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闻一多的女性表述：裸体的天使和采凤

葛红兵在《身体政治》里说，“把国家比作母亲，是五四人的爱国主义发明，此前的国家因为是皇帝的国家，所以没有人敢用一个女性的身体来象征之，而现代文学家和思想家则不这样，他们把国家赋予女性身体的形象。……类似比喻把身体和对国家政治感情、政治想象紧密地结合了起来。”^[12]年轻时的闻一多也是把祖国当着爱人来吟诵的。

和鲁迅一样，留美期间闻一多基本不描写异国的女性，也很少在诗作里描写当地的风景。除了描写芝加哥洁阁森公园的《秋色》《秋深了》等几首外，很难找到明确地对美国风景的描述，即使在这些仅有的描述里，也总是倾诉着游子的悲伤和对祖国、家庭、母校、故人的思念。闻一多结婚后不久赴美，《红豆篇》可以说是写给妻子的思念篇章。对“我”思念的文字，“这些字你若不全认识/那也不要紧”（《红豆篇》一四）的爱人是妻子同时又是祖国的意象。“假如黄昏时分/忽来了一阵雷电交加的风暴/不须怕得呀，爱人/我将紧拉着你的手/到窗口并肩坐下/我们一句话也不要讲/我们只凝视着/我们自己的爱力/在天边碰着/碰出些金箭似的光芒/炫瞎我们自己的眼睛”（《红豆篇》四○）。对这位“爱人”的形象，闻一多是这样想象的：“我若替伊画像/我不许一点人工的产物/污秽了伊的玉体/我并不是用画家的肉眼/在一套曲线里看伊的美/但我要描出常梦着的伊——/一个通灵澈洁的裸体的天使！/所以为避免误会起见/我还要叫伊这两肩上/生出一双翅膀来/若有人还不明白/便把伊错认作一只彩凤/那倒没什么不可”（《红豆篇》三九）^[13]。对于攻读西方绘画的闻一多来说，“裸体的天使”，可以看作是西方文化的象征，那么，“彩凤”当然就是他从清华学校时代起就仰慕不已的祖国文化的意象了。我们从闻一多的女性表述中可以看出，他所想象的“现代”，是文化的西方，但同时它也可以被（错作）置换成中国文化的。当然，闻一多并不是复古的国粹主义者，他凭着现代的知性和感性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并对其寄予莫大的期待。年轻时的闻一多的“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主张，在他的女性表述里留下了清晰的印记。

鲁迅反复描写的裸体形象象征着对传统和文化以及被之驯化的中国人国民性的批判和反抗，充满痛苦和解体的危机，但同时也有一种强烈的负的力量。中野美代子在《作为衣裳的思想——中国人的肉体不在》里通过对中国绘画和文学作品的分析，特别是以《礼记》中的各种繁文缛节和礼仪为例，指出中国人的思想是重视肉体的庇护者即衣裳的伦理和论理，称鲁迅为“中国文学史里凝视肉体的最初也是最后的作家”。这一说法虽然难免偏颇，但她将鲁迅的一系列作品如《狂人日记》《药》《复仇》《铸剑》的主题解读为肉体对衣裳的复仇，这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看是有说服力的。有意思的是，她认为《礼记》的繁文缛节，在语言方面被高度精致化后，就出现了唐代文化的精华即杜甫的律诗的世界。^[14]

闻一多想象的裸体，不是用画家的“肉眼”去描绘的“曲线”。裸体的魅力本来是“肉体”的，但却不要用“肉”的眼去描绘——这样的审美意识，和鲁迅的充满危机的裸体描写呈现出强烈的对照，同时和他对古典律诗的推崇，以及后来主张的格律诗理论是一脉相通的。“戴着脚镣跳舞”，美丽得横暴的感情，也要用温柔敦厚的态度表达出来。与格律诗运动同步的还有文艺和爱国必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主张——这些都是闻一多的困境。闻一多的女性描述，是他想象的现代性，即“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主张和文学审美观的流露，这些饱含着矛盾和冲突。而这些矛盾和冲突是闻一多个人的，同时也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新诗普遍所具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