但美国情报界对此并不能确定，一些情报专家认为，中国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核武器研制方面的突破，而且中国的核目标是防御性的。[34]美国军队则支持同中国军队的交往，把中国军队看作亚太安全的主要因素，认为军事交流可以增加中国防务的透明度，促进信息建设措施（CBMs），减少发生意外或双方之间误判的可能性。但中国方面的观点是，鉴于中美双方军事实力的不对称，中国军队如果增加透明度，则会暴露自身的弱点。
克林顿政府也开始把全球性问题引入亚太地区日程，认为这些问题超越了国界和意识形态，需要多边解决。它认为，在亚洲生活的世界上的半数人口和亚洲经济迅速增长给资源和基础设施带来了巨大压力，阻止了经济发展，损害了生活质量，造成毒品和难民问题，使犯罪和艾滋病蔓延；在东北亚地区使用煤炭造成对环境的破坏，东南亚地区的森林遭到砍伐，南太平洋渔业资源被耗尽。克林顿政府打算采取双边、地区和全球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在双边层面上，美国同日本和其他国家讨论这些问题；在地区层次上，美国在APEC会议上指出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在全球层面上，美国提出了一系列倡议，包括防止全球变暖、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关于保护生物多样化和珊瑚礁方面的倡议。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上和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上，美国均以领导者的姿态出现。[35]
总的来说，冷战结束之后，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国亚太战略与冷战时期相比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其安全政策的特征仍然是以美国为核心的“辐轴式”联盟体系，即以美国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双边安全同盟为核心，维持亚太地区的均势，确保美国作为亚太秩序主要保障者的角色，防止出现威胁美国地区领导地位的新的“地区霸权”。在战略手段上，美国仍把双边主义视为核心的政策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