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生生之谓易与生生之谓译

翻译含义不只上述三义，我们还可从《周易》中的“生生之谓易”推演出“生生之谓译”。

（一）生生之谓易

“生生之谓易”，语出《系辞上传》：“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阴阳不测之谓神。”何谓“生生”？三国魏王弼的注释是：“阴阳转易，以成化生。”北宋司马光的解答是：“形性相续，变化无穷。”北宋张载的释义是：“‘生生’，犹言进进也。”北宋程颐的研判是：“生生相续，变化而不穷也。”南宋朱熹则认为“生生”是“阴生阳，阳生阴，其变无穷”（转引自章关键，2007：14）。总之，他们眼中的“生生”就是持续不断地生成、生发、生长、生化，滋生不已，生命不绝，推陈出新。按照一般语义解释，“生生”即指化生、创生万物，但这只是对生生之道的一个层次的理解。事实上，它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创生万物，即历时态的宇宙万物生成，前面的“生”是动词，后面的“生”是名词；二是万物相生，即共时态宇宙存在的相生共存，前面的“生”是名词，后面的“生”是动词。《周易》的生生之道成为贯通宇宙自然、人伦社会的普遍原则和伦理精神（罗炽、萧汉明，2004：108）。

（二）生生之谓译

翻译意味着“为特定目的和的语环境中的特定受众生产的语背景中的文本”（Vermeer，1987），其过程就是文本的生产，其结果就是文本的生成。文本的生产、生成即物的化生、创生。另外，翻译是一项非常古老的人类活动。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语言的翻译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自有人类起就一直在发生，并且从未中断。早在原始社会，各部落的交往全靠翻译沟通。古典作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和贺拉斯（Horace/Quintus Horatius Flaccus）曾这样论述过翻译：早在他们很早以前，几乎还在人类的发祥期，就一定有会讲两种语言的人，每当语言各异的原始人要进行某些和平接触时，他们便充当译员（卡特福德，1991：122）。翻译是人类不可或缺的跨文化交际工具，是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交流的重要工具，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一种强有力武器，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发展。几千年来，翻译赓续不断，生生不息，并将与人类社会共延共进，永无止境。所以说，翻译本身就是创生、创新的过程，是谓“生生”。

《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所谓“事出有因”、“前因后果”，无“因”之“果”是不存在的（李丹、彭利元，2011）。译作源于原作，原作借译作延续其生命，译作与原作相存相生。正如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在《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里所认为的那样，翻译虽然有其独立性，但它与原作相联系，它源自那“后起的生命”（afterlife），也使原作的“生命得以延续”（continued life）（Benjamin，2000：16）。文本经过翻译被赋予新的意义，从而获得新的生命。译作不是原作的附庸，而是原作的再生。原作和译作不是主从关系，而是平等互补的关系。翻译不仅仅是传达原作内容的手段，而更主要的是使原作得以延生的手段（刘桂兰，2010：74—75）。译作和原作相互联系，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两者体现着《周易》里所谓的阴阳关系：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互感互摄，互存互生。所以说，生生之谓译。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透视翻译含义：（1）“译含三义”：简易、变易、不易；（2）“生生之谓译”：创生、相生、生生不息。联系《周易》中的“易之义”，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易具译之理，译得易之用，“译”与“易”相通，理无二致。

《周易》雄踞群经之首，是一部蕴藏无穷智慧的宝典，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将其运用到翻译含义的阐释中，只是取其极为微小的一部分，犹如取九牛之一毛。大易翻译学研究中，创造性地利用《周易》的智慧必将为其开辟一片广阔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