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台湾学宫建设探析
学宫是地方官府祭祀孔子的庙宇，又称文庙、黉宫、孔庙等，历史十分悠久。马端临《文献通考》卷43《学校考》载，自唐以来，“州县莫不有学，则凡学莫不有先圣之庙也”，形成庙学合一规制。学宫是地方社会对民众传播教化的标志性建筑。学界对学宫与地方社会变迁之关系关注甚少。[1]本文主要讨论台湾学宫建设与社会整合之关系。
一 学宫在台湾的逐步建立
台湾学宫最早建于明郑时代，据连横《台湾通史》卷11《教育志》记载，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学校之设，犹未遑也”。直到其子郑经继位，台湾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才“建圣庙，立学校”。同时还在天兴、万年设立州儒学，开科取士，“台人自是始奋学”。圣庙就是学宫，与学校连在一起，“择地宁南坊，面魁斗山，旁建明伦堂”。圣庙竣工之日，郑经率文武百官“行释菜之礼，环泮宫而观者数千人”，可谓盛况空前。明郑时代的学宫建设，为清统一台湾后发展教育，推行教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清人入主中原前，已高度重视文化的教化作用，清太祖努尔哈赤时就确立“为国之道，以教化为本”之国策。[2]清代统一台湾后，官府对边疆社会台湾教化问题的推广，显得尤为迫切。康熙二十四年（1685）台湾府巡道周昌指出：“台湾既入版图，万年起化之源，正在今日，此移风易俗，厚生与正德相维为用。宪台与道宪之请建学校、行考校，诚审乎教养之根本，为海天第一要务也。”将兴学作为治理台湾的第一要务，与朝廷教化政策相吻合。周昌身体力行，“甫下车，知士为四民之首，欲正风俗以善人心，即行月课、乡约，海滨士子皆喁喁然慕义向风。今已历岁余，月课文章已觉日进，仰望兴学、考校，不啻摩砺以须。是以本道因赋税已定、民生已宁，遂有请建学校，以培士气之请”[3]。
康熙统一台湾后，学宫建设尚处于起始阶段，康熙《台湾府志》卷10《艺文志·序》称台湾“十余年间，声口弦诵犹未广也”。但随着大陆移民的不断涌入，这一状况有了明显改观，康熙中后期，台湾“置郡县、立学宫，凡所取士之典，皆与内地同，始彬彬称治，为海邦邹鲁矣”[4]。以邹鲁比喻台湾文教为时过早，但学宫因陋就简地创办则是事实，“百务草创，规制苟简，诸罗学宫，茆屋三楹，更大不称”。由于台湾早期城池建设滞后，严重地影响了学宫建设，康熙《诸罗县志》卷11《艺文志》载，高拱乾主政台湾时，“每问其令，以城垣未建，学基恐有更易为对。荏苒三载，时惄余怀。今余瓜期已届，诸生以旧基甚吉，欲谋拓新，而诸罗及台、凤三城营建尚未有日，则先大吾夫子之宫，又务之当急者也”。可见，学宫是传统社会城市建设中必备的组成部分。
尽管台湾城市建设缓慢，但学宫还是因陋就简开始建立。台湾府的学宫是在明郑文庙基础上整修而成，“府学在府治西南宁南坊，因伪时文庙而修改焉”[5]。乾隆时高拱乾《台湾府志》卷10《艺文志·公移》载：府学“屋共三进、两庑矮屋数间而已，并无泮池、明伦堂、启圣殿、衙斋等项，圣殿止有一间……此不过伪时草草之规模”。由于新学宫建设“工力繁重”，而经费又无来源，“既不能议捐于寥寥之贫吏，又不能议劝于落落之穷儒”。但又必须改变原先“狭小之规模与草创之茅茨”，否则“不特无堂斋廊舍以为师生弦诵之地，即御书扁额亦无从悬竖，甚非所以肃海外之观瞻，以弘一统文明之化也”。于是清初的台湾官员不断捐银整修，“虽经卑府与宪台各捐银二百两修葺整顿，然原屋隘陋，不能大为扩充。非另行拆造，实不足以崇宫墙泮水之观瞻”。学宫建设如此艰难，也显示台湾开发初期的筚路蓝缕。清初台湾行政建制为一府三县，府学在旧文庙基础上修建，而台、凤、诸三县因“原无学宫”的缘故，令官府颇为棘手，但为了显示教化的象征意义，“各县草创茅茨，聊供圣贤牌位，以尽春秋祭祀之礼，诚不可谓之文庙也”。这些文庙仅仅是在简陋房屋里摆上圣贤牌位而已。蒋毓英《台湾府志》卷6《学校》记载：康熙二十四年（1685），台湾、凤山的县学“就伪遗房屋修改文庙”，诸罗县学则“草创茅茨为文庙”。这些象征性文庙的建立，说明了教化在清初台湾显得尤为迫切。
清前期台湾作为新开发区，一切几乎都从头开始，尽管官员十分重视，但学宫建设仍相当艰难。台湾县学宫建设即是例证。康熙二十四年（1685）学宫草创，康熙二十九年（1690）知县王兆升重修，康熙四十二年（1703）知县陈瑸“建明伦堂于文庙之右，讲学始有其地，仍捐俸三百两，构买杉木，重新文庙。甫兴工，以钦取离任。四十三年王仕俊成之……至于庙外栅栏、照墙，屡为风雨倾坏。四十七年知县张宏重修，旋葺旋圮，终非久远。四十九年陈瑸以四川学道观察台阳，始易栅栏为围墙，礼门、义路悉备……于庙之两旁，建斋舍十四间，为诸生肄业之所……五十七年七月霖雨浸淫，飓风大作，两庑围墙几成平地，礼门、义路竟作通衢。五十八年秋，海防同知王礼摄县篆，召工取材，捐俸修筑，牢以砖垣、涂以丹漆。从此庙貌巍然，规模壮丽”[6]。可见，台湾县学宫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至康熙五十八年（1719）的30余年中，历经数任官员，才粗具规模，官员对台湾学宫建设的执着精神令人钦佩。但学宫在康熙年间屡建屡圮，说明此时台湾社会经济仍处于发展阶段。
乾隆以后，随着台湾经济的逐步上升，学宫建设也步入正轨，乾隆十四年（1749）巡台御史杨开鼎鉴于学宫“朽蠹剥蚀，复不可支，非彻底建造，难云固也”，经过此次修缮，“庙貌焕然改观，殿庑轩敞倍于前”[7]。值得关注的是，乾隆以后，台湾士绅阶层崛起，并成为学宫建设的主要倡导者。乾隆十五年（1750）廪生侯世辉等捐资“修庙门左忠义祠，改门右土地祠为孝悌祠，建学廨于崇圣祠后为训导宅”。乾隆四十年（1775）举人陈名标、州同知陈朝枢等“醵资请大修”。嘉庆二十五年（1820）岁贡吴春芳等“再修正殿”[8]。这意味着乾隆以后台湾社会文教事业已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诸罗县学宫也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四十七年（1708）、五十四年（1715）、雍正八年（1730）、乾隆十八年（1753年），凤山县学宫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五十八年（1719）、乾隆二年（1737）、十年（1745）、十七年（1752）在当地官员及士绅倡导下屡屡得以增修、扩建，[9]显示了官府对文教的重视。
学宫是地方教育的标志性建筑，由一组建筑群构成，形成一定规制。台湾学宫几乎完全按大陆式样建设。高拱乾《台湾府志》卷10《艺文志》云：学宫“照内地规制，估计建造者也”。《台湾中部碑文集成》第38页收录的道光十一年（1831）《重修彰化县学碑记》也载：台湾“自康熙二十二年归列版图……教养并重，兴建文庙，与内地各县同”。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卷10《学校》载，台湾府儒学由大成殿戟门、棂星门、泮池、崇圣祠、大成坊、泮宫坊、朱子祠、文昌阁、明伦堂及学生斋舍等构成。这一建筑式样是大陆学宫在台湾的翻版，其中的朱子祠则是台湾移民主体中的福建文化的典型反映，凸显闽南文化特色。据台湾学者研究，“台湾各儒学除主祀孔子以行释典之外，特附设朱子祠”[10]。这一建筑式样至少开始于康熙末年，《台湾教育碑记》第5页收录的康熙五十二年（1713）陈璃《新建朱文公祠碑记》就是例证。[11]台湾文庙作为一种建筑形态，既遵循传统孔庙的基本建制，又表现了地域文化特征。[12]
二 台湾学宫建设的经费来源
学宫的建设与修缮，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基础来支撑，创建时需要资金，后来维持也同样需要资金。而清初台湾尚属荒蛮，地方财政相当薄弱，学宫建设资金多由热心社会教化的地方官员及后来的生员捐资而来。
海岛台湾多雨，且常遭台风袭击，这对早期简陋的学宫建筑，无疑是重大灾害。学宫一遇风雨就要修葺，已成为地方的经常性事务。台厦道陈瑸在《重修府学碑记》中载：“台湾荒岛也，夫子庙在焉……惟大成殿岿然为鲁灵光，若启圣祠暨两庑、棂星门皆倾圮剥落过半，前后庙基，被水潦冲啮，陵夷就低。”[13]《台湾教育碑记》第8页收录的康熙五十四年（1715）蔡世远《重修诸罗县学碑记》说，诸罗县学遭飓风而“屋瓦门墙皆倾”。当然，除了自然灾害，还与早期学宫建筑质量较差有极大关系，而频繁修葺，反而加大了经费的压力。这一情况到乾隆以后发生变化，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卷8《学校》记载了各地学宫建设，不仅建制基本完善而且还增加了彰化县学宫，这说明移民对台湾的垦殖已取得了明显成效，台湾社会经济发展已步入正轨，公共事业性建筑费用筹措比较容易。
台湾地方官员捐俸和生员捐银是学宫建设的重要经费来源。据周元文《重修台湾府志》卷10《艺文志》记载，诸罗县学宫建设经费来源有县令毛凤纶“俯从诸生林先春请，捐俸四年，计银二百八十两”。康熙四十三年（1704）秋，县令宋永清“慨然以建学为己任，设缘疏、制弁言而募捐金焉……捐俸银一百一十两。前任教谕丁君必捷捐俸一十两，廪生捐银一十两三钱三分，贡生捐银五钱，生员捐银一十三两”。可见，官员捐俸是早期学宫建设的主要经费来源。早期台湾官员总是竭尽全力筹措学宫建设经费。乾隆《重修凤山县志》卷8《职官志》载，康熙二十六年（1687）黄赐英任凤山教谕，“时县初置，文风未盛。英任其职，以培育人材为己责，日进诸生勤训课，捐赀置嘉祥里学田二十甲，赤山庄学田二十甲，以供文庙香灯及诸生月课费”。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3《职官·列传》载，康熙时凤山知县宋永清，“尤雅意文教。初，硫磺水官田地瘠租重，民率逋逃，永清详请薄其赋，另募耕种，充为文庙香灯”。
清廷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开始在台湾设立学额，学额的逐年累积，逐渐形成了士绅阶层，他们在学宫建设中发挥了突出作用。据康熙四十一年（1702）《重修台湾府学文庙新建明伦堂记》载，除文武官员外，参加捐助“文武生员”多达170余人。[14]乾嘉时期，学宫建设的规模越来越大，耗资也越来越多，但士绅捐助数额也愈益庞大。如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246《国朝人物·孝义传》载，台湾府学廪生林朝英“以赀授中书衔，尝董修府学及县学宫，捐四千二百余金，又充课田若干亩”。彰化初置县时，“因陋就简”创建学宫，乾隆十六年（1751）“绅士施士龄、张方大等始有重修之议，各输金为资，益以张达京庚午报捐之项，得白金七千有奇”。以后的历次重修也离不开士绅的参与，乾隆二十三年（1758）岁贡生吴洛及绅士张方大、吴溶之、张达京、施士龄等70人参与其中。[15]淡水设厅后，厅学却迟迟未设，据同治《淡水厅志》卷5《学校志》记载，嘉庆十五年（1810）“生员张熏、郭菁英、王士俊等呈请设立学宫，一应经费，愿自鸠捐”。嘉庆十九年（1814）得到官府批准，嘉庆二十二年（1817）同知张学溥，举贡生林玺，廪生郭成金、郑用锡、林长青，监生林绍贤等捐题建造文庙，耗资“二万千百有奇，不费公帑一丝”，淡水士绅“争先好义，慷慨就捐”，历经8年才竣工。[16]
乾隆以后，商人势力也在台湾移民社会崛起，学宫建设又多了一条经费来源的重要途径。《台湾南部碑文集成》第124页《重修台湾府学明伦堂记》记载，乾隆四十五年（1780）台湾府学重修明伦堂时，“台中绅庶所有乐助捐输者，咸勒于石……北郊苏万利捐银二百元、南郊金永顺捐银二百元、糖郊李胜兴捐银二百元”。参与捐款的北郊、南郊、糖郊等均是清代台湾对大陆贸易的大商人集团，他们的捐款数额占总额一半，反映学宫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成为上至官员绅士，下至商人广泛关注的焦点。随着台湾开发的不断深入，富裕起来的民众也踊跃捐资，支持学宫等文教事业建设。光绪《台湾通志·列传》记载，同安苏天池“尝置产台湾嘉义县，以嘉义士赴省试，航海费多，捐田租百石，岁输县学分给，其公车北上者亦量赠焉！名曰宾兴租。士林感之，又捐数千金修学宫及朱子祠”。可见，台湾学宫建设资金来源途径被不断拓宽。
台湾文献对学宫经费的具体分配也有所记载。嘉庆《续修台湾县志》卷3《学志》载，该县儒学田收租300余石，为文庙春秋祭祀、礼生佾生辛劳费及月课饭食赏给费等，嘉庆十一年（1806）光禄寺署正林朝英捐银800两，置凤山下淡水港东里租124石，为早暮香灯用。另据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卷6《赋役志》记载，府学田收入分别作为教学、文庙、各祠香灯、祭祀及月课、修葺等经费。学宫教师工资、生员补贴、杂役费用等由政府专款资助，道光《彰化县志》卷6《田赋志》记载，教谕俸银40两，训导俸银40两，廪生10名，斋夫（打杂）、门斗（看管者）各3名，每年均补贴银两。
三 学宫的教化功能
教育是向大众推广教化的最主要手段，而学宫则是地方教育中的最高机构，其教化功能备受社会重视。学宫通过有目的的教育和训练，培养人的言行举止符合既定的社会规范。陈瑸指出：“文庙之宜改建，以重根本也。盖圣人之教，与王者之化俱远。”又云：“风俗系乎教化，教化重乎人才，人才由于学校”，将学宫视作“兴贤育才，为收拾人心之大机”场所。[17]《台湾教育碑记》第12页收录了黄叔璥《重修台湾县学碑记》称：“惟学校之设，所以长育人才，一道德，同风俗，教孝教忠也。”
学宫建筑位置的独特也体现其教化之特殊功能。地方官员对学宫建筑位置十分重视。《台湾教育碑记》第38页收录的道光四年（1824）《捐建淡水学文庙碑记》载：“文庙之风水关乎文运之盛衰，非扶舆磅礴之所结，山川灵秀之所钟，无以为卜吉地也。”而环绕学宫建设的祠庙建筑更凸显了官府注重学宫对民众的教化功能。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卷7《典礼·祠祀》记载，台湾府名宦祠建于学宫门外左侧，乡贤祠位于学宫门外右侧，朱文公祠在府学左侧；台湾县的名宦祠在学宫内，乡贤祠在学宫内，忠义孝悌祠在学宫内左侧。此外，为褒扬对台湾发展有重大贡献的功臣祠也建在学宫附近，如为彰显镇压林爽文起义的功臣祠“在宁南坊郡学宫南，西向，乾隆五十三年（1788）奉旨建，祀平台大将军福康安、参赞大臣海兰察”等功臣；表彰女性守贞的烈女节妇祠也多建在学宫旁。[18]
清代台湾移民社会时常发生民变，因此通过学宫来普及教化就更为迫切。据道光《彰化县志》卷4《学校志》载，清代各朝皇帝颁勒赞颂孔子的匾额，均在台湾各学宫悬挂，说明台湾教育发展与国家步调一致。而地方官深入学宫的系列活动，更凸显了官府对学宫教化的重视。康熙《诸罗县志》卷5《学校志》载，诸罗县官员每月初均到学宫，“与学博诸生讲求御制训饬士子之文，文字一本之经术，申之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无为沾沾科举是崇”。学宫还是地方官传达朝廷法令的重要场所。康熙九年（1670）上谕十六条颁布，规定“每月朔望，有司偕绅矜，齐集明伦堂及军民人等，俱听宣讲”[19]。这一指示随着台湾学宫建设的正规化，在台湾同样得到了坚决贯彻。乾隆《重修台湾县志》卷7《礼仪志·乡约》记载：“每月朔望日，知县传集绅衿耆庶于府学明伦堂，设龙幄香案，奉律谕。文武各官行三跪九叩礼，毕，分东西坐班。设讲读台案于门外，北向。诸生耆老列两廊，兵民人等立台下东西。木铎老人升台，振铎，高声宣圣谕十六条。……宣毕，堂上鸣讲鼓。约讲生恭捧圣谕广训（雍正二年颁发）并所奉到上谕升台立讲案前，高声讲解，众等肃听。讲毕，各退。其僻远里社，知县未能遍至，则绅士董之。”
祭祀孔子是学宫活动的大事，又是学宫对师生进行教育的重要方式，通过定期、不定期的祭祀活动，树立儒家先圣先贤在师生心目中的楷模形象，从而对社会产生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台湾祭祀孔子的仪式基本按大陆程式进行。周元文《重修台湾府志》卷6《典秩志·文庙》记载：文庙每年二、八月举行大祭，参加祭祀的官员、教谕、生员均要斋戒，祭祀当日由知府知县率领众人在乐曲伴奏下，先后祭拜孔子、各配位先哲先贤，朗诵祝文，最后祭拜朱子，整个过程庄重肃穆。道光时期，台湾学宫祭拜的孔子像也从山东临摹而来，《台湾通志稿》卷5《教育志》记载：分巡台湾兵备道徐宗干“致力德教之作兴，慎事儒学之崇祀，尝知山东兖州曲阜县时，曾获存其学宫之吴道子笔孔子像拓本，（道光）二十八年来台之际，乃携授台湾府儒学石耀祖重镌，分颁学生以肃瞻仰”。地方官到任或巡视都要到学宫祭祀孔子，这在台湾移民社会更为引人注目。《台湾教育碑记》第19页收录的《重修府学文庙碑记》记载，巡台御史杨开鼎于乾隆十四年（1749）夏“衔命巡方兼视学兹土，至则恭谒文庙，环视殿庑堂宇”。台湾知府褚禄“奉调来守台郡，越日，斋祓谒圣，仰瞻庙貌”。据乾隆《重修台湾县志》卷5《学校志》记载，按照规定，地方官每逢朔望还要到学宫行释菜礼并讲学。《台湾教育碑记》第10页收录的康熙五十八年（1719）凤山教谕富鹏业《重修凤山文庙碑记》称：“莅任之初，从邑侯李公丕煜行释菜礼。”这些象征性的仪式强化了官府重视教化的信念，也对民众起到了示范效应。
随着台湾学宫建设与规制的不断完善，其社会效益日益明显。康熙时高拱乾《台湾府志》卷10《艺文志·序》记载，希望通过学宫建设，培养台湾民众普遍的文教水平，“人文骎骎蔚起，即深山邃谷文身黑齿之番，皆知向风慕学”，最终形成台湾“海波不扬，内外如邹鲁”的社会气象。这一愿望在乾嘉以后，随着学宫建设的发展，取得明显的良性功效。同治《淡水厅志》卷5《学校志》记载，台湾“风俗之美、人才之盛，皆视学校为转移。淡厅初辟，土虽沃衍，民多杂处，革故鼎新，责在贤吏。百十年来，建设学宫、加广学额，辅以书院，勤以训课，人才奋兴，俗尚丕变……吾知他日文物冠裳，必不减于海滨邹鲁矣”。这一记载与评论应是中肯的。
但是清前期台湾移民社会反复出现各类民变，与史料中“彬彬称治”“海邦邹鲁”相左。我们认为，学宫教化功能的体现应是循序渐进的，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传统教化方式到清代已趋于僵化，也是造成社会紊乱的一个因素，否则难以解释大陆也时有地方动乱发生。清前期台湾移民以单身男性为主，人口流动频繁，他们赴台的首要目的是追逐财富，教育对移民来说还属其次，真正的教化难以很快走上轨道。[20]地方志就明确说明了这一现象，康熙《诸罗县志》卷5《学校志》记载：“诸罗之人，其始来非商贾则农耳，以士世其业者，十不得一焉，儿童五、六岁亦尝令就学，稍长而贫，易而为农商与工矣，或吏胥而卒伍矣，卒于学者十不得一焉。”即使有教育存在，但由于移民人口素质不一，执教者也多滥竽充数，自然会影响台湾教育质量，康熙《诸罗县志》卷8《风俗志》记载：“内地稍通笔墨而无籍者，皆以台为渊蔽，训蒙草地或充吏胥。辍八比未久者，科岁与童子试，其奸猾而穷无依者，并为讼师。”正因如此，师道之尊在台湾早期也无从谈起，陈文达《台湾县志》卷1《风俗》称：“从学者并无供米、供膳之礼，贫乏之家固无足怪，众所称为富饶者，亦拘于流俗，刻薄其师。”
总之，清代统一台湾后，台湾的治理几乎全部按照大陆模式进行，而随着大陆移民入台，不同地域移民以及移民与台湾少数民族间的纷争，使台湾的教化问题更加突出，早期入台官员均把建设学宫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基本保证了学宫在台湾官方话语中的象征意义。台湾学宫建设经费由艰难到良性的筹措过程，显示了移民逐渐把烟瘴之地的台湾开发成东南米粮基地的发展历程，也意味着台湾移民社会逐步内地化的发展历程。清代台湾移民教化离不开学宫建设，台湾学宫模式均是以大陆为蓝本进行的，学宫建设的完善，预示着大陆传统文化已在台湾扎根，台湾文化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林从华《闽台文庙建筑形制研究》着重从建筑视角进行探讨，载《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年第1期。台湾学者尹章义在《台湾开发史研究》（联经出版公司1989年版）对台湾学额变动与社会变迁情况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此外，李颖在1999年《台湾研究》第4期和2000年《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第1期上分别发表的《清代台湾社学概述》和《清代台湾土番社学述略》两文，侧重论述了清代官府通过设立社学加强对台湾少数民族居民的教化。
[2] 《清太祖实录·满洲实录》卷6，天命四年六月壬子，《清实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5页。
[3] 康熙《台湾府志》卷10《艺文志·公移》。
[4] 康熙《重修台湾府志》卷10《艺文志·记》。
[5] 康熙《台湾府志》卷6《学校》。
[6] 康熙《台湾县志》卷2《建置志·学校》。
[7] 乾隆《重修台湾县志》卷5《学校志·学宫》。
[8] 嘉庆《续修台湾县志》卷3《学志·学宫》。
[9] 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8《学校·学宫》。
[10] 黄纯青、林熊祥主修：《台湾省通志稿·教育志》，成文出版公司1983年影印本，第17页。
[11] 夏德仪辑，百吉点校：《台湾教育碑记》，《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175册，大通书局2000年版。
[12] 林从华：《闽台文庙建筑形制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年第1期。
[13] 乾隆《重修台湾府志》卷22《艺文·记》。
[14] 黄典权：《台湾南部碑文集成》，《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173册，大通书局2000年版，第5—7页。
[15] 刘枝万：《台湾中部碑文集成》，《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175册，大通书局2000年版，第2页。
[16] 夏德仪辑，百吉点校：《台湾教育碑记》，《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175册，大通书局2000年版，第38页。
[17] （清）陈瑸：《陈清端公文选·条陈台湾县事宜》，《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152册，大通书局2000年版，第1页。
[18] 同治《重纂福建通志·坛庙·台湾县》。
[19] 同治《淡水厅志》卷5《学校志·规制》。
[20] 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